和而不同的北宋宰相——王旦

文：韩鹏

    在中国历史上，玩“祥符”、“天书”、“祥瑞”一类把戏的帝王并不少见，但像北宋真宗赵恒亲自策划、制造，召集百官，亲引道场，建宫殿，登封泰山，祭祀后土和老子，建祥源观，沉湎十一年之久不能自拨者倒也不多。一直到赵恒死后，才有人出来了结这一事件。

    平心而论，赵恒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对抗辽国入侵时，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寇准的意见，毕竟还亲征前线，比以后宋徽宋赵佶在金军进攻时望风而逃、宋钦宗赵桓一味求降要强得多。

    “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对御敌护国束手无策，提出逃跑主张，可对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赵恒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本来，“澶渊之盟”被视为北宋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赵恒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寇准则是将赵恒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赵恒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本来就不大情愿北上抗敌的赵恒，便将“澶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

    于是，在王钦若“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地煽动下，赵恒开始大搞封禅。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赵恒“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他还进一步让赵恒“解放思想”，说：“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赵恒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竟也如此回答。

    宋真宗脸上笑言荡开，显然开心不已，认为王钦若为自己找到了挽回奇耻大辱和面子的办法。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赵恒唯一害怕的就是首席宰相王旦会出来反对，就问王钦若：“宰相王旦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王钦若拍胸脯：“我转告他，说道是陛下您的本意，他应该听话。”赵恒就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果然，王旦得知是皇帝要搞“造神运动”，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对王钦若支支吾吾。

    在得知王旦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信息后，赵恒在宫中亲自给王旦摆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尊，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尊中全是珍珠美玉。他马上就明白了，皇上设宴赐宝是想要封住自己的口，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就只有缄口不语了。王旦已经预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从此便对人造天书和封禅之事采取了不谏不议的态度。

    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成，达到了排斥寇准和摆布赵恒的双重目的。赵恒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声中，赵恒 “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了这种虚幻的“大好形势”之中。

    其实，直接参预王钦若阴谋的人极为有限，多数大臣只是跟着附和而已，但首席宰相王旦的态度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恒最担心的是王旦的反对，实际上若是王旦能够与平时一样坚持正确立场的话，这场闹剧确实是演不成的。王旦的出身、经历、能力、品行可以说是完美无暇的。他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也备尽荣哀，以后还被配享赵恒庙廷，所立碑上由宋仁宗赵祯御笔题为“全德元老”的最高待遇。

    赵恒对宰相王旦十分信任。赵恒亲征澶州时，留守开封的雍王赵元份得了急病，赵恒命王旦赶回代理京都留守。王旦临行时要求赵恒召来寇准，并提出：“要是十天之内未得到捷报，我应该怎么办？”赵恒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就立太子为帝罢。”王旦敢于向赵恒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足见他的无私无畏。果然，他回首都后直接进驻皇城，严密封锁消息，直到欢迎赵恒回京时，家人才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是从皇城里出来的。在国家危难的重大时刻，王旦公而忘私，没有为自己小家的安危做任何进退的打算。

    王旦深知寇准的忠直，尽管寇准一直在赵真宗前说对他不利的话，他却总是赞扬寇准。赵恒感到不解，王旦却说：“我任宰相日久，政务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准对你一点不隐瞒，更说明他对陛下忠诚，所以我更器重他。”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寇准被罢相后，托人向病中的王旦要求任使相（亲王、留守、节度使等加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都称为使相,不参预朝政和签署朝政命令,但可以副署除授大臣的诏令）一职，王旦回答说：“将相的职位岂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请托。”寇准十分忿恨。不久，寇准的任命下来，竟有使相一职，寇准向赵恒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赵恒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赵恒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一句话化解了赵恒的不满，也就不再追究寇准的过分行为。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赵恒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地当上宰相。但王旦在世时，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赵恒面前争吵，引起赵恒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劝赵恒按正常途径处理。

    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投机钻营的人，他却不屑一顾。当翰林充学士兼龙图阁学士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对献祥瑞的吹捧文章时，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太监刘承珪深受赵恒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赵恒也帮着他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动，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怎么办？”赵恒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解到值得推荐的人才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副相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造（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是非观。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与太监周怀政同行，周怀政想找机会与他接近。王旦为回避周怀政，坚持等随从到全才穿上公服在公堂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马上退场，绝不私下与周怀政相见。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还有一次，京郊发生了蝗灾，有人拾了死蝗虫后报告给赵恒，赵恒就拿给大臣看了。第二天，有的大臣就带着死蝗虫请求赵恒在朝堂展览并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满朝大臣都赞成这个提议，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赵恒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又一个算命的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赵恒知道后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却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赵恒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赵恒说：“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赵恒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以防止赵恒反悔。果然，赵恒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派人来取证据，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不少官员逃过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他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赵恒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王旦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王旦性格平和，即使对家人也从不发怒，饭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从不怪罪。家里人发现后，想试试他的耐性，就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王旦看见肉汤不干净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于是，家里人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点墨，他看见饭不干净，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

    王旦顺从赵恒，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尊美珠，而是不敢与赵恒对抗。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赵恒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当他意识到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表示不顺从了。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言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即替皇帝伪造“天书”圆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地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体力不支。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王旦病故，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下葬。”宋真宗亲临治丧哭奠，废朝三日。追赠他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清，后来又将其配享真宗庙内。

    王旦和而不同的做人做事风格，被许多后人所认可，对后代宰相行政管理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就个人人品来讲，王旦是无可挑剔的，可称为是一代师表。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做人、做事，真得值得我们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