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张爱玲心甘情愿被相提并论的独立女子

网上闲逛，看到一篇民国女子旧影帖子，一张张朦胧的黑白照片，刻录着并不遥远的年代和已然故去的女子影像，让人看了，心生无限感慨。美中不足的是一帧张爱玲和影星李香兰的合照，作者张冠李戴，标注成了“张爱玲和苏青”。

“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冻”的李香兰是当年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美到不可方物，而且美了一辈子。但她不以美丽作为唯一资本，自立自强，不断挑战，丰富的经历和蝶变的身份，使其人生充满无限传奇，一辈子活出别人三辈子的光芒。

而作家身份的苏青，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成名快，黯淡的也快。虽然她去世时，已建国三十多年，但她身上的光芒似乎已在前半生耗尽，这三十多年，她像个沉默的影子，潜伏在漆黑的世界里，无力张扬。

最早知道她，是在张爱玲的文章里。张爱玲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可见张对苏青的欣赏与惺惺相惜。

后来陆陆续续找来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歧路佳人》，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阅读，坦白诚恳的文风，让人读了直觉得真挚、恳切、妩媚、可爱、天真，而在百无禁忌地坦荡里，也不觉得粗鄙和俚俗。

风华正茂的年龄，她尚在读大学，却被包办婚姻所累——婚后很快怀孕，不得不休学。丈夫又是个虚伪恶毒，毫无家庭责任感的“中山狼”，就连公婆也因为她连生三个女儿而频送白眼。生活举步维艰，丈夫不给家用，她讨要时还被打耳光。落魄如此，不得不卖文为生，也不得不思考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她选择离婚。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需要何等勇气。

大多数不幸的已婚女人之所以无法终结不幸，是因为受困于一纸婚书。因此，不同意离婚的男人，才容易将其作为要挟。低级婚姻里的男人，如果恶性不改，对女人而言，离婚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往后的岁月受制于人，一辈子尽毁。

面对失败的婚姻，苏青不曾任由自己堕落，而是努力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被逼无奈，命运成全不了她做个岁月静好、相夫教子少奶奶的夙愿，于是只能做“乘风破浪”的姐姐，努力在自己最大能力范围内开疆拓土。

她的独立，是心性上的突破和坚守，也表明她无法再忍受那些虚妄的名分，更看重自己的自由。离了婚的她，反而像是逃离了牢笼。虽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困顿，却不用再看“臭男人”的脸色。一个单亲妈妈，谋爱已在其次，当务之急是谋生。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某种程度上尚有包容和自由，容得下鬻文之人聊以糊口，煮字疗饥，也给浸染才情的文字带来问世的机缘。

能在八十年前的上海滩立足，可见才情之外，也着实有些能力，何况是个离了婚的女人。苏青需要为稻粱谋，所以读书写作办杂志，忙的兴兴轰轰。乱世中的单身女人，忙碌在家务、交际、阅读、书写、编辑、勘误、校对的世界，在浓浓淡淡的光影里，体味世俗的庞杂，也尽情汲取文字所有的光、色和馥郁。

不管是大龄女性，还是30+，这些空洞的年龄标签都不应成为限制女人追梦的客观条件。三十岁上下，可以是家庭圆满事业有成的年轻妈妈，也可以是精致独立丰富多彩的独居女孩，可以是不再痴狂越来越清醒的“小女子”，也可以是不死心不认命依然拼搏的“女强人”。

女人要自立，不仅精神要独立，财务、工作都应独立。因为任何时候，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一个女人，找到值得托付的男人算是幸运，倘若遇人不淑，难免遭罪。套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婚姻里的苏青，软弱如她，依附丈夫度日，任劳任怨，还要受尽冷嘲热讽，甚至打骂，没有尊严可言。而当她脱离不幸婚姻的枷锁，个性得到解放，事业风生水起，经济独立，有了底气和资本，风光体面的生活不但让自己过的更有尊严，想必其前夫心里多多少少也会五味杂陈吧？

苏青的“个性解放”，热烈而勇敢，有点像丁玲。但丁玲更具有“乌托邦”倾向，所以不难理解她曾经想和冯雪峰、胡也频在西湖边构筑“三人世界”的大胆理想，这种放大升华的个性需要胆略和识见。所以惊世骇俗的柏拉图式三角恋一旦公开，旋即成为当时黄色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折腾的沸沸扬扬。丁玲依然故我，无所畏惧，她藐视社会舆论所施加的强大压力，睥睨一切的个性根本不把流言蜚语放在心上。

苏青那种我行我素的个性则比较现实、接地气，《结婚十年》这样的纪实小说，写的真真切切，不夸张，不粉饰，透着亲切的世俗和熟悉的烟火气，恰到好处地说到了普罗大众的心坎上，所以比较卖座。但苏青并非为了迎合读者而写，她为文，一如她的为人，随性而无禁忌，透着职业女性的干练利落和热辣。王安忆说“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人们只看见上海市女子的摩登……却不知道她们的泼辣。张爱玲的小说里写了这泼辣……要看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

不同于那些极尽煽情之能事的篇章，苏青的文字并不华丽惊艳，也不会无病呻吟强说愁，而是贵在平实，像弄堂里姆妈唠家常，亲切而自然，那种妻性母性的流露，激起众多读者的共振和热情。有人批评苏青的文章缺乏技巧，但是写文章为什么要囿于技巧？“平淡而近自然”不正是为文的至高境界么？圈定和桎梏的文字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奴役的俘虏。李唐有诗：“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送给批评者刚刚好。

