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撒了什么谎，

来源：趣历史茶馆

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之而来的是1946年到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

当时，刚经历了战争疮痍的中国人都盼望着法庭能尽快严惩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然而，审判一开始却朝着极不利于受害方中国的方向发展。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遵循了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所有战犯都被认为是无罪的。这一点给当时中国方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由于不熟悉英美法系制度，并且认为日军的罪恶行径已是天下皆知，中国方面没有想到还需要提供大量的犯罪证据，因此在搜集证据上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这样的前提下，连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作为证人发言都被法庭认为缺乏证据而轰下证人台。而那些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有的公然宣称自己无罪，有的干脆全程一言不发。

直到1946年8月16日，一个重要证人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他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他的出现令刚叫嚣完“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的战犯板垣征四郎骤然变了脸色。连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都形容溥仪作为证人出现在东京审判，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当时法庭进行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的审理。首先是伪满洲国阶段，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阶段。日本侵略东北，没有比溥仪更好的证人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日本投降后，溥仪害怕受到国民政府的惩处，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正好被苏联伞兵拦截了下来，之后关进了苏联的监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建议下，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到日本东京出席审判。

法庭上，溥仪讲述了在天津受到土肥原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还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

日本律师团针对溥仪有复辟清王朝这一打算对溥仪进行了轮番轰炸。因为，只要溥仪被证明是要借日本达到自己复辟的企图，那么他就不具备站在证人席指控日本的合法性。当然，溥仪不会承认。接着，日本律师团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

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先是研究了几分钟，一言不发。接着，他突然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坚称信是伪造的，自己当时只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也没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东京审判的结果是，判处25名日本战犯有罪，其中8名被处以死刑。可以说，溥仪的指控对坐实日本战犯的罪名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期间，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彻底的揭露。

如今，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溥仪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并不是如他口中所说，是完全被“胁迫”和“绑架”的。不过，虽然他在东京审判中为了给自己开脱而撒了谎，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指控也的确使审判的局面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