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那些惨烈殉国的医师

正午时分，宝山罗店的陈伯吹中学安静如常。从校门往里走，向右，深处有座四烈士纪念碑，寂然矗立。

这里是上海唯一的红十字会烈士纪念碑，鲜为人知，却从不曾被忘却——1946年纪念碑在烈士殉难处建成，1981年重建，1984年在原碑西侧按原样放大重建，2000年由上海文管会再次拨款修缮。

在其东边，相距不足百米，是当年的罗店汽车站，正是四烈士牺牲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助医刘中武、护士谢惠贤、护士陈秀芳，在1937年的淞沪抗战前线遭日军屠杀，苏被残忍分尸成六段。宋美龄特用英语，在“中央广播电台”以《日军残杀红十字医师》为题，昭告世界如此罔顾国际公约的暴行。

本报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图书里发掘并独家还原了这段血色历史。它远没有“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那样广为人知，可它同样被铭记被守护，在肃穆的文档里，在城市的文脉里，在亲历过那个悲壮年代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人心里。

位于罗店的红十字会烈士纪念碑

        “最为惨烈”的牺牲

苏洁摩挲着父亲苏克己生前专用的处方笺，恋恋不舍。

这是父亲遗物中最后一张处方笺了。她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一并捐了，捐给父亲牺牲的地方，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被触动、共同纪念。

5月13日，苏洁与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负责人臧庆祝，各自在“宝山区档案馆征集档案资料、文物、书刊清单”上签名。老化断裂的听诊器、印有苏克己名字的处方笺、苏氏印章及五幅照片翻拍件（原件于上世纪80年代龙华烈士陵园筹建时捐献）等被捐出。

苏克己生前使用的听诊器、处方笺和印章

苏洁是遗腹女，1937年10月她出生时，苏克己牺牲一个多月了。她从未见过照片之外的父亲，这位现年78岁的同济大学退休教师，一直到1997年退休开始寻访父亲足迹时，才对父亲生平有了清晰认知。旁人很难想象，她第一次听母亲朱宝琴完整讲述父亲的牺牲经过，竟已在读初中了，是与同学们一起坐在台下听——母亲受校方之邀介绍抗战前线“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的烈士事迹。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苏克己毅然报名加入战地救护，任罗店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8月23日拂晓，日军轰炸罗店，救护队房屋被炸毁， 全队正拟西撤时，适逢中方空军战士苑金函在空战中机坠人伤，落于罗店附近。苏闻讯急率队员赴救，不料遭遇日军，忙将苑掩护匿入猪圈。苑得以不死，而苏与队员数人被俘，中国红十字会的臂章被强行攫去，并被令跪地。据当年《新闻报》报道，“倭寇野蛮成性，将救护人凌虐备至，用铅丝贯穿手掌，任意踢打，且欲逞兽行侮辱女护士，苏医师忿不可遏，以未缚之手，举药囊向寇掷击，寇暴怒，拔刀乱砍苏氏”。苏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谢惠贤、刘中武亦被枪杀；陈秀芳腹部重伤，虽经救出送医，但抢救未果而亡。

更令人发指的是，据目击者称，苏克己牺牲前曾用纯熟的日语，自我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却仍遭残害。

血色抗战，上海是日军铁蹄横行的“重灾区”，“在两次淞沪抗战，日军飞机对上海地区的轰炸规模之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为历史上所罕见”（摘自《上海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本会于抗战之役，始终活跃枪林弹雨之中，贡献最丰，牺牲亦重。以本会第一救护队苏副队长克己、队员谢惠贤、刘中武、陈秀芳，临难不苟，慷慨殉职， 情形最为惨烈，充分发挥本会服务国家社会之精神，更足为抗战史中可歌可泣者……”数米高的纪念碑于1946年10月12日揭幕，这段碑文为当时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蒋梦麟，副会长杜月笙、刘鸿生等人撰写。

