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良王朝的崩溃与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作者：汪达尔人

没有人能逃脱命运。如果一个政府注定毁灭，它恰恰会毁灭于自我拯救的手段。……保守派认为，拥有巴黎的堡垒，他们就不惜代价地将他们的和平原则永久确立；然而，正如埃及的国王那样，他们只是竖起了自己的巨大墓碑。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43年7月6日）

• 奥尔良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

七月革命的胜利，一心倒车的查理十世黯然离场，法国波旁王朝长达15年的回光返照终结了。1830年8月，奥尔良王朝颁布了新宪章。君权不再是由上帝授予，而是来自议会；法国人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新宪章不再是国王的恩赐，而是由议会制定后再由国王接受的。种种措施既消解了君主的神圣性，同时也避免了法国采用令欧洲恐惧的共和制度。比起1814年宪章，1830年宪章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更加温和，议会的地位明显加强，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都得到了扩大。

但是，左派人士认为，奥尔良王朝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背叛了革命，当初在街头浴血奋战的基本上是工人，但最后对新的政治制度做出安排的却是极少数社会精英。路易–菲利普这个国王不是来自人民之中，而是“空降”在人民头上的。即便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官方立场的右转从1830年12月就已初现端倪——温和共和派人士勒尔（Dupont de l’Eure）从政府辞职，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政坛耆宿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放弃了对国民卫队的指挥权。

整个奥尔良王朝时期，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都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以选举制度为例，年满30岁、年缴纳直接税达500法郎的男性有权当选众议员，年满25岁、年缴纳直接税达200法郎有权选举众议员。相比于波旁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的选举限制有所放宽，但也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1831年，法国的总人口是32509223人，选民有166583人，占比仅0.5%；1846年，总人口是35400486人，选民有240983人，占比不足0.7%。有资格选入众议院的人仅有5万左右。同时，比起保守的乡村，城市选民的代表明显不足。而政府会采取或明或暗的方法，支持、拉拢中意的候选人，甚至直接让公职人员出任议员，这就损害了议会制度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评论：“在路易–菲利普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

1831年2月，一座教堂公开举行纪念遇刺身亡的前朝贝里公爵的宗教仪式，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官邸。不久，保守的银行家佩里埃（Casimir Perier）上台组阁。1834年4月10日，政府颁布了限制集会权的法令。1835年的七月革命纪念日，路易–菲利普率领官员检阅国民卫队时，突然遭到枪击，18人身亡，国王侥幸逃过了一劫。暗杀主导者菲耶斯基（Giuseppe Fieschi）是一位共和派人士，事后被判处绞刑。政府趁机加强了对反对派的压制，随后的“九月法令”扩大了诽谤罪的范围（实质针对的是对国王和政府的冒犯），在陪审团中引入了简单多数表决制（实质是简化对政治罪行的判决程序），增加了对媒体的罚款力度，控制了政治漫画的出版。法国的历史仿佛又来了一个循环：七月革命以反抗查理十世而起，反对派媒体站在宣传革命的前沿，“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如今，奥尔良政权不再捍卫自由，而是维护“秩序”，里昂和巴黎的街垒斗争遭到了同样残酷的镇压，反对派受到的压制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尔良王朝的反对者来自多个方面：

（1）正统派。即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他们是从极右的角度反对新王朝的。1832年四五月，贝里公爵夫人发动叛乱，惨遭失败。她作为一个寡妇，居然在监狱里生出了一个私生女，这种丑闻让那些喜欢高谈“传统道德”的右派人士颜面无光。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多旧贵族和教士虽然继续坚持正统派立场，但不再愿意冒着失去地位和财产的风险颠覆新政权。更何况，新王朝也越来越保守，以维护“稳定”为务，在正统派看来起码比共和制度和民粹政治更加安全。所以，这帮遗老遗少基本上通过议会、传媒、教会等非暴力渠道来表达立场。一部分正统派常常利用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种观点斥为“封建的社会主义”。

