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的“珠宝之路”与椰枣东传/比较文明史

两河平原没有高山险阻，地势低平，交通便利，从苏美尔时代起就与世界各地有频繁的交易与来住。从萨马拉文化起，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矿石与金属器，特别是铅、铁沙等就源源不断的南下，从巴格达以北的梭万遗址直到南方，到处可以看到这些明显是来自于北方的物品，其制成品有铅碗、别针、珠宝等。这些货物一般顺着两条大河南下，最远的到达了波斯湾与印度，这是相当壮观的大型交易，可以想见当年商队规模之庞大，交往之频繁。

从另一个方向，就是从南方向北方，同样有大量的外来器物被发现。在乌鲁克时期，两河与波斯之间的交往更加热烈，有一种重要的物质证明了这种来往，这就是所谓的青金石，克劳福德指出：

在高拉遗址晚期的乌鲁克建筑层和杰贝尔阿拉达遗址出土的青金石遗物，已经证实了乌鲁克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与更东面地区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半宝石石头（青金石）仅产于阿富汗北部的巴达克申和更东面的矿坑。

这种石头是一种宝石，中国唐代时称之为“金精”，元代时称之为“兰赤”，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这种青金石的产地是巴克达山国：

马可波罗

马可孛罗的记载说：“巴达克山国还有一座山也产青金石，是世上最好的青金石，得自矿脉中，和银子一样。还有其他山里藏着大量银矿，所以这国家是非常富有的。”尤勒注释说：“Lâujwurd矿（由此字转写出I’Azur和Lazuli）一如红宝石矿，驰名已久。矿在科克恰河上游之可兰山谷中扬甘地带。通俗的语原是Hamah-kân或“万矿山”。据说近年来所产的每年只有三十至六十普德（每普德为三十六镑），质和量都很差。最优等的在不花剌出售，每普德值三十至六十提拉（tillas钱币名），即十二至二十四镑。“《四体合壁文鉴》（卷２２，第６５页）里它的汉语名是“青金石”，藏语为mu-men，蒙古语和满洲语为nomin。

这个“巴达克山国”指的是古代波斯统治下的一个小国，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北部的巴达克申地方。可以得知，古代波斯就已经与西亚有贸易关系，青金石是贵重的宝石，价格高昂，在西亚宫殿中经常可以看到。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显然不是这种青金石的终极目的地，它只是经过这里向西运输，从两河溯流北上，经过安纳托利亚高原，换取那里的矿产，再向西到小亚细亚与地中海，来到富裕的希腊城邦，在此大受欢迎，这种宝石可以换取橄榄油和工艺品。

这也就可以解释一个历史之谜了，在西北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发现了多种的美索不达米亚物产和文化印痕，特别是陶器刻符与图案，计数的陶算子及至泥板文字，这些都证明，这一地区存在着一条古代运输路线，相当于中国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一样，只不过这条路上运输的是印章、石料、陶器，而从北方的铁矿石，木材等则沿河流运下。

这条道路的一端是东方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物产早就进入两河并且运入西方，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宝石与石印章，另一类是动物及附加产品，如象牙、类人猿和孔雀，这些动物原产于印度，对于西亚来说是奇禽异兽，无论是作为商品还是作为贡品，都引起了西亚人的极大兴趣，贵族王公们搜罗这些珍稀之物，作为炫耀财富与身份的本钱。

关于古代印度与西亚之间的贸易早就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英国莫蒂默·惠勒爵士的《早期印度和巴基斯坦》，Ｈ·莫德的《早期印度》等著作中已经提到过这种交易。但是真正得到证实，却是近年来的考古挖掘，特别是青金石、印度河流域印章的发现，确证了这种交易的存在。当然也就证明了这条商路的存在，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对这条曾要存在过的重要道路命名，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西部延伸段，是一条珠宝之路。

西亚的珠宝之路是否可能与中国的丝绸之路有联系？

英国考古学家哈里特·克劳福德(Harriet Crawford)曾经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们并不清楚青金石是如何能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的。似乎存在着三条可能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矿坑向西到达里海东南类似于希萨尔这样的地方。最近的调查工作已经表明，那里是一个青金石制作遗址，从这里开始，这种路线可能沿着后来变成由中国出发的伟大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行进，并经迪亚拉谷地到达巴格达。

中国的丝绸之路途经西亚是毫无疑义的，唯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丝绸之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珠宝之路之间的历史时代。通常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是汉代之后开辟的，而西亚这条路至少是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间已经有相当大量的物资运送，青金石在这个时期也可能进入中国。

丝绸之路

一般认为，中国丝绸到达地中海的时代大约是希腊化时代到罗马帝国时期，是从长安到大秦，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相关的联系，那么有可能将中国丝绸之路的时代大大提前，因为中国青金石的进口与玉器、漆器和丝绸的出口远在此之前。据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与西亚和埃及的交往开始相当早：

由于受到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的抵制和压迫，从公元前2000年以后，这些草原民族便出现了大致由东向西的迁徙方向。广大的草原、峡谷和沙漠绿洲都被纳入了游牧民的生活圈。在这些操伊朗语系的不同部落之间，并不存在阻融他们往来的国界。生活在黄河和阴山以西，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山脉以东广大地区的草原牧民，就这样成了中西交通最早的媒介者。

