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

摘要：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文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夭。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一
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陆子老于世故，善于谈辩纵横，深得应酬变通之道，与叔孙通诸文士一样，“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事“大直若诎，道固委蛇”[11]。楚汉交战之时，陆子“居左右，常使诸侯”[12]；汉兴，又和南越，上《新语》；吕氏执政，又沟通功臣受益阶层领袖周勃、陈平，“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3]，陆子以自己的辩才及纵横之术，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终助周勃、陈平平灭诸吕。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
二
诚如本文开头所言，陆子与贾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思想的倾向决定个人的政治主张，有时也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从现在陆子与贾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异。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 《诗》、《论语》、《易》、《孝经》等[15]，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16]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17]。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看来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18]；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19]，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的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统”，“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0]，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1]，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22]。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23]，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24]，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正是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陆子“兼儒道二家”[25]，或以为陆子为“新道家”者亦有之[26]。
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到底归于何派，应看其主流倾向。尽管陆子多称引道家，但已如前引先贤诸言，陆子思想主流还是儒家的。何为儒家？“儒家者流……游文地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27]“儒者……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28]陆子的思想正与此合。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9]又讲“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30]，是以陆子提倡“仁义”之意明矣。
陆子还继承儒家的“德化”思想，“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也？”[31]意谓人之德行来自教化，而非法令。而圣贤正身以行，以德化民，”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32]此与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同理[33]。此外，他还说，“夫欲富国强威，开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又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可见，陆子亦得儒家爱民来众之义[34]。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但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35]。但他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36]。所以，陆贾以辩士著名于世。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37]及陆贾劝说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38]。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黄老而好纵横。
三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 [39]，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40]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1]。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3]。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5]“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46]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48]。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0]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1]，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从小博览群书，以善写文章闻名。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被招为博士，后提他为太中大夫。他建议改历法，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主张重农抑商，积贮粮食。政治上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又转任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自伤失职，忧伤而死。
陆贾生卒年不详。楚汉相争时随刘邦征战，口才好，善雄辩，为刘邦游说诸侯。汉朝建立后为太中大夫。他劝刘邦说，能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又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陀归附汉朝。写成《新语》十二篇，阐述秦朝实行严刑厉法带来的恶果，用秦王朝的历史教训劝说刘邦行仁义、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对汉初的政策有一定影响
贾谊的悲剧：洛阳才子贾谊，是西汉文帝时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先是“召以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由于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还打算把他提拔到领导高层，任公卿之位。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才诽谤，讲他的坏话，汉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老师）。贾谊横遭贬斥，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楚国大夫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有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三年之后他虽被召回京师长安，但又改派为梁怀王太傅，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年仅三十三岁，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贾谊被埋没实在可惜，所以历来人们都同情贾谊，对汉文帝多所指责。可是宋代苏轼却写过一篇《贾谊论》，没有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
苏轼认为贾谊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原因无它，在于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志（志向）、量（气量）、才（才能）、识（识见）”，对于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
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
历史上的汉文帝虽是一个作风比较好的皇帝，但他的未能善任贾谊，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东坡先生说，如果做皇帝的得到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毛病和不足，从而善待人才、爱惜人才。可见对于贾生的夭折，作为有人才选拔权的皇帝，实难辞其咎。贾谊的个人悲剧既是一种性格悲剧，归根到底，又是封建皇权窒息人才的社会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愿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成为一切人才把握自己、奋发向上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