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归根结底靠人，二战时日本为应对战事扩大如何调动人的因素？

1868年，日本实行维新变革，表面看是顺应时代潮流，其实何尝不是被迫进行？只有变革才能图强，强大了西方’蛮夷’才不敢欺凌，日本才不会陷入主权危机。

这样说来，日本明治维新带有一定的目的性，那就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壮大，逐渐将西方列强赶出日本乃至亚洲，让亚洲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欧美控制。

事实上，日本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早在1873年前后，维新政府领导人及精英知识分子就提出’泛亚细亚主义‘，呼吁亚洲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为赶走沙俄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势力，日本不惜发动日俄战争；后来又发动珍珠港事变，以便清除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还剥夺英国对新加坡和缅甸的统治，驱赶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及周边岛屿的占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另一方面，日本驱逐西方帝国主义出亚洲的过程，也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其残酷性比起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吞并琉球、朝鲜后，将这两国人民视为边缘人，很多企业打着’朝鲜人及琉球人不得申请’的招牌，使得他们为谋生只能干苦活、脏活、累活；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数千朝鲜人被怀疑图谋造反而遭杀害；19世纪40年代，众多朝鲜妇女被强征做’慰安妇’，遭到暴虐；此间越南近百万人因稻米被日军强收而饿死。上述所列，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然而，日本并不觉得自己罪不可赦，也不感到势单力薄，其’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一以贯之，取代西方列强，兀自当起亚洲霸主从未改变。

不过，’做贼心虚’，日本毕竟是’小国寡民’，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亚洲太平洋战争时，自知是冒险行为，胜算不大，就像当年挑起日俄战争一样，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日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这就迫使日本法西斯政府务必做好全方位动员，集全国力量，与亚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较量。

那么，战时日本政府做了哪些动员部署呢？这可以从政治、经济方面一探究竟。

政治上，强势推行’政治新秩序’

为将广大民众对战争的冷漠情绪转化为对政府的狂热支持，日本军方、主要官僚、民间右翼分子等一致呼吁首相近卫文麿能扮好火车头一角，建立单纯的法西斯体制，强力动员社会大众，发挥他们的经济力量与精神力量。

在此背景下，1940年7月，近卫文麿开始颁行’政治新秩序‘，强行取缔所有政党，各议员政治精英务必加入’翼赞议员同盟’，这就为统一战争思想和口号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东条英机上台后，更加严厉打压不同声音，为战争造势，那些对战争不满的人只能暗地里抒发牢骚，如果大声喧哗，反对战争，将立即被捕，遭受牢狱之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鼓动性和号召力。日俄战争前，受到政治蛊惑的日本民众对战争趋之若鹜，当战争结果不尽人意时，他们义愤填膺，怨声载道，发端于1905年的抗议行动一直持续至1918年，这就动摇了社会大众对战争的执念。然而，当局深谙政治的作用，不断制造政治恐怖气氛，’二二六事件’以及对进步思想、保守思想、自由思想的打压，就很好地体现了他们运用政治的能力以及取得的效果。

而今大战期间，政府高层根据形势又强力推出’政治新秩序’，解散一切政党，强迫议员政治家加入’翼赞议员同盟’，足见战时日本国内的政治肃杀气氛，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对战争说不？只能无谓地充当非正义战争的机器，任由法西斯政府驱遣。

经济上，积极实行’新经济秩序’

1、《国家总动员法》和’产业报国联盟’

1938年3月，近卫文麿推动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随后宣布战争进入’紧急时期’，由此获得更大权力，得以动员’所有物资及人力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

这年7月，内务省、厚生省联合组建’产业报国联盟’，到次年末，参加该联盟的各地企业增加至19000个，雇员达300万。

1940年，近卫文麿将’产业报国联盟’更名为’大日本产业报国联盟’，涵盖36万人的近500个工会被取消，统一改成’报国会’，两年后，全国87000个工厂成立报国会，入会成员高达600万。

1941年，近卫文麿借助总动员法设立’统制会’，以便对各行业原料及资金进行分配，设定价格和产量，成为新经济秩序强有力基础。

国家总动员法进一步赋予首相以更大权力，这就为战时独断专行扫清了障碍；产业报国联盟的建立和推行，就在全国不同行业营造了’报效祖国’的氛围，由此激发了全民战争热忱，以致于开战后，劳工团体毫无怨言，他们对战争的支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怪乎战事扩大后，日本能够对东西长约9700千米、南北宽约6400千米的广大区域进行短期有效控制。

