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在起跑线上的戴笠，如何逆袭成为国民党的特务老大

文：甲10号

以事实判断为主，以价值判断为辅

国民党特务有黄埔系和CC系之分。

复兴社是黄埔系特务的滥觞和大本营，也是戴笠发家的基础。

不过，在复兴社成立之前，后来成为复兴社特务大佬们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戴笠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他连起跑线的影子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呢。

1．

1924年，刚成立的黄埔军校连招了三期学生，贺衷寒、曾扩情、酆悌、邓文仪、郑介民、康泽这些后来的特务大佬们前后脚走进了黄埔校园。当他们在广州珠江的那个江心岛上已经踌躇满志的时候，后来改名为戴笠的戴春风，此刻还在浙江乡下帮着守寡的母亲种地糊口呢。

那个时候，谁知道天底下还有戴笠这么个草根，就是后来知道了，谁又会把他放在眼里。

三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戴笠才终于摸进了黄埔军校的考场，第一次考试落榜，再考，总算赶上了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的末班车，成了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

这个时候，比戴笠要年轻几岁的贺衷寒那些人早就从黄埔毕了业，好几个人还去了苏联留学，并且学成回国，纷纷在国民党的潜在权力布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贺衷寒当上了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邓文仪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康泽成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郑介民担任了黄埔六期总队的政治教官，成为戴笠的直接长官。

酆悌和曾扩情没有去苏联留学，此时也都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了要职。

此刻的戴笠，还只是黄埔六期学员队中的一名普通上等兵。

2．

戴笠似乎具有喜爱阴谋诡计的性格偏好，他进入黄埔不久，就在告密上露了小小一手，为他后来的一生功业埋下了草蛇灰线。

戴笠进入黄埔时，正赶上蒋介石清党。蒋介石指派一个名叫胡靖安的黄埔二期生，从北伐前线返回广州主持黄埔军校的清党。在胡靖安动手前，戴笠塞给了胡靖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二十多人的姓名，都是学员中的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这是戴笠平日里暗地搜集起来的。

贯穿戴笠一生的两条轨迹，追随蒋介石和从事特务活动，在这里埋下了最初的伏线。

戴笠的黄埔求学之路很不顺畅，入学没几个月，就遇上蒋介石下野。戴笠所在的黄埔六期骑兵营是按蒋介石旨意创建的，这时就断了钱粮，只有散伙。恰在此时，戴笠的侄女在浙江老家吃了官司，他于是告假赶回浙江，跑门路疏通捞人。

戴笠把侄女的官司摆平后，接下来何去何从，成了问题。

返回黄埔，显然没有着落，戴笠没有考虑这个选项。他也就此告别了黄埔，直到后来黄埔六期在武汉复学，通知他返校完成学业，他也没有回去。所以，戴笠终其一生，只是一个黄埔肄业生。

学未毕业，生计无业，戴笠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找个吃饭的地方。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国民党浙江党部任职的同学答应给他找个差事；一是已经担任少将师长的早年拜把子兄弟胡宗南也发出邀请，去军队里当个副官。

但是，戴笠显然对坐办公室和给长官拎包这种安分守己的差事缺乏兴趣，这种差事根本容不下他的志向与野心。

他要闯更大的天下。

他听说胡靖安在上海，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里负责一个情报联络组，给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搜集情报。

戴笠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了。他决定去上海。当然，他找的是胡靖安，投奔的却是蒋介石。

不过，当时的局面并不乐观，前景并不明朗。蒋介石还在下野中，胡靖安能不能收留他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戴笠仍然放弃了眼前已经有了着落的两个饭碗，决意前往上海。

戴笠可能觉得对于而立之年的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找一个饭碗，而是要跟定一个人。

就算是押宝，戴笠的眼光与心量也显然与众不同。

从他到上海以后、以及此后几年里衣食没有着落，却不改初衷的固执来看，他的这个选择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

3．

戴笠在上海找到胡靖安，胡靖安没忘记给他塞名单的这个黄埔六期生，痛快地把戴笠收纳进了情报联络组。此刻，戴笠才知道，这个情报联络组，竟是一个“三无”机构；无名分，无编制，无薪水。

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机构名录里，根本就没有情报联络组这个机构，更没有人员编制，当然也没有薪水列支。

胡靖安因为是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能领一份薪水，情报组的其他组员，在司令部里没有任何名分，别说固定薪水，临时津贴也没有一分，完全是义务劳动。

