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占领下的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

在“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入侵俄国的代号）发动前几个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在考虑对于预料将在东方被征服和占领的那片土地所应实行的计划。1941年5月他发布的总的政策指示里说，“战争的唯一可能存在的政治目标就是，要使德意志帝国在未来的几世纪里摆脱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因此他制定了在东方地区应当遵循的一项总政策。奥斯兰的命运将与乌克兰、高加索及“其北方毗邻的地区”的命运大不相同，因为奥斯兰将发展成为一个德意志化的保护国，作为走向同德国逐渐紧密的联合的第一步。奥斯兰将包括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和白俄罗斯，为它制订的更为详尽的政治计划列举在罗森贝格拟就的发给（未来的）奥斯兰德国专员的指示中；他在指示中强调了这个地区的欧洲特征，因为七百年的历史已把这个地区加进了“大德国的生存空间”。在这些指示中，罗森贝格详述了使这个地区变成大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种种办法，并讨论了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种族同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则将被用作收容不同种族的垃圾场，它们将形成一道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奥斯兰作为一个整体，“将建成一片强大的德国边疆”。

1941年7月17日，对俄国发动的攻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任命罗森贝格为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同一天，由海因里希·洛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省长兼行政长官）掌管的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和由埃里希·科赫掌管的乌克兰德国专员辖区成立了。洛泽的权限涉及前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以及白俄罗斯那片相当不明确的地区（包括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主要为白俄罗斯的地区）和军事当局将移交给他的被占领的那部分苏联地区的民政管理。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分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每一区进一步又分为几个分区，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则分为几个大区。同科赫在乌克兰的统一的权力相比，奥斯兰的管辖权是比较分散的，主要是因为奥斯兰各地区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是虽然如此，政治权力却是通过洛泽在里加的总部从罗森贝格在柏林的总部直接授予的。尽管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力，始终是牢牢掌握在德国人手里，波罗的海三国的内政却交给了由德国当局指定并严加监督的本国自治机构的手里。即使严格地讲，这些机构算不了政府，它们却也至少为德国人减轻了许多使人厌烦的事务工作。

按照原来的打算，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应该包括科赫的乌克兰边界以北、构成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一部分的诺沃格鲁多克和波列西耶“公国”的那部分地区，以及斯摩棱斯克省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可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民政权力向东只伸展到波里索夫那么远，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除了前波兰地区以外，只包括明斯克、斯卢次克和波里索夫周围的地区。结果，白俄罗斯占领区的其余地方始终都由军事当局掌管着。不过，俄国的普斯科夫省则被归入爱沙尼亚常务专员辖区，而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的部分地区则仍然是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的一部分，如同过去在苏联占领下那样。俄国人在1940年6月以后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那一年中所遵循的政策，使这些国家的民众深恶痛绝。这三个国家经过含糊可疑的普选后被并入苏联一事，以及后来把大批领导人物押送往苏联本土一事，结果加深了他们的怨恨，所以当入侵的德军于1941年6月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时，他们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找到了许多志愿的盟友，这是十分自然的。立陶宛人甚至在红军撤退时起来造反，并且在阿姆拉热维齐乌斯博士的领导下怀有希望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可是到8月它便为德国人所解散，它的领导人也都被逮捕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同样有许多志愿人员在俄军撤退时参加了对俄国人的战斗。

因此，洛泽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他的民政机构时，发觉形势十分有利，他在初期还充分利用了那种仇恨俄国人的情绪。把苏联经济和政治政策颠倒过来的心理气氛已经成熟。俄国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工作，而在两次大成间的波兰的以前那些地区，情况则并不一样，因为那里从1939年9月起就处于俄国的权力之下，至于这时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情况则更为显著地不同，因为那里从1918年以后只知道苏联的行政管理。这种互相悬殊的情况使德国人不可能在奥斯兰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且确定了对白俄罗斯和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

可是，当1941年8月19日洛泽发布一道命令把奥斯兰的全部苏联产业没收时，这使波罗的海人民由于俄国的政策，而渴望恢复某种形式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人经营的愿望受到了令人不快的挫折。德国人为了给战争努力保持一种平稳的经济，觉得立即接收俄国人所建立的那些国有的和集体的经济机构是有利的。可是，洛泽的命令却说，“私有财产准备全部发还”。然而尽管有这些对波罗的海民众的保证，俄国国有的全部财产只不过由德国国有所皆代。德国人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应维持到形势允许德国当局在东方实施其战后的殖民政策时为止。目前， 私有经济只准在小规模的农业和企业中予以恢复，但也只有在那些私有主答应充当德国人的代办人的条件下才能获准。这是必要的，就算只是为了使经济运转下去的话。可是，对于大规模的企业，处理办法就不同了，它们归柏林的托拉斯管理局控制。德国信托所有制的建立有双重好处，既保证了大规模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正常运转，又为德国移民保留一个地位，让他们在战后可以发展。在1939年以前就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由于从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便一直在巩固苏维埃制度，所以那里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对于德国民政机构已经接管或预定要接管的苏联被占领区（1939年以前已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罗森贝格的办公室制定了一项“新土地法”，经同戈林商定后于1942年2月16日颁布。根据这项法令，苏联的“集体农庄法规”被废除了，同时要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引导农民逐渐回到个体耕作上去。这要分几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这项农业政策的前景使德国领导人，包括罗森贝格以外的最高集团的其他人员，都激动起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赢得俄国民众支持的关键。

