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漂泊，两段婚姻，94岁的她惊艳了时光

一草一木都在见证历史。包括白先勇、余光中、汪曾祺、王安忆、北岛在内，全世界600多个诗人与作家，曾围坐在这个不大的客厅里，他们谈论关于文学、理想与爱情，有时欢笑喝酒，有时争吵砸闹。

这项“国际写作计划”比起冷冰冰的项目，更像是个文学大家庭，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坐在一起，摒弃政治局势与种族偏见，开始将自己拓宽成一个“人”的存在。

创造出这些的聂华苓，为近代中国作家走向世界舞台打开了一扇窗，又一定程度消除了种族敌视与隔阂。她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此奖项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早年经历曲折，一生波澜壮阔有过杰出贡献，然而令后辈蒋勋最难忘的却是她的笑容：

“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

1

异乡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1986年，聂华苓与弟弟华桐一同返乡，从重庆坐船沿江而下，寻找曾在抗战期间流落过的家。世事变迁，往日小镇变作空荡荡的河坝，曾经的家成了颓垣断壁，无论是哪里，都与记忆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异乡”感在此刻尤为浓烈。倒也没错，她的确是异乡人，自始至终都是。

后来她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中，才发现，在大环境下，“异乡流浪”不仅是她人生的主题，更是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主题。

1925年，聂华苓在湖北出生，因父亲职务，住在武汉汉口旧俄租界处，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乡人。沉闷的大家族里，对于童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斜倚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为她细声吟读《再生缘》，为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的故事唏嘘感叹。

小小的聂华苓一脸稚气，“姆妈你不像孟丽君，你是孙太太，爹还有一个张太太，又都姓聂。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

父母的婚姻源自一场骗局，母亲发现父亲早有妻儿时，聂华苓已经七八个月，母亲恼怒之下，甚至想过吞金自尽，可年幼的女儿向她伸出手需要人抱，又默默放下了。

多年后母亲叹气，婚姻自由？当年宜昌那样闭塞的地方你根本不晓得自由不自由。

母亲是矛盾的，秉持着新式女子的作风，又告诉她在大家族中生存法则“既须巧又须忍”，聂华苓的性格与写作风格也因此埋下伏笔。

战乱时代，父亲在外地逝去，只留一大家子孤儿寡母，聂华苓不喜读书，喜欢玩闹与爬山。一家人被迫迁至宜昌三斗坪，聂华苓痛快玩了半年，聂母下定决心，即使时代动乱，孩子也必须接受教育。

我不走！你非走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

你走我就走。

我走到哪里呀？没有钱，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天才蒙蒙亮，母亲便送她去镇上上船，两人都流着泪，聂华苓才十四岁，母亲一再叮嘱：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专心读书。

后来，聂华苓在回忆录写道：

当年我十四岁，就在那儿，母亲流着泪，看我搭上小火轮去巴东。连连招手的母亲孤立河岸上，在我泪水中，越来越模糊了。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苦。吃的是炸黄豆和硬得被称作“炸弹”的馒头，稀粥用大桶装，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都清清楚楚。

比起物质的短缺，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乱。

同学们分成不同意见的阵营，有人在舞会结束时突然关灯，令全场陷入黑暗。没人能看见谁是谁，一派抓着另一派踢踹，只听被打的人哀嚎：你不要打我，我们是同寝室的朋友啊。

眼皮底下的一切显得荒谬可笑，又带着几分可悲。

对文学有兴趣，对人产生好奇，愿意琢磨语言。在聂华苓看来，这便是一个创作者的必要条件。她的心里仿佛有什么要流淌出来，立即拿起笔在纸上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虫》，“一切都乱糟糟的，所有东西都在变。”

在心理与物理都无所依靠下，她选择与同学王正路投身进入婚姻围城，遗落在北方的大家族里。

混乱中，聂华苓一路从湖北辗转至重庆、北平、台湾，就连结婚以后，她与对方之间仍隔着一层距离。在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里，白先勇笑了出来，作家总是在外的，距离之外，也是时代之外。

必须在外，才能看到里面去。

2

生活不易

从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张爱玲未完成的《小团圆》，仿佛隔着一层薄透的纱帐，后人格外感兴趣作家们的真实经历。