戴笠放着浙江省党部的正经差事和胡宗南部的体面副官不干，却跑到这里来饿着肚子做起了志愿者，他居然没有一丝悔意，反而干得很起劲。

没有钱，戴笠就在黄埔同学会兼了份差事，每月好歹有点儿收入，但是不够花销，三十多岁的他只得向母亲张口，要家里寄钱接济。

戴笠的尽心尽力得到了胡靖安的赏识。

不久，蒋介石复出，胡靖安要赴德国留学，他举荐戴笠接任情报联络组组长。戴笠终于成了司令部的上尉参谋组长，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薪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戴笠熬出了头，反而，他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这个情报联络组不仅不是司令部的正式机构，而且还是一个秘密组织。除了胡靖安，司令部里没人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胡靖安在时，情报由他往上送，他一走，送情报的渠道都断了。

组员们看着不是个事，纷纷各谋前程，只剩下戴笠孤零零的一个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单干户。

戴笠想把情报送给蒋介石，但是连烧香的庙门都找不到。

戴笠下起了笨功夫，先在司令部大门外央求卫士，但是只得到了一通奚落。他干脆拦车投书，又差点儿让警卫开枪崩掉，挨了一顿揍，还让卫士长连损带骂教训了一通。

戴笠具备狠人的特征：我行我素，不屈不挠。任你驱赶、殴打、喝斥、痛骂，戴笠仍然是一边手持情报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我有情报呈报校长。

终于感动了上帝。蒋介石看到这个黄埔学生如此忠心耿耿，让人收了他的情报。戴笠搜集情报时也是下功夫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介石的需求。蒋介石一看这些情报还很有料，于是召见了戴笠，还指定以后由机要秘书毛庆祥负责接受戴笠的情报。

戴笠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

当初他决定跑到上海来跟定蒋介石，并不是只想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追随者，更不是甘于只做偶像的万千粉丝中那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分母。

他要投奔的是一个主子，他要当的是主子信赖的一个忠实仆从。

这次召见，意味着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个人，意味着他的特务情报活动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这使得他的奋斗目标开始出现了一个盼头。

这也意味着，他终于站到了特务活动的正式起跑线上，可以正式加入比赛了。

虽然戴笠已经开始起跑，但是那些黄埔老大哥的现状，仍是戴笠望尘莫及的。他们在官场上都已然顺风顺水，露出了飞黄腾达的迹象。

邓文仪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少将军衔；康泽先是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来又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宣传大队长；贺衷寒担任了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酆悌和曾扩情分别在军队和军校担任政治部的少将主任；郑介民成为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上校军衔，专门负责特务工作。

4．

踏上正式赛道，戴笠跑得更来劲了。

很快，蒋介石组织第二次北伐，戴笠随着总司令部来到徐州，频繁往返于徐州和前沿阵地，搜集报送战况情报。

他手下有了一个勤务兵，情报活动还是靠他一个人跑单帮。

他的交通基本靠腿，吃饭基本靠干粮，睡觉大多在野外，偶尔能有一匹马或者脚踏车，再找个农家吃顿热饭，睡上一晚，就是享受了。

最奇葩的是，即使回到大本营徐州，司令部对他这样的下级军官也是既不提供餐饮也不提供营房，食宿一概自理。

他一个月十几块的薪水根本不够花，每月还要靠母亲寄钱补贴，根本住不起旅店，露宿也不是办法，他只得住进火车站候车室，虽然脏乱噪杂，总算有了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戴笠奋斗不已，由于情报绩效不赖，他的官衔由上尉升为少校，终于有资格得到了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上有了片瓦下有了立足之地。

戴笠很快干了两件露脸的事。

一件是在蒋冯战争中，戴笠冒险潜入反蒋的唐生智部队，策反周伟龙在洛阳战役中率部反水，为中央军获胜立了一功。周伟龙这个黄埔五期师兄，后来也成为长期追随戴笠的特务骨干。

一件是在张学良于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阵营后，戴笠受蒋之命去见张学良，一来表示拉拢，二来刺探情报。戴笠真会来事，他没有直接去见张学良，而是先见了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张学良的拜把子兄弟吴泰勋，也是张学良警卫团的团长。吴泰勋十分意外，戴笠尊为蒋总司令的私人代表，却先来拜见他这么一个年轻人，不免大受感动，遂将戴笠引为至交。接下来，吴泰勋带着戴笠去见张学良时，少帅见戴笠和自己的亲信如此亲密，大为惊奇，对戴笠顿生好感。很快，在戴笠建议下，三人结为拜把子兄弟。戴笠功成而返。

