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张石铭的生前身后

文·图/郦千明

慈善家张石铭是南浔丝商巨头，对公益事业异常热心，乐于捐输。与许多富商相仿，张石铭也醉心文化，是南浔四大藏书家之一。俗话说，树大招风。身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富豪之一，张石铭不幸被歹徒盯上，在一起绑票案后忧郁而死… …

醉心文化 乐善好施

张石铭（1871—1928），名钧衡，字石铭，湖州南浔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他是南浔丝商巨头、“四象”之一张颂贤的长房长孙，16岁时父亲去世，便继承了长房的所有财产。他也继承了先辈擅长经商的细胞，成年后除经营祖传的丝绸、盐业买卖外，还在上海斥资开设慎大钱庄和东南信托公司，开拓标金、股票、公债业务，进而涉足高风险、高投入的房地产领域。由于经营有方，逐渐累积起山海般的财富。因摊子铺得大，没人能说得清其家产的确切数字。1928年1月，他在上海家中病逝，家人请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负责资产评估。最后，张文进讲了两句话，一是除常熟、苏州、湖州等地的田地、盐厂、房产及古籍、字画不算，仅在上海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价值就达两千万元；二是与此同时负债九百万元。所谓“负债”，据说是指做地皮生意被“套”住的部分。

张石铭为人宽厚，同情弱小，对家里的佣人如自家人一样。他常对家人说：“他们离开自己的父母妻子来我家做事，已经很可怜了，不要要求人家过高。”佣人有事相求，必设法满足，“有过恶未尝显斥，曰毋使人难堪也”。家里的男佣女仆，都愿尽心尽力为主人办事。他又自奉俭约，平常布衣素食，不事张扬，有“石淘箍”之称。可是，对公益事业却异常热心，乐于捐输。每年旧历年关，沪上慈善会照例募款济贫，他从不缺席。1912年春，麦家圈（今福州路、山东中路一带）仁济医院添购医疗设备，资金发生困难，他当即捐出一笔巨款相助。1914年冬，天气奇寒，饥民成群结队流落街头，他首先捐出大洋一千元，又联络绅商募捐，用这些钱购买大批棉衣和大米，帮助饥民渡过难关。对家乡湖州的公益事业，更是倾力支持。1919年，南浔民众发起募款修建医院，他慷慨捐出巨资，使当地首家医院——浔溪医院顺利竣工。后来，医院装修及购备医疗器械急需资金，又是他和另一名富商庞莱臣设法解决。他还答应每年出四五千元，充作医院的常年经费。另外，除旧历年终集资散给贫民衣、米外，他还给当地公益机构捐款捐物，如南浔育婴堂、养老院、施药局、平价米局等，都获得过他的捐赠。他去世时，这些机构均派员到场祭吊，送了不少挽联、挽诗，施药局的挽诗称：“贫病交侵百虑煎，死生呼吸更谁邻？于公种德传千古，幸有高风绍昔贤。”对他生前的善举，赞美有加。

与许多富商相仿，张石铭也醉心文化。他平生爱石，故取字“石铭”。书画、金石、碑刻、古籍，无不深究。他与清末民初江浙文化名流吴昌硕、郑孝胥、丁辅之、王福庵、缪荃孙交往密切，曾鼎力相助杭州西泠印社，又在老家南浔故居西边的鹧鸪溪畔修建一处规模宏大的园林“适园”。文友郑孝胥《适园记》载，园名取自“季鹰适志”的典故，表明主人不愿为官，追求适合自己情趣的生活态度。适园有厅堂楼阁五十余间，荷花池二十余亩。主人经常邀集诗书朋友来园吟风赏月，把玩藏品。久而久之，适园名声远播，甚至连洋人也有所耳闻。1923年3月，美国丝商观光团及眷属、翻译二十余人抵杭州，游览西湖结束后，即慕名直奔南浔。观光团重点游览小莲庄和适园，对这两处胜地赞赏不已。洋人们走进适园，看到满园水木清幽、曲榭长廊、引人入胜，连声惊呼：“太美了！太美了！”特地要求与园主同摄一影，以资纪念。可惜这处花园在抗日战争中毁于兵燹，仅剩一座石塔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上。