好在，苏青的文字也不是为了迎合评论家的胃口而写。她随性地书写，所涉文字多是女性话题，是女性视角里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和情爱依托，字里行间正是大众庸常生活的点滴，所以能被普通市民广泛地接受，《结婚十年》当时更是连印36版，畅销程度甚至超过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和《流言》。

金性尧先生说：苏青为人厚道无机心，爽气，为文也百无禁忌。对苏青而言，与其说性格来自天生，不如说被现实逼迫。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不得不融入社会，社会磨砺了她，也成全了她。

她被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赏识，从而与政界众多人物颇有过从。她自然也有才情和能力，在当时上海文坛才能和张爱玲分庭抗礼。她到底对政治毫无兴趣，所以陈公博请她做政府专员时间不久，她就因受不了官僚机构的氛围而辞职。转头热情投入到创办杂志的事业上来。报业兴盛的年代，办杂志编文章，对她是得心应手的事业，也是兴趣与工作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

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却在这几年顺遂的时光里埋下伏笔。

短暂的辉煌之后是潜伏噩梦的沉寂。上海解放后，陈公博的汉奸身份被曝光，苏青一时被骂为“文妓”、“文化汉奸”，人人对其嗤之以鼻，如同过街老鼠，以前发表的刊物和书籍全都被读者弃之如敝蕤——任何时代，乌合之众疯狂起来都一样鸡血充脑。世上最可怕的，仍然是人性。

敏锐的张爱玲嗅到“正在起变化”的政治氛围，于是在1952年找个借口毅然决然地离开大陆，辗转香港远走美国，余生再未重返大陆。

而苏青，因为有几个孩子拖累，不能像无牵无挂的张爱玲一样洒脱地一走了之。从此，两个乱世才女分道扬镳，再无交集。苏青天真地认为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够适应新环境。于是满怀期待地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来。但是一切不同了，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写作，不能再自由自在地办杂志，也不能再和志同道合的文友组织文艺沙龙。她没有了个人空间，没有了个性发挥，也没有了个人的选择，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组织。身体被禁锢，尚不是完全的俘虏，一旦思想被控制，整个人便成了某些人的玩偶。

新社会里一时并没有适合她的新工作，她给香港的报纸投稿，以期获得稿费糊口，非但分文未得，反而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告不许再“讽刺新社会”。好不容易找到编剧的工作，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的剧本也未获成功。想必，她在旧社会里自由随性惯了，融入到整齐划一的新社会，尚不得要领，找不到顺应时代的突破口，把握不好革命群众的胃口和喜好。她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天马行空地自由创作，而讳莫如深的身份，也使她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偶有辉煌的时刻，改编的剧本大受欢迎的时候，不知那种让她欣慰的成就感，是否与曾在旧社会里享受的光环一样令她满足。但新环境里没有长长久久的安稳，她的后半生再无明媚的天日。她写的才子佳人戏被批判，她的陈年往事被翻出来批斗，她因涉“胡风案”而被捕入狱，出来后沦为看大门的门卫。十年浩劫席卷而来，她更是被抄家，生活落魄不堪。在疯狂的时代车轮下，被肆意碾轧，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余地。曾经的大作家、上海滩名媛，身边再无人知道她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身份，命运变幻的令人唏嘘。

晚年贫病交加的一代才女，弥留之际，想看看曾让自己在上海文坛大红大紫的《结婚十年》，家人却找不到一本满足她的愿望。彼时，卧于病榻的苏青，大概也会回想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本是平平无奇的女子，却因为文字而不再普通。她想起曾经学生时代的天真烂漫，想起旧上海歌舞厅的灯红酒绿，想起和张爱玲等名流在文化圈的交际往事，想起身上别致优雅的旗袍被灰色人民装取代，想起被批斗被关押时的折磨与伤害，想起被要求写什么、如何写时的纠结和无奈……俗世的酸甜苦辣，她悉数尝遍，她和她的经历也随着黄浦江水悄无声息地奔流远去。

等她再被人记起，却是因为好友张爱玲的被发掘。张爱玲是为文学史而准备而存在的，所以横空出世时，注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如何颠覆，她的特殊地位从来无人撼动。而苏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她是弄堂里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也是穿着旗袍穿梭在人堆里的职业女性。张爱玲是高冷的，像玻璃柜里的高贵水晶，可以欣赏但不宜靠近。而苏青是热烈的，像邻居家的普通阿姨，见面寒暄仿佛家人。

旧上海的苏青，穿着旗袍应酬或打拼，游刃有余地在俗世里穿行。在乱世的繁华中，疲惫的时候，她大概也渴望离开喧嚣的酒局和奢华的附庸，与身边的纷乱嘈杂保持距离，过一种衣食无忧但平淡安静的生活。但是，现实圆不了她的梦。因为她的人生，在乱世里已被注定。时代成就了她，也毁灭了她。

我们审视和打量苏青这位从民国走过来的女性，在她的传奇故事中看见逃离、迷惘、探索、努力、喜悦、希望、悲哀、生死……既有个人的成长与命运，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

我们追忆她的文字，以及她在旧社会里经历的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她在新社会里遭受的冤屈和折磨。她和很多与她一样的个体经历的不幸，在苦难的中国史面前显得微乎其微，但如果将其遗忘，苦难的中国史就残缺不全。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说：强烈的青绿色光照在她的脸上……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对，她是乱世才女，是乱世佳人。她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她的文字在悄然地延续她的生命。她不曾走远，一直出没在上海的弄堂、街道、写字楼、甚至外滩上。她隔着时空，俯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天地，以及她写过的芸芸众生，大概免不了感慨：来来往往的饮食男女，又有几个逃的过世俗的束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