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盛行的人种西来说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和世界中心，西方列强的崛起，给中国人带来了在过去几千年中所没有过的挑战。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中国知识分子在小心翼翼的维持着文化的自尊。通过重新构造中国历史的叙述，发挥“中国历史的长处”，增进国民爱国心和信心，也成为当时思想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

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提出的“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热肠”。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起源问题在中国历史叙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完成一部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的中国史，并罗列为此所要进行的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梁启超的这个问题，学界缺乏一个系统的解答。

反而在清末民初，诸多有关中国人种起源的说法流传开来，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帆指出的：“有主张来自巴比伦的(拉克伯里)， 有主张来自亚洲南方的(海盖尔)， 有主张来自亚洲北方的(蒯督禄弗儿)， 有主张来自亚洲东方的(冈本监辅)，有主张由美洲迁入的(赫胥黎)， 有主张来自埃及的(岱乌士、户水宽人、币原坦、霓川)，也有主张来自帕米尔-昆仑山的(有贺长雄、儿岛昌定)， 还有主张独自发生的(特孟亚、爱米阿、部来墨尔)。”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拉克伯里提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人种西来说的叙述甚至一度为民国初年中小学校历史教科书所普遍采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于自我的认知。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是法裔英国人。他于1894 年出版《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拉克伯里认为文明的中心发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该书中列举了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似的地方，试图证明：“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s)巴比伦(Babylonian)。”

拉克伯里的主要依据是：“古时有霭南(Elam)王名廓特奈亨台(Kudurnankhundi)者，初用兵平巴比伦南部，嗣率巴克(Bak)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郭山脉，由此东向，沿塔里木(Tarym)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土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即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Kuenln)译言花国(Floweryland)，以其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又其先有亚迦狄(Agade)王名萨尔功(Sargon)者，于当日民族未知文字，创用火焰形之符号，是即中国所谓神农，音与萨尔功近似号称炎帝者是也。又有人名但吉(Dunkit)者，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仓颉也。”

概而言之，其认为霭南王黄帝(奈亨台)率领百姓自巴比伦迁徙而来，而中华之所以被称为“华”，源于黄帝迁徙的中继地“花国”。而亚迦狄王萨尔功则是中国传说中的神农氏，巴比伦的但吉是中国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在流传中中国的八卦也被认为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显然，拉克伯里以语音的相似和中国古书中相关记载为依据。然而拉克伯里的假设略显过于大胆，尚需要小心的求证。因此，拉克伯里的说法不为西方主流汉学所接受，例如当时欧洲权威的汉学家理雅格和施列格都曾对之提出批评。这个学说在拉克伯里活着就乏人问津，死后也很快沉寂。

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在欧洲沉寂的同时，却在日本激起涟漪。1900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编写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部通俗历史书，书中对拉克伯里的人种西来说进行了介绍，并罗列了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相似的地方多处作为佐证，如八卦类似于西亚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的相似之处。对此观点，日本知名汉学家或赞同或反对。

后来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这本书，在1903年左右被留日学生译为中文，却引发广泛关注，一时引起诸多唱和，如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黄节的《立国篇》、刘师培的《思祖国篇》、《华夏篇》、《历史教科书》，朱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章太炎的《序种族》。其中以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影响尤大，风头甚至盖过了日本原书的中译本。

对于我们生活在承平时代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这种学说的出现对于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有学者认为，这时拉克伯里的人种西来说，经由日本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影响，人种西来论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彻底的斩断中国民族的根。

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诸种对于中国自身历史的虚无主义，例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陈黻宸就愤愤不满的说道：“我亦不解奴颜婢膝之徒何艳于彼族(指西方列强)之荣、彼土之乐。人各有国，国各有群，趋人之文明而自处于野蛮，我何乐而为此哉！”

其实，早在人种西来说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当时许多知识人就对此有不同看法。实际上，章太炎对于人种西来说的接受也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在写作《排满平议》时已经对这个观点有所保留了。随着革命的推进，革命派已经开始逐渐放弃了种族的论述，而隶属革命派阵列的章太炎和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其实已经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故而后来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人就不再坚持这个观点。后来章太炎干脆说人种西来的看法只是一种猜想，查无实据。

尽管章太炎等人放弃了人种西来说，然而人种西来说尚缺乏一种系统的批判，而此学说在当时社会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主导着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以民国初年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批判人种西来说，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朱希祖和陈汉章等人。

陈汉章利用各种知识对此提出了系统批评，他甚至还借用了西方年代学和人种学的知识。陈汉章“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在学理上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了反驳，阐明了中华文明独立的发展和进化的道理。这一说法被著名学者柳诒徵和缪凤林所吸收，从而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