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成都餐桌

我至今还记得念小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从我们单位院里的一棵歪脖枇杷树攀上去，坐到在一堵矮墙上，眺望墙外边。那儿是一个荒园，树木竹丛杂生。中间一幢两层的旧木楼。看得见二楼主厅里，挂着水晶灯。现在叙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疑惑，不知是我想象出来的水晶灯，还是真的看到了。

但我很清楚地记得跟同学的对话。同学说：“这是一个地主的家。”我说：“不对，是一个作家，还当过副市长。是我妈说的。”但我没法说服她，因为她说：“我妈说是地主。”

我不确定是她随口说的，还是真是她妈妈告诉她的。我妈和她妈是同事，按理说，她妈妈也应该知道李劼人。

这座荒园叫菱窠，园子的主人叫李劼人。我坐在墙头眺望的时候，园主人已经去世多年。

“为什么叫菱窠？”我问过我母亲。“那时旁边的池塘种了很多菱角。”我母亲还告诉过我，她大学毕业分配到菱窠隔壁这所学校的时候，见到过李劼人，他们还在菱角池塘边聊过天。

成都李劼人故居“菱窠”

现在算来，那时，我母亲见到李劼人时，李先生应该已经快七十岁了，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年。

李劼人（1891—1962），这位文学大家，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成都人兴许知道得多一点，因为就算没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也可能看过改编的同名话剧或电视剧。

李劼人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保路运动，在法国留过学，在成都创办报纸，办纸厂，写作不少短篇、随笔以及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晚年因是著名小说家、无党派人士等身份，成为了挂牌的成都副市长。

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1950-1962）》正是收录的他那时的书信。

这本书里有他和朋友的通信，和作家的通信，和编辑的通信，和读者的通信……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组他和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女的通信。

这本书里收录的他和孩子们的这组通信集中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

这个时间段，他的儿子和女儿已经在北京成家生子，这位大作家，书信里大都是和子女谈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当时极少有人记录，现在很难从出版物里找到，就像一段失踪的历史。上一辈的人偶会讲述，但毕竟年久，细节也不够饱满详实。

李劼人既有作家敏锐的眼光，同时，因为和子女情感深挚，不用讳言自己的观感，写下的是那个时代难得的细节记录。

李劼人

这组信件，有一个词常常出现，“丰收”。二十三封信件里，“丰收”二字出现了九次。这很让人意外。

但与“丰收”二字相关的，首先是希望。比如1960年6月28日这封：“兼之，雨旸时若，大春丰收有望，大众更觉心安。”

但随后相关联的，都是失望，因为口粮配额太低。“四川今年也是丰收年。但为了救灾准备，粮食定量仍低。”（1960年11月2日）“小春已丰收，大春仍然有望。不过口粮仍未调整，大家见面都在闹吃不饱，是则可虑耳。”（1961年5月31日）“小春丰收，大家希望有一次调整，结果失望。今大春特大丰收了，但李省长已有言曰：‘恐怕无可能调整。’”（1962年9月11）

李劼人家庭状况比普通人当然好许多，除了身份特殊，他所住园子“菱窠”也可以种植一点菜蔬，养几只鸡和一头猪。但他也会在信中讲到，由于配额不足，他动用了大量的存款，致信出版社催稿费，以便到黑市去买一点红薯、豆角之类，和粮食掺合而食。

他记录1960年10月的成都粮食定量分配，普通市民23斤，小孩最少的只有3斤。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半年以上不知肉味，且不知油味。”

我母亲也跟我讲过那几年，就在菱窠一墙之隔，他们的状况。那时，配额太少，大家都严重饥饿。食堂蒸饭时，每人按定量就是一小盅，水掺多，可以看起来多一点，但也完全不顶事。食堂想出法子，培育“小球藻”给大家食用。所谓“小球藻”，就是把水池里掺入人尿，过几天就长出来的那种绿色藻类。这充满尿味的“营养品”也不顶事。她和同事，都患“肿病”。这其实是长期饥饿欠缺营养所致。

李劼人在通信里，也讲到此“病”。

“肿病蔓延由乡及城遍于各阶层。大抵先由眼眶开始，而后是头部，而后是四肢与小腹部，若肿至胸口，便不可救。去年既流行于各专区，但尚限于农村及矿区，今年逐渐传至城市、工厂、学校。我们亲友中，一半以上都患此病。”（1961年元旦）

现在读来有些记述，真实而荒诞，有时竟会有种苦涩的“幽默”。

比如，“肿病”的痛苦，李劼人写道：“病人别无痛苦，只感饿得发慌，什么东西都想拿来吃，而且吃不饱。”

又比如，如何治疗“肿病”。治疗方法即是配一些大米、蔬菜，少许肉类、白糖，少则十日，多则半月，“肿病”便好。但停止这些，“肿病”又会翻。李劼人写道：“现在政府正在研究如何使病好后，既能巩固，而又不再费若许肉糖等物资。”翻译出来就是，怎么不让他们吃，又不让他们饿坏。

60年代的成都

作家看到这些既悲哀，又难言，只能在给女儿的长信中，详细描述：“即因为抓得太紧，人的生活中的吃，只限于二十三斤米与每天几两干锅炒的，或白水煮的蔬菜，而且时间又长；一年两年，而且工作量又繁重，人安得而不病，乃至于死！”

面对这种状况，成都居民各想办法。除了食堂的人尿“小球藻”，地下黑市开始交易，“猫狗食尽”，盗风四起，连菱窠都屡遭盗劫。

我听雕塑家朱成讲过他经历的那几年。他是成都人，当时正是小学、初中阶段，他发现他家墙脚边有一点空地，又非常隐蔽，他悄悄种了一小排扁豆。学校离家不太远，每次课间都飞奔回家，对着豆苗撒尿施肥。扁豆在成都，本就很易成长，加上朱成的精心照看，一季下来，收成极好。靠这些豆子，他的营养比同学好些，身体就比同学好。

成都，这天府之国的省会，那几年风调雨顺，生活却非常艰难。李劼人在信中说，北京两位编辑，到成都出差，“深诧成都生活水平之低”，吃的东西比北京贵，而且质量则差得惊人。

但毕竟成都已经远好于周边地市，更远好于四川农村。

这本书中，李劼人跟其他人的通信中，就能看到有的人已因“肿病”去世。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时从个体很难看清，即便今天，也需要认真厘清。

李劼人在信中写下他看到的原因，虽然丰收，但很多粮食、猪肉都去“保出口”了。从他另一些信中提到，管理混乱也是原因，四川从来都盛产的，也不用出口“援助”外国的花椒，那时也成了稀缺品。他的信还有好些细节，比如，1962年，又一次水稻丰收，“自由市场”有人高价售卖大米，终于可以给很多家庭补充一下口粮，但政府马上出手干预，让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

现在，不好推断作家当时给子女写信时是否有意为未来留下史料，但今日来看，这的确是一批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是禁言时代难得的声音。在缺乏记录的年代，这些书信，承担起了“非虚构”写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