苏洁的捐赠物品中有一张1946年于碑前所摄的照片翻拍件。如果没有照片，苏洁已浑然记不得当年的细节，“为永志纪念起见，特于殉难原址，树碑纪 念，业于昨日下午五时正式举行揭幕典礼……空军司令部，为敬仰苏烈士舍身救护空军战伤人员，昨特派伞兵一班，到场致敬……鼓乐前导，列队赴纪念碑，由主席 团将覆于碑顶之红十字旗揭开，仪式庄严肃穆，礼毕已暮色苍茫”（摘自1946年10月13日《申报》）。

照片中，她与母亲，皆胸佩白花、臂戴黑纱。那一年，她9岁，懵懵懂懂，尚未从母亲口中知晓父亲事迹；也并不知道，她的痕迹已现于媒体——《申报》 《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侨声报》《正言报》等，均对纪念碑揭幕加以报道，其中《新闻报》提及“苏烈士与夫人朱宝琴女士新婚未 久，后生一遗腹女，今已九龄”。

        尸首不存的合葬

去年9月，烈士刘中武的遗孀张雪荣离世。刘中武的外孙女刘继风，给一直保持联络的宝山区档案局副局长、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朱晓明打来电话，说家里想要一把土，罗店纪念碑前的一把土。

捧这一把土，与老人的骨灰合葬。

刘中武是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牺牲时仅26岁。其女刘景茹于1988年从山东老家携子来沪，那年54岁的她从记事起就未与父亲谋面，伫立纪念碑前，怔怔盯住父亲遗像，竟昏厥了。

1937年8月初，日军舰云集吴淞口，战事一触即发。正就读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刘中武，给远在山东的父母和妻子发出一封简短的家信，告知“抗战已 经全面展开”，就决然投身战地救护工作。1937年11月，其家人接到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校方通知：“刘中武同学参加红十字救护队，下落不明。”寥寥数 语，此后再无刘中武的任何讯息。刘继风说，姥爷生前写回山东的最后一封信里有句“尽忠不能尽孝”，姥姥记得清清楚楚，也清清楚楚地说了几十年，兄弟姐妹们 都能背诵。

朱宝琴于1985年过世，守寡48年。1937年2月，苏克己与罗店医院助产士朱宝琴结婚，参加了上海市第12届集体结婚典礼。

新婚刚刚半年，苏克己慷慨赴难。恰在苏牺牲的同一天，1937年8月23日，日军在宝山罗泾小川沙等处登陆，3个多月仅在罗泾地区就杀害平民 2244人，占未及逃难的平民总数的80%（摘自上海地区首部通过实证调查形成的侵华日军罪行专著《罗泾祭》）。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十八，几十年来罗泾人将此定为“总忌日”，悼念死难亲友。至今，罗泾的老人还在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母亲在世时，苏洁每逢清明就随母亲去四烈士纪念碑祭奠，带束花，献花鞠躬，之后母亲总是绕着纪念碑走走，看看碑文，看看东西两侧镶有的四烈士瓷像。 “我到罗店去扫墓，见纪念塔顶之红十字已残缺不正，而四侧碑文脱落，令人痛心……请到塔前一看，是否属实……”朱宝琴曾多次向各相关部门写信呼吁修缮纪念 碑，是促成纪念碑一次次修建的动因之一。2000年8月13日的修缮竣工仪式上，苏洁受邀发言。她坚信，“母亲在天有知，会含笑九泉”。

而今，苏洁每年清明去母亲的老家常熟为母亲扫墓，而去罗店的纪念碑则改于8月23日，那个父亲牺牲的日子。

苏洁说，在常熟的墓里，有母亲的骨灰，还有父亲的照片，也算是合葬了。

尸首不存，无法归葬——1937年，待战事西移、沪战稍停后，苏克己的亲友们去殉难地找尸骨，遍寻却不得。次年，一名原担架队员来告诉朱宝琴，说殉难地发现了2具尸体。朱忙邀当时脱逃的罗店医院老院工王才赓，同赴罗店办理拾骨入棺事宜。遗憾的是，根据尸上皮带和头发判断，二人是刘中武与谢惠贤。