2、全民动员，一切为了战争

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实施后，内务省、厚生省与各级学校通力合作，强行将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军工企业，从事武器生产。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战况渐趋紧张，由于军人吃紧，不得不征召男性工人入伍，于是16-40岁的青壮年男子以及16-25岁的未婚女性便被安排到他们的岗位，这些新充实的工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增长至200万，男女各占50%，原来女性多被要求扮演’贤妻良母’角色，而今也顾不上了。

1943-1945年，由于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战争气氛愈加惨烈，政府开始动员男女学生到工厂干活，为战事助力，这些学生人数比上述新充实的工人还要多100万，足见前方战事厉害程度。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还派人强招上百万朝鲜和中国工人，前往厂矿劳动，这里环境艰苦，监管也特别严厉，很多工人因不堪重负而死去。

人是决定性因素，但日本人口在二十世纪初也就450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此可见二战期间日本能够投入战事的人力资源并不富足，否则，也不至于动员未成年学生及广大女性到军用工业，从事军需品生产，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而正是人手不够，才会从亚洲大陆强征大批非日本人到厂矿劳作，显然他们并不会接受日本的动员令，必然是被迫的。

3、削弱地主力量，保护佃农、小自耕农利益

为确保军粮供应，1939年日本农林省开始插手米价和田租，要求统一设定稻米价格，将田租限制在一定范围。

3年后，政府颁行《粮食管理法》，要求对稻米批发、零售及运营直接管理，具体方案为农民将稻米直接卖给政府，再由政府转售。

按照政府出台的农村统制政策，凡下田实际耕种的生产者，将获得稻米高价位待遇，而不劳而获的地主只有接受低价位，这就是战时双重农价制度，即’地主稻米’价格与’生产者稻米’价格两种价位。

起初，不论农民还是地主，稻米统购价均为50日元/石，不过农民将额外获得政府补贴5日元，到战争末期，农民生产者稻米补贴价已增长200日元，也就是政府出价250日元/石用于购买佃农及小自耕农稻米，而收购地主稻米的价格原封不动，这样自耕农及佃农的利益就得到了保护，地主的经济基础反而遭到打击，显然，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前方粮食的稳定供应。

幕府时期，由于等级森严，农村生产者一律以农民谓之，还不曾有地主与佃农之别，顶多贫农、富农而已。但是到了明治’新时代’，由于政府失策，农村开始出现三级分化，即地主、自耕农和佃农，佃农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主坐享其成，活得优哉游哉，一晃就是半个世纪。

如果不是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当局岂会仁至义尽，提高被剥削者地位，打压地主阶级的力量？但农民毕竟是受苦阶级，政府稍微施与恩惠，便感激涕零，他们不会过问战争正义与否，只会为了一时的利益提高而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结语

近代日本实行维新变革后，国家面貌开始日新月异，实力逐步增强，由此夜郎自大，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将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用于周边近邻，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将战争扩大至亚洲太平洋广大区域。

可是，日本的胃口虽然很大，却因自身先天性不足无法消化，与多国为敌，必然令其难以招架。此时，骑虎难下，为将战争硬撑下去，只好动员一切力量，以便垂死挣扎，企图像日俄战争一样侥幸获胜。

于是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多轮驱动，正所谓全民动员，草木皆兵。就政治而言，’政治新秩序’应运而生，解散各个党派，禁锢反战思想，目的就是将民众对战争的冷漠情绪转化为对国家的狂热支持，这样受到政治蛊惑的社会大众，热情定然空前高涨。

就经济而言，非常时期，’新经济秩序’呼之欲出，为进行战争总动员，日本政府出台了《总动员法》，并成立’产业报国联盟’，以此激发企业与雇员的报国热忱；为解决人手不足问题，政府已顾不上成年与否、是否为日本人、也不管男女性别，只要能为战争出力，统统派上用场。就拿妇女来说，明治维新以来，妇女一直作为’贤妻良母’看待，地位卑贱，而今女性也成了’抢手货’，据统计，从1941-1944年，近150万年轻女性充当劳动力，在战时巅峰时期，竟有1400万妇女被动员到家庭以外的场所工作，在整个社会劳动力中占比42个百分点，可见广大女性为战争作出的牺牲之大。

然而，无论日本政府怎么动员，都改变不了败局的厄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日本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就注定其必然走向灭亡，根本不会有任何希望和出路，或许这就是战后日本人民痛定思痛，极力反战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