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型的玉石开采是在帕米尔高原之东，主要是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这里产的玉石远销西亚直达埃及，埃及第18王朝（公元前1580－前1314年）的土旦卡门中挖掘出土的玉杯，被认为可能来自中国西域。

新疆喀什

包括青金石在内的宝石在中国统称为玉，《尚书·禹贡》中所说的“琳”就特指青色宝石，在中国大汶口文化已经发现绿松石的首饰，时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间，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西亚与波斯所产的宝石进入中国。

椰枣是西亚地区的特产，早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就已经开始培育椰枣树，考古学家们在欧贝德晚期的一些遗址如埃利都、欧威利等地，发现了椰枣核，在乌鲁克文化的一个软石瓶上，可看到巨大的椰枣树，这个石瓶现在保存在罗浮宫，图画与相关的泥板文书证明椰枣树已经成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这种椰枣原本是海湾地区的一种野生的植物，以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始种植。这里气候夏季炎热少雨，土壤含盐分较多，一般的农作物很难丰收，只有椰枣极适宜于这里的条件，产量相当多，很快成为当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与特产。椰枣肉可以食用，所含的大量糖分可以成为调味佳品。它的叶子纤维粗长，树干是木材，是西亚最难得的宝贵植物。从公元前２０００开始，它开始向外界大量输出。

由于波斯居于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带，丝绸之路的运输中，波斯人其实是居中谋利，他们将中国的丝绸贩运到西亚或者是更西的地方，而将西亚与西方的物产转手卖给中国人或是印度人。特别是居鲁士王之后，波斯大帝国开辟了波斯御道，直通埃及与中国，如果将珠宝之路、波斯御道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那么中国与西亚之间的古代交通就一目了然了。如椰枣这种物产就是经波斯人之手进入中国的，所以中国文献中将椰枣的故乡看成了波斯，将这种枣称为波斯枣。《魏书》、《隋书》中都将其称为波斯枣，认为是萨珊王朝时代的波斯的产物。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说波斯枣产自波斯，“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心尺，叶似土藤。不雕。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这些描述真切地记录了椰枣的形状和特点。最为传神的是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其中写道：“广州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至巅四向，其生十余枝，叶如棕榈，彼土人呼为海棕木。”《唐书》中将椰枣称为“鹘莽”，这种说法来自于波斯语中的gurmań，《本草纲目》中将其称为“苦鲁麻”，是同一个名称的译文。

其实，中国人虽然将它看成是波斯的产物，但也对它的原产地有所质疑，《唐书》中记载波斯枣时提到了一个重要地区即拂林，中国古代关于拂林国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指西亚，也就是所谓的大叙利亚地区，古代叙利亚语里的椰枣名为gišimmaru,这就是波斯语中的椰枣的来源，可见波斯人沿用了西亚人的名称，而且将这个名称传入了中国。罗马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记述过这样的一件事，当亚历山大军队进入格得罗西亚的沙漠时，军队断粮，士兵们全靠食用椰枣，才走出绝境。

美国劳费尔说：“……此树在巴比伦有悠久的历史，这也是不容争论的（亚述语为gišimmaru）……在巴比伦，波斯枣和阿剌迈克枣都很有名，波斯枣更受人珍视，因为它的肉完全离核，而阿剌克迈枣的肉只一部分离核。”１其实作者应当看到，波斯语中的椰枣一词正是来自于巴比伦，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任何语言的考据都是无从谈起的。

目前尚没有发现梵语中的椰枣一词，所以有的学者断言古代印度没有并且也没有种植椰枣树，笔者认为这种论断为时尚早。没有种植并不代表着没有输入，椰枣树有着特殊的气候条件要求，印度气候可能并不适宜于种植，这是无可争议的。正象中国也不适合于种植椰枣一样，直到现在我国的椰枣仍然主要是从伊拉克等国进口，虽然中国也有少量的种植。

但是古代西亚珠宝之路上，印度有一种重要产品举世皆知，这就是印度印章（stamp-seals）。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一种印章，这种印章主要是陶泥制作的，也有石刻的，其形态多样，有动物图案，有古代文字。至少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印度印章传入西亚，并且成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新宠，在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一种沥青可以制作陶器，这种沥青质地比现代石油所产出的沥青硬得多，但仍然可以刻饰，是制作印章的极好材料。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不同于印度，它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要，它用于社会生产与商业中，主要用作图章与火印等作用。西亚的商业中重视法制与信用，所以产品往往加上印章，以说明物品的所有权与信誉，所以印章运用普遍，商人们都用印章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与信用，货物发出，出售与结账，都离不开印章。印度印章由于传入较早，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以后就发展成一种工艺品，被广泛收藏。与印章一起，古代印度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也进入西亚，如印度人对牛的崇拜与喜爱对巴比伦人有巨大影响，印度的牛雕与西亚的牛雕十分相象，都表达对于这种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动物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