蒋介石对这位学生的信任与器重不断增加。

那些黄埔老大哥们此刻仍然在国民党的权力格局中远远处于领先位置，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黄埔小学弟，在那不为人知的地方默默地勤奋忙活着。但是，这位学弟让他们暗吃一惊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虽然他们在赛道上未曾擦肩，但是，他们的表现都被那位唯一的裁判尽收眼底。

5．

让那些黄埔老大哥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在蒋介石宣布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任命时。

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前，秘密召集几个黄埔的亲信学生，授意他们搞一个秘密团体。贺衷寒、曾扩情、酆悌、邓文仪、郑介民和康泽几个人商量筹划后，在1932年初蒋介石再度复出后，成立了复兴社。

戴笠虽然也成为第一批参加复兴社的成员，但是，那些学长们几乎没人在意他这个六期小学弟的存在。

直到蒋介石宣布特务处处长的任命时。

复兴社设书记一人，中央干事九人，候补干事三人。那些发起组织复兴社的黄埔学长们有人担任书记，其他人都成为中央干事，戴笠只是进了候补干事的名单。

复兴社下设四个处，其中一个是特务处。蒋介石先指定了其他三个处的处长，都是黄埔前三期的学生。

让这些黄埔学长们大感意外的事，发生在蒋介石宣布特务处处长的时候。

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当场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大家的意见？谁敢说怎么样！

谁都没有想到，谁都不服气，最不服气的，当然是郑介民。这位上校军衔的黄埔二期学长，要去给少校军衔的黄埔六期学弟当副手，你说他的心情能怎么样！

此刻，那些黄埔老大哥们才意识，这位似乎不起眼的小学弟，在校长的心目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不过，戴笠这时距离国民党特务老大的位置，还差得很远。复兴社除去戴笠的特务系统，还有贺衷寒的政训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都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特务力量。戴笠的特务处在复兴社里最多也只占个三分之一。

复兴社成立一年后，蒋介石又让邓文仪组建了一个特务组织——南昌行营调查科，编制规模是戴笠特务处的整整两倍，完全碾压戴笠的特务系统。

在黄埔系的复兴社之外，还有CC系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由徐恩曾领头的特务组织比复兴社成立的时间早了近五年，当复兴社刚刚组建的时候，调查科的特务活动早已成了气候。

那时，蒋介石认为已经把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派别和各路军阀大致摆平，攘外必先安内的重点，开始对付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力量。徐恩曾的调查科在这方面给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复兴社成立一年之前的1931年，徐恩曾特务系统在上海先后逮捕了中共要员顾顺章和向忠发，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破坏。

此后成立的戴笠的特务处，在对付共产党的能量上还远远比不过徐恩曾。沈醉当时在特务处的上海区任职，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成绩」。

复兴社成立后不过几个月，蒋介石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国民党特务系统，让陈立夫牵头组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虽然和后来戴笠的那个「军统」在名称上一字不差，但是，它们却是完全没有继承关系两个机构。

陈立夫的军统成立于1932年9月，后来戴笠的军统确定成立纪念日，选定的日子是特务处开张的4月1日，根本无视陈氏军统成立的那个日期。

在陈立夫的这个军统里设了三个处，一处是徐恩曾担任处长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二处是戴笠担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是丁默邨担任处长的总务电讯处。

从力量布局看，戴笠的特务处只是三分之一。从机构排序看，戴笠的第二处没有占据首要位置，从实际作用看，徐恩曾的第一处当时风头更健。

戴笠丝毫不敢松懈。

6．

郑介民从开始的不服，慢慢变成了不服不行，因为他自己确实不行。

几件事就比出了高低。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急命特务处派重要干部赴华北主持情报工作，戴笠派出了郑介民。郑介民心气虽高，胆量却很小，魄力明显不足，不敢往一线跑，情报活动打不开局面。蒋介石看不到战况情报，发电严斥。郑介民这才带了一个情报组跑古北口，呆了两三天，又溜回了北平。戴笠看这样不行，自己带上机要秘书和译电员，亲赴华北，组织调度，深入前线，一手抓情报，一手抓锄奸，给蒋介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方情报。