虽然罗森贝格在1月间向新闻界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护奥斯兰和供给德军的需要，他同时却全神贯注在取得当地民众帮助的种种措施上。1941年秋季在德方监督下建立起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的行政机构显得很有效能，这使它在1942年3月7日的一项法令中得到了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人民在一定范围内预定是可以受到优惠待遇的，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民族。同时，根据德方促使他们同西方而不是同东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意图，他们同那些所谓“劣等种族”（诸如犹太人以及略胜一筹的斯拉夫人）相比，受到的待遇要宽大得多。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德国人在内政上从地方当局方面，特别是从地方警察和民兵方面，能够获得很有价值的帮助，而且许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还自愿到东线去参加作战。在奥斯兰，也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合法自治，但是德国人后来发觉他们被法典方面的一片混乱搅得十分烦恼。然而，当人们知道正在制订计划，准备让1941年根据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回到德国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卷土重来时，取得当地人民支持的种种尝试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遭到了失败。波罗的海人民普遍同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也对德国人起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德国人在宣传工作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抵销它。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和仇恨则被很有效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1942年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因为德国人当时可以有充分理由声称，英国人已经秘密同意让苏联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自由行动了。同波兰和俄国的大量犹太人比较起来，这里的犹太人相当稀少，这就为德国人简化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犹太人问题，不过已有的犹太人却也足以使民政当局要为他们在塔林、里加和考那斯建立起犹太人区来了。

在白俄罗斯，象在乌克兰和苏联其他被攻占的地区那样，罗森贝格从一开始就打算挑动反对莫斯科的民族意识。他也曾把这个地区看成是比较落后的，并考虑在那里安置各个不同的种族作为抵挡俄国人的堡垒。由于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罗森贝格在实施一种获得当地民众支持的政策方面遇到了困难。

1942年间，因为实行了他的“新土地法”，他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普斯科夫地区，但是任何有可能成功的建设性政策都受到若干因素的妨碍。例如，希姆莱办公室和罗森贝格办公室正在试行对这个地区殖民的种种不同的计划，而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迁移到奥斯兰去的计划已相当提前。可是，从一开始，德国民政当局就被迫得去应付游击队的活动，这种活动早在1941年11月便已经十分严重，使洛泽不得不宣布了集体负责办法以对付当地的民众。此外，除了森林中迅速发展的抵抗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外，罗森贝格的权力在乎行管辖权这种混乱状态中正变得越来越不生效。

将近1942年底时，由于军事形势开始变得对德国不利，在奥斯兰推行的种种政策也就不那么宽大了。他们为了德国的利益加紧努力去利用该地区的经济潜力，同时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想为战争努力去征募人力。8月里，他们在波罗的海各国发动了一个协调一致的运动，要征募壮丁或者参加武装党卫队的波罗的海军团，或者参加强迫劳动。这个运动在爱沙尼亚是成功的，但在拉脱维亚收到的实效较少，而在立陶宛则一无成绩。实际上，随着这个计划在立陶宛的完全失败，接下来就是大逮捕，其中也逮捕了“自治机构”的好几个成员。此外，前不久才同波罗的海其他大学一起获准恢复活动的维尔纳大学和考那斯大学又被关闭了，作为对大学生的一种报复措施。征募人员的方法日益严厉，这也使游击队的活动相应地有所增加，因为许多人为了逃避征募，全都溜到森林里去。立陶宛的形势由于征募运动的结果已经大为恶化，这时又因为在苏联占领时期撤离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重返而更加恶化了。德国当局在成立一个党卫队军团的计划失败以后，就同立陶宛人订立了一个为时已晚的协议，由立陶宛人组成几个工兵营在立陶宛领土上建筑防御工事。在苏联被占领区，罗森贝格几乎不顾一切地挣扎着想挽救他的农业政策，他命令农庄的“重新私有化”应加速进行。可是，在1943年初期，游击队活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多。苏联对游击队的援助正变得日益有效，而游击队也已达到了一种比以前先进得多的组织状态。在俄国被占领区，政治运动于3月间有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因为德国人当时把一个被俘的苏联将领（A.A.弗拉索夫中将）捧出来作为针对苏联公民和战俘的一场宣传攻势的中心。弗拉索夫将军并不同帝俄时代的逃亡者或其他可疑分子联合起来，而是在德国人的支持下，自行宣布为一个“俄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一支“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他在柏林电台的广播中，鼓吹对于从苏维埃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实行一项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他将废除强迫劳动并把集体农庄重新改为个体所有的土地。在3月和4月间，弗拉索夫被送往东欧去对那里的俄国战俘和俄国被占领区的民众集会讲话。他的呼吁显然在德国战俘营里的俄国人中间引起了某种议论，他甚至还拼凑成了一支杂牌军，不过主要由于他所激起的俄国民族主义同罗森贝格鼓励他们反对莫斯科的权力的政策有抵触，德国人不久就撤销了给予他的支持，弗拉索夫也就逐渐从公众的眼前消失了。

将近1943年底时，奥斯兰的情况迅速趋于混乱。除爱沙尼亚外，德国民政当局这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失去了当地民众的支持。由俄国伞兵和俄国给养有效地支持着的游击队活动所取得的成功，使德国人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从东方占领区逃来的大批德国难民和日耳曼族难民，以及德国城市里被炸得无家可归而逃来的难民，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动荡不安更加复杂。因此，罗森贝格所期望的奥斯兰成为“强大的德国边疆”一事，仍旧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德军发动进攻后在不过两年的时间里，令人畏惧的那种“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重新又在施加到德国来了，而被占领的波罗的海各国和俄国的领土则成了行政混乱、难民杂沓和游击战争活跃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