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云：我和父亲王耀武

作者：逄金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聚会中，当被问及在众多的国民党黄埔系高级将领中哪几位指挥才能比较出色时，粟裕脱口而出：“就是杜聿明和王耀武。”粟裕接着评点这两位老对手：“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

“那么，王耀武呢？”有人问。

粟裕说：“王耀武这个人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指挥才能。陈老总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

粟裕评价王耀武之际，王耀武还在接受战犯改造。

当王耀武经过特赦放出来后，有人问他除了亲人最想见以外，还有谁此刻能让他想起来？王耀武沉吟片刻说：“粟裕。”

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往往也是知己。

这是《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的开篇，它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也许是王耀武先生生平事迹在大陆的首次全面披露，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对于王耀武这个名字，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但大多数人的了解局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为，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全部人生，特别是他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恐怕多数人所知甚少；而对于他的家人与后人，更是鲜有人知。

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客观、全面、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20世纪风云激荡的时代，重新认识这位抗日名将。

2013年4月间，笔者与同事专赴香港，在香港铜锣湾力宝礼顿大厦，对王耀武将军唯一的女儿王鲁云女士以及她的五朵金花——王耀武的五位外孙女进行了独家专访，他们引领我们走进了王耀武的真实世界，也走近了王耀武的家人与后人。

他是仁慈的父亲，称职的军人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他带着七十四军打遍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王耀武在抗战中的战功显赫彪炳，所以当时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

翻开历史画册，过去的那一幕幕仿佛历历在目：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常德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十六天，全城被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八千人只有一百人生还，余皆战死。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六天激战，终于收复常德城。

常德一战深得国民党最高军事首脑蒋介石的赞赏，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备加奖励。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00军四个军十万人。

1945年是抗日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该年4月，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当时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六个师团的兵力，约十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那时芷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中美混合飞行团所在地。日军进攻芷江的目的就是夺取这一重要空军基地，并企图打通湘桂线，进而西犯入川。

此时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三十万兵力迎击敌人，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使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王耀武年仅四十岁。但这还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这才是王耀武最辉煌的时刻。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师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并以战胜国将领身份受降。他的七十四军被誉为“抗日铁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只有七十四军逢战必有战功。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于抗战爆发前两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抗日烽火度过。

“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部队走，贵阳、桂林、长沙、汉口……都去过。父亲偶尔会回家来。他每次回家，总是先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作为军人，总是有点脾气的，但他平时语调多是平稳的。他性格爽朗，喜欢跟小孩子玩，爱笑。有一次，他抱起我来让我说山东话，我就说了，他听后哈哈大笑，用标准的山东地方话说：’你的山东话还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会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意儿哄我开心。因为离开济南之前行色匆乱，这些东西都散失了。”王鲁云缓缓地叙述着。

在王鲁云的记忆中，父亲回家之时，母亲郑宜兰总会给他做一顿好饭。郑宜兰是福建人，平时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来，她就做山东饭菜，比如水饺啊什么的。

王耀武治军恩威并用，在个性上自信、倔强、好胜，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王鲁云说，虽然王耀武与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颇多微词。

“父亲与母亲郑宜兰感情一直很好，两人素来和和睦睦，从来不曾拈花惹草。在当时的旧时代环境里，高级军官三妻四妾者比较多，我父亲的感情是难得的专一。”王鲁云说，“父亲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

有一次，王鲁云亲眼见到父亲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里踩来踏去，颇为不解，就问缘故。父亲告诉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的穿着比较简单但整洁。平素办公，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

“父亲不许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说漏了——毕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亲回家后照例把我抱起来问：’家里都好吗？’我说：’很好。母亲也没有打牌。’就是这一句话漏了口风。父亲于是和母亲吵嘴。这也是我记忆中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鲁云回忆说：“父亲一直在抗战前线，一年当中也就回来三四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里来，很难过的样子，说某某卫士长牺牲了，这个卫士长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过。”

父亲被俘后，全家曾想要救父亲

抗战之后内战爆发，这场战争使王耀武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王鲁云曾撰文提到：“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和政务，这次却隐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曾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

事实确是如此。

据载，王耀武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心态极为不同。抗战中，余程万弃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认可的，他认可的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而到了济南，同样面对部下，他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

“1946年我们还在汉口，接着去了山东。去山东时，父亲没有带祖母，她留在了汉口。父亲和祖母照了张合影，然后就去了山东。”王鲁云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在他出战之前、打仗归来都要给祖母磕头，总会说：“让您挂心了！”

在济南时，王耀武全家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王鲁云和两个哥哥就在那里念小学。

1947年，王鲁云十二岁。解放军大军压境，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

“母亲带着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堂兄弟，还有一些护卫，去青岛坐的可能是飞机，我记不太清楚了。之后又从青岛去了上海，再后来坐飞机去了香港。”王鲁云说。

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等九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

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说到去香港，我记得很清楚是坐的飞机。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很快，上午一小篮子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须得用一大篮子钱去买了。终于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父亲的一位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用飞机。”王鲁云回忆说。

“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父亲曾嘱咐我们不要说从哪里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很谨慎。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在念书的年纪，于是都去上了学。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九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每个孩子都有校服。父亲被俘后，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过得很艰难。”王鲁云回忆起在香港的日子，至今仍不胜伤感，“在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父亲，为此曾经上过两次当地人的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我与父亲的一次短暂相聚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的整理、促进两岸和平、为自己一生作总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功德林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
王耀武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成了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犯人之一。

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一百五十元。1963年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他还参观了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的工业建设，巡视各省建设情况。1964年冬，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之后，我们就没有父亲的消息了，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我们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尤其令王鲁云难忘的是，她在北京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很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社，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的，父亲就说在香港。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当时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

惠珍即黄惠珍，是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七岁。

“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这时，费彝民（或许是他的手下），我没看清楚，用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到了北京。”

“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王鲁云回忆到此仍心有余悸，“那天北京的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那天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在宾馆，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也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

“我请他们吃饭，还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我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

王鲁云当时见到父亲又心疼又难过，但她又不想让父亲看出来，她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一声。王耀武应声，依然是一口山东泰安口音。

“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就问没有生男孩，公公婆婆没把你怎样吧，还问我的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

当时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一次“讲话都是悄悄地，室内光线也不足，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很暗，脸色也暗，声音低沉”。但王鲁云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她心里颇感安慰。

说到母亲郑宜兰，王鲁云说母亲后来与父亲离了婚。

“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在北京找一个人伺候他。母亲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母亲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再未嫁人。1981年1月11日，母亲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王鲁云曾撰文提到母亲郑宜兰：

父亲前半生的事业中也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对母亲的感情始终如一。济南城破前夕，他送走祖母、母亲和孩子们。之后，母亲带着我们九个孩子（六位兄弟和两位堂兄弟以及我本人）来到了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全家又去了中美洲，母亲终老于哥斯达黎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背叛了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现在借温相先生大作出版的机会再度表明一下事情的真相，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只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以至于他们始终未能聚首，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966年冬，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六十四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和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追悼会。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和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追悼会。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溥仪、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骨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说，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