（2）共和派。左派阵营的中坚力量是共和派，顾名思义，他们是反对君主制，追求共和国的。经过拿破仑和波旁王朝的打压后，其力量在奥尔良王朝时期逐渐恢复。尽管第一共和国因恐怖政治而令人愤恨，因屈服于拿破仑而令人齿冷，但大革命的辉煌记忆，共和派社团时不时制造的“大新闻”，新王朝对七月革命的“背叛”，都使共和制度没有被人们遗忘。共和派有温和与激进之分。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有托克维尔、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有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共和派在奥尔良王朝前期发动的一系列暴动无一成功，在议会斗争中也没有显著进展；王朝末期，他们转向了“宴会运动”；到了1848年，共和制终于又登上了法国的政治议程。

（3）社会主义者。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工运史上著名的两次里昂纺织工起义就发生在奥尔良王朝时期。随着工人的不断斗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劳资问题，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发展，代表人物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布朗基、蒲鲁东等，他们的思想各有差异，且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左派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共和派，共和派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

（4）波拿巴派。这个派系不是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命名的，正如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在他的政论中屡屡声称的那样——超越左右之分。他一会儿关注小民幸福，一会儿主张大国崛起，一会儿反对自由贸易，一会儿说要发展工业，一会儿主张自由，一会儿要建立世袭制。奥尔良王朝的不稳定让他发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法国人民对拿破仑的普遍崇敬让他感到民心可用。但波拿巴派没有什么现成的组织，其家族全部流亡在外。在1848年之前，小波拿巴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更没能把普遍存在的拿破仑情怀转化为政治力量，只能率领几十个“脑残粉”突袭军营，寄希望振臂一呼，军队便能倒戈。1836年10月，策划斯特拉斯堡兵变失败，被流放美国，后偷偷返回欧洲；1840年8月，策划布伦兵变失败，被判处终身监禁，1846年趁监狱装修之时化妆为泥瓦匠逃跑。

在奥尔良王朝的体制内部，对于如何分配国王、内阁、议会的权力，如何处理金融资产者和工商业资产者的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政见分歧。“抵抗派”和“运动派”就是如此。“抵抗派”持保守立场，主张维护权威和秩序，认为“1830年宪章”已然标志着七月革命的完成，无需进一步改革，代表人物有佩里埃、基佐（François Guizot）；“运动派”，或者说是“王朝左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降低选举财产资格，甚至实现参议院（贵族院）民选，代表人物有拉菲特（曾任奥尔良王朝第一位首相）、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真正掌权的是保守派。

随着局势的发展，保守派内部也分为了三翼：（1）中右翼，以基佐为首，认为君主有权指挥国家事务，不必受到议会的严格约束；（2）中左翼，以梯也尔（Adolphe Thiers）为首，主张君主“统而不治”；（3）第三派，典型的墙头草，但他们倾向于哪一方往往决定了哪一方在议会可以构成多数。路易–菲利普绝不中立，而是有意识地操纵、利用这些分歧。

必须要注意的是，以上派别的区分并不绝对。

• 第一，政治立场就像彩虹一样，各种颜色之间均存在过渡态，君主立宪派与不积极的共和派常常互相转化，而激进共和派往往与社会主义者天然亲近（如“人民之友社”、“人权社”、“四季社”等组织都是兼有共和派与工人运动特色）。
• 第二，同一个人的立场难免发生变化，更何况很多人原本就是纯粹的政客，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比如老狐狸般的梯也尔。
• 第三，即便是相同的立场，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也有着不同的定位，例如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1789年只是普通的右派，但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大环境左转了，继续支持波旁王朝就成了极右派。
• 第四，某些时候出于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的派系也可以短暂合作。比如，由于官方的打压，势如水火的共和派与正统派偶尔也会处于统一阵线，例如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

总之，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有三种主要的社会力量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苟延残喘的旧贵族、迅速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这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长期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在这之前，法国主要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之后，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在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 奥尔良王朝末年的全面危机

1840年后，法国内阁突然变得稳定起来了。原先的内阁一般只能坚持几个月到一两年不等，但苏尔特元帅的第三次组阁居然从1840年延续到了1847年。苏尔特老眼昏花，又非职业政客，其内阁实权是由精明的外交大臣基佐掌控的。1847年后，基佐更是荣登首相宝座。然而，随后历史的发展暴露了基佐外强中干的本质。