“妈妈后来还找过多次，都没结果。”苏洁说，有人问过母亲，为何不再结婚？母亲答，再难找到像他那样好的人。

这次的捐赠物中有一篇苏克己的弟弟苏正己的回忆文章，写了兄长对富户、贫民都一样悉心诊治，比如苏克己曾见一衣衫褴褛老人倒卧路旁呼吸急促，立即叫 来人力车扶他上车，自己奔跑着紧跟车后，到了医院迅速急救。又如，1937年苏朱在上海江湾参加集体婚礼时，另一对不相识的新人没有车子，苏克己就主动邀 请他们同坐自己雇的马车。

这就是苏克己——生于1900年，江苏武进人，南洋医科大学毕业，上海医师公会会员，秉性善良，医术精湛，在百姓中素有声望。

捐赠物中还有一张苏克己与朱宝琴在罗店医院居所的照片翻拍件。简易木房，小方桌上有个花瓶。定睛细看，瓶中有水，高低错落的是鲜花，应是路旁随处可见的野菊。

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生活，是那个战火纷飞的残酷年代里，短暂甜蜜的安宁。

        绝不孤单的守护

距记者上次来访已3年。在苏洁的卧室墙上，唯一装饰，依然是一张由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苏克己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这张2014年换的烈士证，文字几乎与之前1983年颁发的一致，只是执证人的名字由朱宝琴变为了苏洁。

3年了。在苏洁家的大门上，一模一样，仍有一张“光荣人家”的红条幅。苏洁说，这张是今年社区新发的。

3年前，苏洁接受采访时说，她的家庭不善交流，她是独自在守护这段历史；而今，她在海外生活的儿子得知她要捐物给宝山区档案馆时，特意提醒她拍照后发去电子邮件，以供他随时可看可纪念。

共悼英魂，以彰丰碑。苏洁听闻，在1988年，四烈士舍身相救的中方空军战士苑金函从台湾来到大陆，专程去四烈士纪念碑前敬挽。

曾与苏克己并肩在前线救护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队长陈荣章，生前在家里大厅墙上挂了两张单人照，是那墙上仅有的照片。女儿嘉平说，那是 两名陌生的青年女子，并非家人，并非亲友，却被精心镶在镜框里。“爸爸说那是两位护士同事，他常常感慨对不起她们，把那么年轻的她们，带去了抗日前线救 人，却没再带回来。”

而从事党史研究的朱晓明，对四烈士的寻访更是坚持了不止3年，至今仍在继续。2009年春，朱晓明通过市公安局的电子信箱、接待窗口，辗转得到苏洁 的住所地址；2010年初，通过电话联系山东省苍山县民政局，找到刘中武的后人；另两位年轻烈士陈秀芳、谢惠贤很可能尚未成家，至今未能找着亲人，只在近 期查到了1937年9月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有篇《敌人残忍毒辣屠杀我救护队员》，提及陈秀芳是上海人，中学毕业后曾学习看护，抗敌之战起就奋身加 入救护队服务，每天出入前方火线与后方病院，既勇敢又努力，“廿四夜间，敌人被剿后稍退时，我方另一救护队始发现受伤的陈小姐，这时她已经一日夜未吃任何 东西，流血也没停止过，奄奄一息，於廿四夜十二时，送至中德医院，二时即含恨而逝”……

去年11月上海市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编纂出版的书籍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中强调：“救死扶伤的红十字救护人员因其中立 地位，无分国籍，理应受到保护和照顾。然而淞沪会战中，日军完全无视《日内瓦公约》等相关的规定……’红十字’标志非但没有成为’护身符’，更因易于辨认 而致一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惨遭毒手。”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上海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中也明确举例：“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驻 于真如东南医学院，门首悬有红十字旗，队员皆佩臂章。于八月十八日晨六时，日机掷弹轰炸该院，除院内房屋炸毁外，并炸死担架队长张松龄。”

烈士无言，山河为证。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四烈士纪念碑前常有花圈，校园内时有朗朗读书声。

苏洁的外婆曾告诉苏洁，苏克己特别疼爱孩子，总是笑眯眯塞上一大把糖。与孩子们在一起，或许就是烈士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了。

血色换来安宁，在这座城市，永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