然则，虚虚实实之间，旁人是捉摸不透的。

在聂华苓的小说中，主人公始终在逃离，与她的人生主线相吻合，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主角的名字便是“苓子”。

后来，聂华苓极负盛名的那部《桑青与桃红》里，主角桑青逃离生活未果，压力与负担下，无处可逃的她分裂出另一个人格桃红，桑青是受传统观念压迫下不得已而逃亡，桃红则是满怀期冀寻找新的生活。

始终漂泊的聂华苓在想些什么，或许可以从桃红的独白中窥得一二。

“我有时搭旅行人的车子，有时搭灰狗车。到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一定的地方，我永远在路上。路上有遇不尽的人，有看不完的风景。”

1948年，怀有身孕的聂华苓举家迁至台湾，一家人窝在小小的房子里，有时碰上台风刮过，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响，像是随时会裂开。

生活贫瘠，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幼弟与孩子要养，聂华苓必须得想办法找工作来养家，当时《自由中国》杂志正在招编辑，聂华苓此时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朋友推荐她去试一试。

《自由中国》是本批评时政，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讲民主的杂志。

主编雷震在书房写稿，聂华苓有些怯生生地走了进去，雷震只抬头看了一眼，便点点头，你明天来吧。

聂华苓在这里待了十一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都曾经经她之手，与最一流的写作头脑共事，她是其中最年轻且唯一的女性。

正是在这里，她被前辈的嶙峋风骨所感染，创作兴趣也得以发挥。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为了养家，聂华苓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晚上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她怀着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费力地踩自行车上下班。

身体上的辛劳或可承受，此时，她接到大弟汉仲在飞行失事中发生意外的消息，情感上，也与丈夫的关系也愈加水火不容，常常说着说着便争执起来。

祸不单行，台湾的“白色恐怖”在这时候蔓延到聂华苓身边，突然有一天，社长雷震与三个同事均被捕，杂志也被当局禁止发行。这种恐惧发生在自己身边，朝不保夕的印象难以磨灭。

抱着“下一个就是我（被捕）”的恐惧，聂华苓在好几年里都惶惶不可终日。

无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这里，她是个外省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聂华苓回忆起这段时间总结道。她只能将那些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写进自己的小说里。

这令聂华苓的作品中，总有一种“生存之痛”，与包含经历的沧桑感。

熟识她多年的好友感叹，那段时间，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台湾当局暗暗打压她，回去也再无故乡。这也是她之所以没有停留在华人世界，转而去了美国的原因。

老友叹气，她一直陷在那个“结”里。

3

喜相逢

聂华苓年轻时的一段婚姻，丈夫是同学王正路，出自北方规矩森严的大家庭。到了晚年，她很少再提他，偶尔提时，只一再重复是很好的人，却是真的不合适。

聂华苓家风算是开明，在《自由中国》那段日子更是为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王正路在大家庭倾轧下思想偏向传统，连聂华苓坐下来陪同客人聊天时，也被视作不守家规。

知女莫若母。聂母去世前，曾把她叫到身边：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

最难熬的日子里，聂华苓机缘巧合结识了美国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恰好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两人由一次觥筹交错的晚宴相识，她站在保罗身后，裹着旗袍与高跟鞋，身姿袅娜。两人争辩了几句，倒令保罗印象尤为深刻。起初，聂华苓的态度是抗拒的。

保罗结结巴巴地提出邀约，在回忆录中细数当时场景：

明天我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我也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

你工作很辛苦，养母亲养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

她站起身，那优美的亭亭背影告诉我：别跟上来。

令保罗·安格尔着迷的是：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挺立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

爱情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有所突破是在与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保罗用筷子拣起滑溜溜的鸽蛋，拿筷子的姿势看上去多少有些滑稽，这副模样逗乐了聂华苓。晚饭后，保罗借机约她散步。

两人在寂静的小巷里一直走，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罗指着天空，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星星是要许愿的，你有什么愿望吗？聂华苓摇头，“好久没有愿望了，你呢？”

保罗停下来，湛蓝的眸子只看着她：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此时，两人已到中年，经历过世事浮沉，也都有过一段婚姻。聂华苓的态度何时松动，或许她自己都不清楚，了解她的朋友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