基佐在法国近代史上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堪称伟大，其代表作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1640年英国革命史》；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名声可谓糟糕透顶，他所拥护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已经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可以很好地折射出法国自波旁复辟王朝到奥尔良王朝的政治流变。在波旁时代，基佐其实是自由派，曾因为反对当局的倒行逆施而被解除官职，其教学活动也遭中断。极端保王派轻蔑地称呼基佐及其同道中人为“空论派”（doctrinaire）。空论派奉行的是一种所谓的“中庸”道路，既反对人民拥有权力，也反对君权神授，想在民众政治和绝对专制之间寻求一个中间地带。他们一方面要求保障大革命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拒斥极端保王派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底层民众的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怪物，威胁着自由和秩序，所以他们又希望终结革命。在查理十世时代，基佐的主张姑且可以说是中庸之道；但到了奥尔良王朝时期，由于君主专制已被推翻，政治坐标的原点偏移了，基佐式“中庸”反而走向了保守乃至反动。

从1846年到1848年（部分行业为时更久），法国遭受了经济危机的打击。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有所发展，但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846年，法国的乡村人口约2733万人，，城市人口约877万）。这场重大危机最初就是爆发于农业，之后竟蔓延到金融和工业领域。古已有之的歉收和匮乏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和投机引发的危机，终于结合在一起。1845年，马铃薯由于遭受病害，产量惨淡，1846年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替代品的谷物收成在1846年也是一团糟。天公亦不作美：1846年秋季的雨量奇大，农地淹没，交通受阻；1846—1847年之交的冬季又异常寒冷。粮食价格剧烈上涨，以马赛为例，1845年5月的小麦平均价格为24.09法郎/百升，到了同年11月，上升到32.34法郎/百升。截至1847年4月，法国东北部的小麦涨价（每百升）最为惊人，如斯特拉斯堡为50.03法郎，凡尔登为44.92法郎，梅茨为45.53法郎（1845年5月，梅茨的小麦价格仅14.11法郎）。1847年下半年，由于收成尚可，粮价开始有所正常。到了1848年1月，马赛和梅茨的小麦价格分别降为26.56和17.51法郎/百升。

但是危机仍未结束。面包和马铃薯的高价格，使消费者的其他消费需求迅速降低。工业领域仍在恶化，商业信心严重动摇，危机之前炙手可热的铁路投机急剧降温。至1847年底，铁路行业和相关的冶金行业的70万工人被解雇，有幸保住饭碗的工人待遇也降低了。除铁路行业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小型企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1847年8月1日至1848年7月31日，法国有1139家企业破产，1846—1847年同期为931家，1845—1846年同期为691家。截至1847年1月，图卢兹（Toulouse）有1.4万穷人和6000名工人、匠人寻求救济，佩皮尼昂（Perpignan）的三分之一男性人口失业；截至该年5月，鲁贝（Roubaix）一半以上的纺织工人失业。大约同时，英法关系的紧张也给法国的经济火上浇油。

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如影随形。群众的生活本来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经济危机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寻求救济的人口达到空前规模，乞丐和流浪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845—1846年冬季，在鲁昂的内地乡村，乞丐们成群结队，日夜敲打着富裕农场主的大门。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乞丐们也变得越来越暴力。这种随处可见的社会弊病使城乡中的有产者夜不能寐。

比起这种消极的乞讨，另一些人发起了更为积极的斗争。运粮的车队被饥民袭击之事多有发生，以至于政府下令军队保护粮食运输。安德尔省（Indre）的暴动尤为严重。1847年1月13日，比藏赛（Buzançais）小镇的群众夺下了运送谷物的马车，将它们拖进了市政大厅，宣布低价销售之。比藏赛附近地区的磨坊在随后4天也遭到了冲击。16日，省会沙托鲁（Châteauroux）的铁路工人起义，唱着《马赛曲》向国民警卫队发起进攻，最终被骑兵驱散。

3月9日，《宪法报》报道称已有接近30个省发生了暴动。5月9日，康布雷（Cambrai）的群众打起了黑旗，喊出了口号：“要么是20苏的面包，要么就是死亡！”（注：1苏=5生丁=1/20法郎）5月12日，里尔的大批群众几乎洗劫了全城的面包店，还喊出了一个怪异无比的口号：“打倒路易–菲利普！亨利五世万岁！共和国万岁！英国国王万岁！”（注：亨利五世系查理十世之子，正统派心目中的合法继承人。）10月，埃勒伯夫（Elbeuf）一家纺纱厂的工人因为待遇降低而发动罢工，并唱起了《马赛曲》。为了压制罢工，工厂主又找来了另一批甘愿接受低工资的工人充当打手。