张石铭还是南浔四大藏书家之一，聚书达10万卷之巨。他的藏书楼叫“六宜阁”，也是他读书及与文人墨客聚谈的场所。1916年编《适园藏书记》时，他已秘藏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名人稿本和抄校本460部。此后，又陆续购进大批珍籍善本。宋版《东都事略》130卷，目录后竟有类似“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的牌记，此书又曾为清皇室怡贤亲王收藏，故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被民国初年司法官员兼收藏家董康发现，花重金赎回。张石铭再以6000元的价格从董氏手中购下。两部宋版书《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均为宋代人用当时废旧公文纸的背面印制而成的，甚至上面留有不少关防朱印。仔细考察，竟是宋孝宗乾道年间的官府账册，当时的官衔、人名、年月都历历可辨。张石铭从书正面可诵读唐诗，反面又能欣赏宋代的官府簿册，十分有趣。

俗话说，树大招风。身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富豪之一，张石铭不幸被歹徒盯上。1925年10月6日夜，他从太昌公司打完牌离开，悠闲地坐着私家车回家。车至福建路口，发现前方有柴担横在路中，正好挡住去路。车夫只好停下车，打开车门想出去探问情况，可刚跨出一只脚，便被人一把抓住衣领，拖出驾驶室，胸前顶着一支硬邦邦的手枪。那人低声喝道：“想活命，别出声。”车夫吓得浑身发抖，连声说：“是，是。好汉饶命，好汉饶命。”这时，另一名匪徒迅速钻进驾驶室，熟练地将车上电线剪断。坐在后排的张石铭见状，大惊失色，急忙拉开车门，夺路而逃。可仅跑出十几步，背后就传来“砰砰”两声枪响，他的右肩感到一阵剧痛，左手下意识地扶住伤口，发现鲜血不停地往外冒。他不敢再跑，任凭匪徒推上停在马路边的一辆黑色小车。汽车当即发动，在茫茫夜色中飞驰，转过几个街区，来到一处偏僻的庭院。那些人告诉他，只要好好配合，家中肯拿出二十万元，就可马上放人。说完，将他关入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

车夫发现绑匪的车已离开，才敢回张宅报信。张石铭的妻子徐清卿得报，救夫心切，即命管家去巡捕房报案。正准备出发，门房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太太，有一封您的信，刚才有人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张夫人拆开信，见上面写道：张石铭先生在我们那儿，准备好二十万元赎人。如果报官，您就等着收尸吧！信的末尾署“夜行人”三字。至此，张夫人明白，老爷遭绑票了，如果贸然报案，很可能救不了丈夫，反而会危及其性命。她当机立断，决定凑钱赎人。一面派人到附近浙江兴业银行提款，一面与家人商量与绑匪如何接洽。最后决定派管家带两名能干的佣人去见绑匪，叮嘱必须先见到人，然后才给钱。三人按照绑匪的指示，带着一只装有二十万钞票的箱子，赶到位于法租界的那座庭院。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双方交接完毕，管家和佣人即扶着张石铭离开。张家人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到他们回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张石铭虽然获救，但整天郁郁寡欢，深居简出。他肩上挨的那一枪，伤势着实不轻。虽说枪伤治好了，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加上遭受惊吓，身体每况愈下，以致引发心脏病，两年后突发中风，撒手人寰，终年才57岁。张夫人为丈夫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不仅事先在报纸大登广告，还邀请沪上不少富商巨贾出席。张石铭的堂弟张静江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也闻讯赶来吊唁。更令人称奇的是，葬礼还惊动了一个大人物，即国民党的新贵蒋介石，张石铭生前并不认识，可老蒋还是主动送来祭幛，上面写着“星陨少微”四个字，可见其用心良苦。

据说，张家账房中也有精明之人，当初筹款赎人时，特地用浙江兴业银行的连号新钞票。事后暗中通知巡捕房这个重要线索，侦探们顺藤摸瓜，终于查清了来龙去脉。原来这起绑票案是“海上闻人”杜月笙的手下张松涛组织人干的，可巡捕房不愿得罪杜老板，最后不了了之。

家庭失和 讼案迭起

张石铭先后娶两妻一妾，生育八个子女（早夭不计）。原配徐咸安留下三子一女，因病早逝。侧室周妙英生一子，即张家第五子张乃骙（字瞿盦）。继娶徐清卿，生育二子二女。大家庭财产多，子女多，矛盾也多。尤其家主张石铭一死，家族内部的矛盾骤然升级。