紧接着到了这年年底，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钦点郑介民坐镇福建，指挥对十九路军的策反工作。蒋介石点将是有根据的，十九路军是粤军，郑介民是粤籍，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故旧与部属，派他这个差事顺理成章。不料，郑介民的态度却是支支吾吾，畏畏缩缩。三言两语下来，戴笠明白了，郑介民在患得患失，担心他在十九路军的那些朋友不仅不会帮助他，反而可能出卖他。

戴笠说，那这样好了，你留守本部主持工作，我去福建。郑介民居然就答应了。

戴笠事先做足功课，然后带了一个特务，是漳厦警备司令的亲戚；又带了一封信，是托朋友写给十九路军61师参谋长的。他跑到福建，靠着带去的特务和亲笔信，数番陈言游说、软硬兼施下来，策反了四个师长，使他们在中央军围剿之时倒向了拥蒋一方。福建事变结束，戴笠立下大功。

两次机会，先给了郑介民，两次拉胯；换了戴笠，两次露脸。

郑介民这时应该明白了，蒋介石把处长的位子没有给他而是给了戴笠，看来这个裁判并没有瞎眼。

不仅是郑介民，那几个干特务工作的黄埔学长，一个个都让戴笠给PK掉了。

戴笠其实明白，PK掉学长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赛道边上的那位唯一的裁判。

取得校长的认可和信任，是最终获胜的唯一保证。

当特务头子，要取得蒋介石这样帮会出身的老大的完全信任，要他把你当做自己人，必须要递投名状，必须要干脏活，要动手杀人，手掌要沾上仇家的血，这样，你才算真正上了贼船，断了后路。

戴笠的表现完全合格。

戴笠先后杀了杨杏佛、史量才，以及他自己的拜把子大哥王亚樵。只要校长有意，他就执剑操戈。

而那些学长们，往往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让校长难以放心。

邓文仪最先栽了跟头。1934年6月，南昌机场突发大火，一架飞机和数十间营房被毁，朝野热议。蒋介石命令身为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调查此案。邓文仪交出的调查结果是：天热物燥，自然起火。舆论顿时大哗，一致认为调查不实，揭露真相是航空署高官为了掩盖购买飞机的贪赃行为而人为纵火。

邓文仪担心牵涉出高官会引火烧身，于是隐瞒真相。

对自己亲信学生这种打个人小算盘的不忠行为，蒋介石最不能容忍，他当即撤了邓文仪的职，把南昌行营调查科交给了戴笠。

戴笠意外躺赢，特务处人马立刻增加了两倍。

后来的西安事变，使戴笠彻底把复兴社那些黄埔学长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催化剂还是那个让邓文仪栽了跟头的效忠问题。

蒋介石西安被扣后，曾扩情这个亲信学生做的事情是，给校长写了一封信，一个劲儿为张学良杨虎城说好话。贺衷寒、邓文仪这俩亲信学生则是屁股坐到了何应钦一边，跟着起哄，要发兵攻打西安。他们押的宝是，蒋介石十有八九没救了，何应钦上台后，他们就有了拥立之功。

戴笠的押宝丝毫不变。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着宋家兄妹跑到西安去救驾，虽然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是一片忠心让蒋介石牢牢记在了心里。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把曾扩情关了起来，撤了贺衷寒的职，把邓文仪打入了冷宫。

酆悌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受影响，但是后来在长沙警备司令任上，因为1938年长沙大火，被当成替罪羊，丢了脑袋。

西安事变两年后，复兴社撤销，班底大都转入了三青团。康泽担任了三青团的组织处长。但是，他权欲膨胀，跟太子蒋经国争起了控制权，自己作死出了局。

复兴社撤销后，原来的四个处里，独有戴笠的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

当年身为复兴社头目的那些黄埔学生里，最后能自拥一支力量，干得最有名堂的，也只有黄埔六期的戴笠一人。

7.