饥民、乞丐、示威的妇女儿童，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理应让奥尔良当局蒙羞，但基佐却视而不见，仿佛岁月一片静好。

基佐的外交政策也广受诟病。1846年，他与路易–菲利普策划了一场联姻，让最小的王子迎娶西班牙女王的妹妹。英国认为法国此举威胁了英国在西班牙的影响力和利益。对于这对夫妇的孩子是否有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争论恶化了英法关系。同时，基佐又和欧洲那些旧势力沆瀣一气，例如默许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自由市，支持瑞士的“分离联盟”（Sonderbund）。拉马丁曾如此批判基佐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西班牙联姻以来，法国不得不成为罗马的教皇、伯尔尼的教士、皮埃蒙特的奥地利人、克拉科夫的俄罗斯人。这违背了法国的天性和数个世纪的传统。无处是法国，到处都是反革命！”

上流社会和统治精英中屡屡曝出的丑闻也对奥尔良政权的崩溃推波助澜。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是舒瓦瑟尔–普拉兰（Choiseul-Praslin）事件。1847年8月18日，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夫人被丈夫杀害，数日后凶手又在狱中畏罪服毒自杀。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渲染，丑化了上流社会的形象。

应对经济危机乏术、外交政策失误、排斥政治改革、上流社会的腐败和丑闻，都使基佐和路易–菲利普的威信大损。人们开始怀念法国曾经的激情和热血。路易·勃朗、拉马丁、米什莱（Jules Michelet）不约而同地在1847年出版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专著，调动了知识界的情绪。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通过廉价的书籍或报纸连载，对大众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 宴会运动的兴起

1847年三四月间，众议员奥朗内（Prosper de Hauranne）提出了将选举纳税额降低一半、议员在任期及此后一年内不得持有政府公职等议案。此时的议会多数是支持基佐政府的，所以奥朗内的提议均被驳回。议会改革的要求不知道已经碰壁多少次了。基佐终其一生都认为国家就是应该由精英来统治，乃至愈发偏激地决绝任何改革。反对派见基佐已经如此冥顽不灵，决定在议会之外寻求出路。为了避开政府对集会的限制，他们采用了一种“擦边球”的形式——宴会。

1847年7月9日晚，第一次“宴会”在巴黎召开。为了避免引起混乱，宴会只邀请那些对议会改革持同情态度的众议员和其他有选举资格的人。参加者还需缴纳10法郎的会费。最后，有近1200人赴宴，其中有86名众议员。会上，众人畅所欲言，有的谴责了基佐政府的腐败，有的将当时的局面与波旁复辟王朝末期相对比，有的人还要求在政治改革之外实施社会改革。但是，也有一些知名人士缺席——拉马丁、梯也尔、托克维尔害怕“宴会”过于激进；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却担心它过于温和。

此后，“宴会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法国各地展开，巴黎宴会的负责人（如巴罗、奥朗内、加尼埃–帕热斯）也向各省提供指导。活动的参加者一般是“王朝左派”、中左翼、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正统派来凑热闹可能只有一次。

一些“宴会”变得十分激进。如8月10日的勒芒（Le Mans）“宴会”上，有人提起了1792年推翻君主制的旧事，唱起了马赛曲。10月27日的奥坦（Autun）“宴会”上，一名共和派媒体人强烈批判了君主制、贵族制、温和派政治家乃至财产私有制。拉马丁得知后，在报纸上强烈谴责了这种激进论调。11月7月的里尔“宴会”上，赖德律–洛兰的出场使巴罗选择在最后时刻退场。有趣的是，拉马丁赞同赖德律–洛兰给予工人政治权利的观点。11月21日的第戎（Dijon）“宴会”甚至只邀请了激进派人士。12月19日的沙隆（Chalon-sur-Saône）“宴会”上，《改革报》总编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指责巴罗和基佐是“朋比为奸”。