他们住在爱荷华的一栋红楼里，闲暇时间会开车到海边，保罗游泳，聂华苓便在一旁看书，“那时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又携手去蓝白色的圣托里尼，拥有沉重历史的奥斯维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近乎环游整个世界。

我和Paul一起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直到1991年，聂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在芝加哥转机，保罗说是要买份报纸，可聂华苓怎么等也没等到他回来，去找他时，只看到保罗躺在地上，

画面似乎静止，巨大的痛苦显得迟缓而安静。聂华苓记得很清楚，自己坐末班机回来的那天，爱荷华正下着雨。

4

文化伊甸园

至于聂华苓成就中最闪耀的“国际写作计划”实属偶然。

1967年，某日她与保罗划船时，看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爱荷华如此美丽，为什么不在保罗的写作工作坊外，扩大视角，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

说着她眉梢带笑，声音陡然高了几度：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们一起来这里写作，不同文化与成见，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疯啦？”保罗起初是反对的，这需要数不清的资金与层层落实的琐碎事务，可聂华苓坚持，笑着说“let’s try！”

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这是汪曾祺对“国际写作计划”的评价，迄今为止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与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主办人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因此被多个国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作家季季更是打趣，聂华苓的家就是小型联合国。

无论作家与诗人们处在什么境地，只要接受邀请，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过一段食宿无忧的日子。他们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可以聊天、参加舞会……聂华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没关系。

比起莫大的荣耀，她更在意的是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生长环境的创作者之间，碰撞出真正动人的那部分。

当初埃及与以色列开战，那一批作家中就有两人，一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以色列。两位作家在桌子上时便怒目相对，直接将酒杯仍向对方，气氛剑拔弩张。

可相处了三个月后，机场告别时，这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同样参加这个写作计划的蒋勋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你们是最大的敌人，也痛骂过对方，最后却抱头痛哭。”

他归结于这是聂华苓和保罗的原因，他们给人真正的爱与关心。

1979年中美建交，内地作家也可以参与这个写作计划，这令聂华苓无比兴奋，丁玲成了前几批去美国的作家，此时丁玲已经老了，饱受苦难，看上去倒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太太，繁华落尽，丁玲只笑着说，一切都过去了。

聂华苓安排年轻作家蒋勋带她四处游玩，迷离的夜色中，有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走过，蒋勋观察丁玲是否会慌张，只见丁玲笑着讲年轻时在上海的时光。前者无法将如今的她与那时的风情万种相关联。

丁玲此时年事已高，担心她摔跤，蒋勋回去后在浴室贴心地准备了一条牢靠的垫子。

当时两岸关系称得上严峻，聂华苓得知后开始思考，创作者是否该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到最后，只是一个纯粹的人。

八十年代，王安忆也来过这里，骄傲又青涩，聂华苓特意为王安忆安排了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课与一些游玩活动，让她做喜欢的事情，原因是“这个孩子年轻，要多开开眼界”。

王安忆后来对去采访的记者说，那时她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我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年老作家回忆过往，年轻作家逐渐成熟，对手也能握手言和，现代性在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

曾经的参与者作家迟子建曾说，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她挑选作家的基准始终未变——那些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过去或者将来能立得住的作家们。

早年接触过她的作家回忆，她会细心观察每个人的需求，每周带作家们去费用不菲的餐厅，谁都会说她慷慨。

然而，自己用了多年已经迟缓卡顿的旧电脑，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饭都快一百美金，当时最好的电脑也不过四五百美金，少吃几顿饭不就能解决吗？

聂华苓有自己的坚持，朋友不懂，女儿也不懂。

在保罗去世后，两个女儿曾提议接她到身边生活，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那个和保罗同住的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开，有人拜访时，会发现连房屋的设施都不曾更改。

其中一面墙中挂满面具，这隐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种族，这也是他们的生活背景。如今爱人已去，房子里的过客来来往往。

面具仍在，却逐渐陈旧，而她仍守着。

如今她已经94岁了，宣布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后，仍在为这个组织担任顾问，也仍在关注着世界文坛的发展。

刚过耄耋之年时，聂华苓曾接受过一个采访，回顾自己这一生，她对着镜头坦然地笑：

无恨无悔无怨。时间到了，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