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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形成原因，也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要深入地了解一座城市，就必须从地理时空、社会变迁中寻找到城市精神所在的内核。
赤峰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闪烁着中华文明光辉，却又有着迷人个性魅力的城市。1913年（民国二年），无疑是赤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赤峰商业自行开埠，成为蒙东地区首先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城市。
这次开埠，既是赤峰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又是赤峰此后获得蒙东、辽西区域中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开埠正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打开赤峰这座城市古往今来的大门，一窥隐藏在繁华炫光之后的赤峰市和赤峰人的奥秘。1916年（民国五年），赤峰正式开埠。同年8月，时任赤峰县知事叶大匡开始进行商埠的前期筹备工作。赤峰开埠的两个关键人物：熊希龄和叶大匡。民国元年（1912年）7月，从小就有“湖南神童”美誉的名士熊希龄出任热河都统。
尽管尘封已久，但档案资料还是向我们明确地讲述了熊希龄对热河地区发展的构想。民国二年（1913年），熊希龄鉴于民国初肇，外蒙古独立，内蒙古动荡，日俄两强环伺的形式，深感危机之中，热河首当其冲。他向议会提出《热河改建行省议案》，在这份一万余言的议案中，他感叹以前的热河建设规划基本都“总不离日俄铁路势力范围”后，提出自己的铁路设想：“自北京经承德达赤峰为第一段。赤峰固全热之中心点也。再由赤峰经奉天之洮南至吉林松花江畔至伯都呐为第二段。在于期间设两条支线：一由赤峰经建平、朝阳以达奉天锦州车站，可六百华里。是为商务线。”民国四年（1915年），根据内阁会议意见，已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致书大总统袁世凯，请求于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山东龙口等地方自辟商场，加上前清末年已奉准开埠的葫芦岛，一律开放，以期“发达地方振兴商务”。大总统旋即照准。叶大匡，字黻承，四川万县人，清末进士，曾为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幕宾。民国2年(公元1913年)，叶大匡任赤峰县知事。叶为官清廉，任期不带随从和家眷，生活清苦。最终卒于赤峰，葬于赤峰，埋骨之处已不可寻觅。
选址开埠赤峰的开埠，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据出版于1934年的《赤峰县志略》描绘：“溯查民国十年以前，大小商号多至千余家，堪称富庶之区。至两次直奉战争，地方糜烂，盗匪蜂起，十室九空，商业大受影响。”据赤峰市档案馆馆存档案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8月，时任赤峰县知事叶大匡开始进行商埠的前期筹备工作。1917年1月，叶大匡在县街旧市场的东南购得埠地一块：“东北角以沙坨西面为起点，西南角以东义地之东为起点，南以南山脚为界，北以骆姓屋前为界，四方各取直线，总面积二十五顷零八十亩，花费大洋两千九百六十二元七角八分九厘。”
民国六年（1917年）2月1日，赤峰开埠局正式成立。赤峰县知事叶大匡任为开埠局局长。热河财政厅随即分别于3月2日、7月2日，分两次由交通银行官银处下拨交通票5万元作为开埠经费，赤峰商埠建设自此正式启动。赤峰商埠的地址规划出来以后，因为地势较低，开埠局于5月9日发布布告“拟开掘排水渠道”。这条渠自南山根红土沟起，沿着划定商埠地点的西边一直往北，至红山脚下顺入大河。渠长十里有余，深五尺，宽五丈。5月20日，开埠局为了节约开支，再次发布告，对沟渠工程量进行了部分缩减。5月27日，开埠局与刘庆荣签下包工合同，合同中的沟渠宽度又变成了“上宽二丈、下宽一丈二尺”，工程费用总计10600元。
赤峰开埠局为了让商埠能够尽快兴旺起来，向热河都统公署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包括在商埠东及东北两角分别建筑警察分驻所；在埠地西北距旧市不远处建筑市场，招集贩卖饮食日用的小商贩前去贸易，以此吸引正宗商号、游人、兴旺市面等等。此时，五万元的开埠经费余额不足两万元，开埠局计划用余款分别缓急来实施这些意见，并且打算将来用商埠租金来补助不敷之处。
开埠的目的就是对外开放。赤峰开埠当年日本就在赤峰设立了驻热河领事馆。赤峰开埠局成立后，局长叶大匡所购的商埠地在今东城街道附近。据《红山文史》第一集所刊李在洲先生著《赤峰商埠的开辟》一文记载：“虽有其地，但并未经营，每年只有附近的一些居民向开埠局申请租种部分大田。有租户和种方协商租价与租种期限。”
赤峰市档案馆所藏资料显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开埠地较为偏僻、建设经费不足、场地低洼积水等等原因。
民国六年（1917年）叶大匡离职后，李文昇接任赤峰县知事兼开埠局局长。不久，由于当时赤峰的外交事务日渐繁多，民国政府专门设置了赤峰交涉署，委任张翼廷为赤峰交涉员兼开埠局局长。民国十一年（1925年）张翼廷因病辞职，张秉彝署理热河赤峰交涉署交涉员并兼任开埠局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张秉彝局长就是在赤峰红山留下“张冠李戴”的所谓木兰碑的那位官员。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秉彝以“久病未痊”辞职。自此，赤峰县开埠局局长来去匆匆，交替接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进占赤峰，开埠局不了了之。前因后果赤峰的开埠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尽管并不轰轰烈烈，但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对赤峰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赤峰地区经历过许多精彩的历史时刻，红山文化、大辽契丹、蒙元铁骑都在这里留下过深深的印记，但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文化存在着割裂式的断层。红山人的去向成为未解之谜，契丹人也在百年间神秘消失，明初靖难之役后这片土地变成了兀良哈蒙古的游牧之地。在这一个个的断层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它把这片土地的上下五千年贯穿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一条路，沿滦河及其支流，经老哈河穿越燕山山脉，连接中原和塞外的路。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不难理解地处塞外的赤峰及其附近地区为什么在历史上会有那么多的城镇出现。从夏家店下层的邦国到右北平郡，从辽中京到松山州，清朝初年红山脚下乌兰哈达街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条从中原到塞外，再经如今的俄罗斯可以远达欧洲的古商路。数千年来，赤峰附近就是这条商路上走出崎岖的燕山山脉后的一个重要交叉路口。就象《赤峰县志略》描绘的那样：“赤峰居热河中心，南界平泉，东临凌、建，北接经、林，西进围场，诚四通八达之地。”“拉不败的哈达，填不满的八沟”，在这样重要的商路上的节点位置上，在对外开放不可避免的历史背景下，赤峰的开埠成为了必然。赤峰的开埠也使赤峰开启了从一个商业城市迈向了地域中心城市的启动键。1937年印刷的《赤峰地方事情》记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开埠二十年后赤峰地区的概况：“本地工商业逐渐复兴，远方企业者投资踊跃，并交通便利，运输流畅，农村安定，购买力自然增加，商工前途日益繁盛矣。”
1946年1月9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必须坚决拒绝蒋介石占领赤峰、多伦的要求。”可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赤峰已经发展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战略要地。
赤峰的开埠，不仅仅是大形势下的历史必然，也是走向未来的重要起点，这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在城市发展中的前因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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