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刘文彩究竟收多少地租？

2013年5月，我在刘文彩嫡亲孙子刘小飞先生的陪同下，在大邑县安仁镇拜访了原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馆长，现任建川（抗战/文革）博物馆副馆长的吴宏远先生。访谈中关于刘文彩如何收取地租的部分，根据笔记整理出来并加以简单分析，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据吴宏远的解释，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安仁一带，农民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生活，最低限度需要耕种人均1.5亩土地，而每亩土地平均出产500-600斤谷子。租种刘文彩土地的农民每亩需固定支付1石（dan）1 或1石2租金，每石相当于现在的330-400斤。

我们假设有一个四口之家，租了八亩地，年收成（按中间数550斤/亩计）为4400斤谷子，地租取中间数（360斤X1.15石），为414斤/亩，八亩需交3312斤。这样算下来，农户到手的粮食大约1088斤谷子，即人均272斤/年（272斤谷子只能打出190斤大米，月均16斤左右。）如此算地租率高达75%，这个百分比可能正是支持农民受到地主 “残酷剥削”的理论的实证依据。

但吴宏远又指出，四川粮食一年两季，刘文彩只收一季大春（5月-9月）作物，即稻谷，小春（10月到次年4月）作物（主要是小麦，也有油菜等）是不收的。小麦的亩产量按吴宏远所说则为大约300-400斤。

按这个接近最低限度土地租赁量的算法，假如这个农户一年还有350×8=2800斤，即人均700斤小麦可收，那么到手的小麦和交租后剩余的谷子合计接近1000斤/人(去壳后可食用的口粮在700-800斤左右)，而地租占总收成的大约40%。按平均每人每月食用食粮31斤，每年372斤算，粮食还可以节余出售。此处的月人均口粮是按较高数额估算的，而按侯永丰《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记载，1960年,他所在公社只有饭量超大,干重体力活的人才能享受最高粮食定量28斤，一般人每月20斤（侯永丰，85页）。

据刘小飞自己的采访，也确认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且只收一石（此处和吴宏远的数据有出入，但其他农业史资料和研究著作支持刘小飞的说法）作地租，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他访问的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

综合看来，刘文彩地租率应在30% 到40%之间。这个比例符合当时通行的标准，甚至偏低（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在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一书中以广东某村为例,调查的结果认为地租为收成的43%-50%, 见该书第49页; 经济学家陈正谟统计认为长江中下游六省实物地租率为41%,见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249页）。

就刘文彩的佃农的生活水准而言，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刘文彩除了收固定租额以外，并不限制农民的人身和迁移自由,也无权禁止他们经营副业，小手工业和经商，另外按惯例，田边地脚的蔬菜豆类也归佃农所有。另外，川西平原本是天府之国,条件相较其他地区更为优越。当然，刘文彩本人即便只收每亩一石，由于其占有的土地多达10000亩左右, 而每石谷子在当时的四川可以卖4元，他光是租谷就可以确保每年40000银元的进帐，其生活水准和广大佃农显然完全不是一个阶级的，更不必说他作为旧式土豪所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问题在于这种土地和财富的集中合不合理,而并非《收租院》所虚构的耸人听闻的“残酷剥削。”后者确实只能作为“宣传艺术”来看待，最终破绽百出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