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亭：民国慈善第一人

创办慈善机构

进入近代，受西方救死扶伤、扶贫济弱的慈善思想及慈善组织的影响，民间慈善机构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民间的热潮中，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王一亭是这支爱心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在经商成功以后，投入巨资创办了一系列的慈善机构，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救助活动。

在20世纪初叶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0多年间，王一亭主要发起创立了以下这些慈善机构：上海孤儿院、中国妇孺救济会、中国济生会、广益中医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华慈善团联合会、华洋义赈会、浦东医院、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上海乞丐教养院、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上海收容灾民办事处、上海救丐协会、华洋救护妇孺协会……

这些慈善机构的经费，王一亭除了自掏腰包和在商界募集外，还采取举办书画展、菊花会、戏剧义演、游园会等多种形式募集。

通过这些慈善机构，王一亭向寡妇、孤老、孤儿、灾民发放生活补助，发放衣米帮助穷人过冬，向饥饿的流民施粥，向穷人提供免费的防疫和诊疗，向贫不能殓的死者施舍棺材，掩埋露尸，收养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收容、教化游民、乞丐、妓女和孤儿等。

资助救济活动

除了出资创办慈善机构，王一亭还积极资助已有的慈善机构。由于出资金额大，有些慈善机构就请他直接主持慈善救助工作。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对上海的慈善团体作过一次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在调查统计的30个慈善团体中，由王一亭任主持人或第一主持人的慈善团体有12个，占40%。对此，王个簪在他未刊印的手稿《王一亭先生言行记》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凡国内种种善举组织关于养老、植孤、赈灾、放生，以致周恤贫病无告之伦，非创其始，即总其成。”

为了公平、合理、有序地施放救济，王一亭主持制定了具体的救济标准，即寡妇、孤老、残疾者每月发0.5元，孤儿发0.4元，年末每人加发白米8升，每两年发棉衣1件。按照上述标准，仅是1928—1929年的冬季，王一亭主持下的同仁辅元堂发出1升米票7100张、2升米票12259张、衣1660件;位中善堂发出2升米票4200张、衣418件;联义善会发出1升米票10542张、2升米票6125张、衣16072件;广益善堂发出1升米票11500张、衣356件;沪南慈善会发出1升米票9100张、2升米票10295张、衣452件;仁济善堂发出1升米票10411张、衣694件;中国崇文会发出2升米票6700张、衣580件。如此大规模的救济，所需巨额善款募集之艰巨，发放工作之繁巨，可想而知。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19世纪10至3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王一亭用在慈善事业上的资金之巨、时间之巨、精力之巨，难以想象。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有多少穷人和灾民得到了他主持的慈善机构的救济和帮助，免遭饥寒之苦，甚至免于死亡。

发起赈灾活动

作为上海滩上的三大买办之一，作为沪南商务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王一亭在上海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很强的号召力。他将这种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分运用到慈善事业中，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和号召开展各类慈善救助活动，成为沪上慈善事业中最热心、最积极、最活跃的商界领袖。

宣统元年(1909)，千里之外的甘肃发生严重旱灾，王一亭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想灾区人民之所想，急灾区人民之所急，立即与李平书等人发起成立甘肃义赈协会，募集善款赈灾，还派员前往灾区调查灾情。

1920年7月，王一亭与朱葆三、徐乾麟、宋汉章等组织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湘、陕、闽三省灾民，并任中华慈善团合办湘、陕、闽筹赈处副干事长，承担具体赈济工作。与此同时，他还组织自己任会长的沪南慈善会与中华慈善团合办湘、陕、闽筹赈处，全力参与这次赈灾活动。8月17日，他又与朱葆三、徐乾麟以正、副干事长身份假“一品香”餐馆邀集各界开会，为湘、陕、闽赈灾募款万余元。9月25日，他又亲自主持华洋义赈会成立大会，参与该会赈济直隶旱灾的活动，亲任劝募队红队队长，劝募赈款。