坚定反共，是戴笠得到蒋介石宠信的最根本因素。戴笠也因为与共产党较量受挫，让蒋介石痛骂过一次。

那是1940年初，军统内部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小组，而且潜伏在军统极要害的电台内部，人数竟发展到8人之多。而且，这个小组的暴露，并不是军统多么厉害自己通过侦探发现的，而是因为电台一次偶然的技术故障，情报小组成员张蔚林缺乏经验举止失措而露出了破绽。

蒋介石大骂戴笠：你们过去总是吹牛皮，说你们怎么怎么厉害，打入共产党。现在我不仅没有看见你们打入共产党，倒是看见共产党都打入了我们的心脏。你们还没有发现，这样要你们干什么？

戴笠急于扳回一局，直接出马审讯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张露萍，软硬兼施，却一律碰了钉子，最终铩羽而归。两年后，戴笠下令将情报小组中坚贞不屈的7名共产党人全部杀害。

坚定反共，是戴笠得到蒋介石重用的政治基石。

8.

胡宗南评价过戴笠：「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

戴笠的「深谙人情世故」，也体现在他应对蒋介石的态度上。

戴笠对蒋介石的效忠是人人皆知的。他总是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挂在嘴边，他确实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这只是一方面。

戴笠还有另外一面。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上海，在好友唐生明家里请宋子文吃饭，他特别吩咐唐家的厨师，「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唐生明不解，问他为何这样做。戴笠开始给唐生明传授职场宝典：「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情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了出来，他便不会再用你了。」

这都能传授！以戴笠的心机深厚，这话居然没有藏住。

9.

1938年，国民党特务系统大事频发，复兴社解散了，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散了伙，原来的一处、二处分家单过，一处升格为中统，由CC系的徐恩曾掌门；二处升格为军统，由黄埔系的戴笠掌门。

至此，国民党特务系统一山二虎的局面正式形成，能与戴笠抗衡的，只有徐恩曾了。

徐恩曾一直是跑在戴笠前面的。徐恩曾的起点远高于戴笠。与戴笠出身草根不同，徐恩曾出身富裕，到美国留过学，又是陈立夫的表亲，在戴笠还是一个人跑单帮搞特务活动时，徐恩曾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主任了，手下兵强马壮，并且在为蒋介石清除异己、反共反民主的特务活动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即使在戴笠特务处成立后的多年里，徐恩曾的调查处在特务活动领域里仍然占有许多上风。

但是，徐恩曾最后还是在和戴笠的PK中败下阵来。

徐恩曾和戴笠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两人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禀性不同，虽然都在蒋介石麾下当特务头子，但是，徐恩曾只愿意做臣子，戴笠则甘愿做家奴。

徐恩曾一直觉得当特务不符合自己的儒雅风度与高远志向，一心想着往政界发展。1941年，蒋介石让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次长，用意是让他借用这个职务的方便，大力发展特务调查网络。但是，徐恩曾却打起了个人小算盘，开始垂涎钻营交通部长的职务。到处结交拉拢财政、经济界人物，还花功夫写了一个“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呈送蒋介石以图邀功，结果适得其反，惹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徐私心太重，不务本业，离心离德。

1945年初，戴笠抓住徐恩曾纵容亲属走私的证据，精准奏了一本，点燃导火索，蒋介石的怒气集中爆发，直接下了一道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彻底断送了这位中统掌门人的政治生命和特务生涯。

最后一个竞争对手退场了。

戴笠这个当年在起跑线上远远落后的大龄草根，终于一骑绝尘，把一个个强有力的赛手远远甩在了身后，自己终于成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国民党特务老大。

人生得意，拔剑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终于登顶之时，他的人生终点也在不远处等着他了。

一年后的1946年3月17日，在一场滂沱大雨中，戴笠的座机撞上江宁县一个名叫岱山的小山包，人生猝然画上了句号。

当年戴春风第一次参加黄埔考试落榜后，深信命相之术的他决定改名「戴笠」，取意于江南民谣「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以图吉祥与自励。他还想起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于是取字「雨农」，以补先天不足。

「雨农」这个字果然带来了好运，戴笠再进考场，一举中榜，恰似久旱逢甘霖，腾达之路就此开启。

谁能料到，在取字「雨农」十九年后，戴笠居然命殒于一场春季少见的滂沱大雨中。而且，葬身戴雨农的岱山，不仅「岱」「戴」谐音，而且山腰处还有一条山沟，居然名叫「困雨沟」，戴雨农的骸骨就让大雨冲到了这条沟里，最后被人找到。

戴笠当年向唐生明传授人生秘诀，说任何事情都要留一手。莫非，老天爷在「雨农」这个字上，不只是给他降下好运，暗地里也给他留了一手，而且把这一手，一直留到了十九年后的那个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