周妙英进张家虽然比徐清卿早，但徐是正室，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无法忍受徐的凌辱，周妙英只好搬出张家，投靠亲戚为生。让她最痛苦的是，唯一的亲生儿子从小跟着徐清卿生活，与徐的感情很深，而不知道还有个生母流落在外。张石铭去世两年后，张乃骙已十八岁，长大成人。有一天，周妙英偶然听说儿子要结婚了，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她却很不是滋味，因为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她这个生母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于是，她气冲冲赶到张家，询问有无此事。可徐清卿不露面，只让管家打发她离开。最后，还是徐的贴身佣妇告诉她，张乃骙要结婚确有其事，且这门亲事是太太（指徐清卿）定下的，女方就是太太的娘家侄女徐静怡。佣妇又说，太太要侄女嫁到张家，一来她日后多个贴心的人，二来也是让亲侄女有个好的前程。更重要的是，徐坚信“女大三，抱金砖”的俗语，徐静怡刚好大张乃骙三岁，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徐清卿的蛮横态度，让周妙英十分气愤。她决心诉诸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聘请沪上名律师袁仰安，一纸诉状，将徐清卿告到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请求判令取消此项婚约，理由是未征得生母同意。法院受理后，认为属普通民事纠纷，让双方庭外和解。谈判尚未举行，周妙英又听说张乃骙的婚期已提前，即三天后在张宅举行。情况紧急，周妙英马上托袁律师登报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儿子的婚事，警告张家不可违法行事。过了两天，法院召集双方调解，因分歧较大，结果不欢而散。徐清卿怕夜长梦多，乃秘密在华懋饭店为张乃骙办了婚宴。周妙英闻讯，再次具状第一特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确认自己与张乃骙亲生母子关系。

1931年4月3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官宣布开庭后，先由原告代表律师袁仰安起立发言，称被告长期包围张乃骙，使其不清楚尚有亲生母亲，又擅自做主，让张娶其侄女为妻，这是违反民法的行为，请法官依法判决，并判令确认亲生母子关系。接着被告代理律师江一平答辩，说原、被告双方曾经于民国十七年（1928）订有合约，徐清卿支付周妙英洋四万元，作为终身赡养费，周从此与张家再无关系，因此本案没有诉讼的必要。双方各执一词，争论良久。法官宣布退庭，将择日宣判。一周后，法院宣判周妙英败诉，周不服，当即向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上诉。高二分院受理此案后，设法补充证据，并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又数次开庭审理，决定于同年7月29日公开宣判。当天上午，法庭组成七人审判团，由高二分院民庭庭长胡贻穀担任主审法官。原告周妙英在代表律师陪同下按时到庭，而被告徐清卿并未到场。首先由上诉人代理律师发言，称被告今天未到，应依照民法及司法院解释，予以拘提。又说陈述案情，须由被告到场才可以，否则难免引起误解。被告代理律师则认为，被告实无到庭之必要。原告律师明知其未来，又坚持必须到，实有窘辱他人的意图。法官表示同意，称被告已承认周为张之母亲，何必再起确认母子关系之诉，如果主张权利，则系另一问题，超出本案范围。双方又辩论一番，法官宣布退庭，候期判决。此后，被告徐清卿又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了长篇答辩词，宣称周妙英与张家签有合约，且依法有效，合约载明周收取张家支付的赡养费四万元，从此与张家一刀两断，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母子关系。一个多月后，高二分院判决驳回周妙英上诉，诉讼费由原告负担。

两级法院均宣判周妙英败诉，徐清卿十分高兴，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周妙英仍不服，又聘请律师袁仰安，上诉到最高法院。官司又打了一年多，直到1932年12月，最高法院才最终宣布前两审判决废弃，确认周妙英与张乃骙系亲生母子关系。最高院的判决虽然早已生效，张家却迟迟不肯履行赡养义务，使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周妙英认为儿子的行为，全是受徐氏教唆所致。因此，她再次聘请律师，具状第一特区法院，控告徐清卿犯教唆遗弃罪，应依法惩处。1933年8月15日，第一特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由于被告住址不明，法警没有将其传唤到法庭，第一次庭审遂宣告结束。此后，法院又几次开庭审理，最后一次终于将张乃骙传唤到庭。不料，张的态度十分诚恳，除当场表示歉意外，还说以前几次涉讼完全因其一人而起，如今已有所悔悟，愿痛改前非。

不久，张乃骙在沪西某大酒店设宴招待周妙英，答应立即付给生母洋五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另外每月给生活费四百元，出资租赁一屋让其居住，并承诺时常带妻儿前去探望。于是，母子和好，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