1926年12月和1929年1月，王一亭和施省之、关炯之、虞洽卿、冯少山、王晓籁等两次邀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王凤卿、李万春等到上海义务演剧，所得票款全部用于赈灾。

梓园是王一亭在上海的故居，上世纪，他曾在此设宴款待爱因斯坦夫妇

1931年夏，我国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16个省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受灾人口5000多万。王一亭与虞洽卿、陈光甫、吴蕴斋等沪上绅商发起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以拯我呻吟痛苦之同胞，而尽披发缨冠之天职”。经过王一亭和各位绅商、善士的共同努力，募得善款260多万元，分赈各省灾区。此外，他们还向灾区运送了价值169790元的棉衣、74392元的大米、51671元的面粉和7055元的药品。为了筹措赈灾善款，他还和许世英、王晓籁等发起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并协助发行慈善香槟票10万号以筹款。这些救济，有效地缓解了灾区人民的苦难。

对于那些不是由他创办和主持的慈善机构组织开展的赈灾救助活动，王一亭也一样热心地参与，并尽力出资赞助。慈南在《记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曾说：“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

礼金移作善款

在王一亭的慈善义举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将自己和家人的红白喜事礼金也移作善款，用于赈灾和救助。

1915年10月15日，他在49岁时喜得长孙，孩子满月之际，本该大摆筵席，大张庆贺，但是他没有按例为孙子大摆满月酒，而是劝说家人和亲友，将筵资200元移作上海孤儿院经费，帮助那些失去父母，更需要关爱的孩子;1916年和1926年，他先后将自己50寿辰和60寿辰的全部寿仪捐作善款，其中60大寿收到的贺仪有大洋6000元之巨，也悉数捐赠各慈善团体，以济贫困;1924年7月，母亲蒋赵太夫人仙逝，他谨遵母亲遗命，不仅向中国济生会甲子水灾义赈处捐赠大洋1000元，还将亲友赙仪悉数充作济生会赈款;1931年7月6日，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为王一亭父亲兰畦公和母亲蒋赵太夫人90岁冥寿举行公祭活动，正在南海朝山礼忏荐福的王一亭此前并不知晓，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嘱咐同人“将公祭礼仪拨作江西灾赈及普善山庄经办江浙掩埋暴露经费”。

王一亭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倡议和劝导自己的好友也这样做，一起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宣统三年(1911)二月二十四日，上海道席锡蕃观察之父席嘏卿80大寿，他和虞洽卿、叶鸿英等倡议将寿仪移作医院建设资金，得到席氏父子赞同;同年九月四日，普育堂董理叶棣华80寿辰，他又和李平书等倡议将贺仪移作善款;1919年11月1日，他乘联合上海商界领袖为盛竹书庆祝60大寿之际，与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等人安排以寿仪赈济湖北水灾;1926年1月21日和1935年1月11日，佛教界友人施省之夫妇六旬和七旬双庆，王一亭与施氏友人及佛教净业社同人发起将寿仪移作善款;1934年5月5日，沪上巨商兼慈善家陆伯鸿60寿辰，他与陆氏友人建议他将寿仪捐助闸北母心医院建筑经费，得到陆氏同意，于是寿宴变成了筹募捐款的招待宴;1935年，王晓籁50寿辰和旅沪30周年，林康侯60寿辰，他又和友人发起，先后将寿金移作绍兴怀婴托儿所创办之资和用于长江水灾急赈;1936年3月29日，他与吴铁城、虞洽卿等为宁波籍绅商陈良玉夫妇70双庆、50载金婚和旅沪4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将所收寿仪全部移充善款;1937年5月2日，王一亭又和叶楚伧、邵力子等为杜月笙庆祝50寿辰，并倡议将寿仪移作复旦大学科学馆建设资金。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清末民国间上海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这支骨干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应该也有王一亭带头和影响的一份贡献。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前期的中国商人是最有爱心、最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王一亭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正如沈寂所说的那样：“清末民初，上海出现不少名流闻人、商界巨子。其中最得人心、为人称道的是王一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