法国的各个政治派系都有自己的媒体。“宴会”的议程和演讲就通过报纸和宣传册调动了整个社会的舆论。但另一方面，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使反对派内部的分歧明朗化了。

12月28日，议会召开了新的会议，反对派因为“宴会运动”的成功已经信心大增，国王在演说中指责宴会运动激发了“盲目而敌对的热情”。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指出“我们如今正睡在火山口上”，并呼吁基佐尽早“改变政府的精神”。

巴黎当时有12个区，每个区在国民卫队中有一个对应的军团。第十二区是最穷的几个区之一，政治立场也相对激进。1847年12月，第十二军团计划举行一场“宴会”。武装力量参与政治活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极度敏感的事。月底，警方驳回了申请。“宴会”筹备委员会无视警方的态度，决定照常进行活动，还在报纸上发文指责官方的态度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内政大臣迪沙泰尔（Tanneguy Duchâtel）在贵族院强硬表态，称政府此前已经容忍了60多次“宴会”，但偏偏不能容忍这一次，而“宴会”能否召开理应由政府说了算。筹备委员会转而寻求反对派议员的支持。

1848年2月13日，约百名议员聚会商议此事。一些人提议“以退为进”，反对派先集体辞职，使议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而不得不重新选举。奥朗内、拉马丁、巴罗、加尼埃–帕热斯（Louis-Antoine Garnier-Pagès）反对这种自我弃权的计划，选择了另一种路线——使“宴会”温和化。这些议员们篡夺了“宴会”的主导权，通过提高定金的方式排除低收入者的参与，活动地点避开了工人较多的第十二区，时间定在了22日（是一个工作日）。19日，超过200名反对派议员决定起草一份旨在拒绝暴力的宣言。21日，宣言在多家报纸发表，其中提出由卸下武装的国民卫队成员承担警戒工作，游行时不呼喊任何口号、不佩戴任何标记，从而表明活动参与者尊重秩序、避免冲突的意愿。连平常比较激进的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都提出要避免挑衅和暴力行为，以免给政府提供口实。但是，不经政府同意而调动国民卫队，哪怕解除了武装，都是大逆不道之举！国民卫队指挥官也警告下属，没有得到上级命令而参加政治活动应当军法处置。由于政府的强硬态度，到了最后关头，连巴罗也退缩了。

• 奥尔良王朝的灭亡

让在野的或在职的政坛精英们猝不及防的是，到了22日，政治的主动权已经从议会反对派转向了街头抗议者。数千示威群众冒着倾盆大雨，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学生，也有工人，一些人是抗议“宴会”被取消的，也有一些人尚不知道这个消息，仍对“宴会”满怀期望。中午，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协和广场与协和大桥进发了。在广场的对面，隔着塞纳河，就是众议院所在地——波旁宫。巴黎驻军司令塞巴斯蒂亚尼派军队将群众从波旁宫逼退至协和广场。这个时候爆发了小范围的冲突：士兵们骑马冲撞人群，群众也扔起石头回击士兵。示威者随后从协和广场散往巴黎的各个地区，向士兵砸石头，强闯枪店。广场附近的街区开始修建路障。人们拆毁栏杆，将其充作武器，或者用它砸碎铺路的石板。在香榭丽舍区，有人焚烧木椅和马车，打砸路灯。

示威并不必然引发革命，路易–菲利普胸有成竹地认为：“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下午早些时候，国民卫队已经得到命令，占据首都各战略要点。在19世纪的法国，国民卫队的立场向来比较激进，七月革命中就有它的身影；即便在崇尚精英主义的奥尔良王朝，国民卫队相对而言也是个民主的机构。如今，很多卫兵拒绝执行当局的命令，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等口号。

示威继续进行着，在冲突中已经有人丧生。

23日早晨，天气阴冷，雨水不绝。换做平常时候，人们肯定会围在炉火旁取暖。但暴动又扩大了，全城到处筑起街垒。政府万万没想到，事态竟然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严重！巴黎市政当局试图逮捕极左派首领，可是为时太晚，因为他们已经在街头战斗了。官方再次向国民卫队和军队下达占据要地的命令，很多卫兵再次拒绝奉命，即便那些执行者，也只是为了避免流血，而不是为了保卫基佐政府。在胜利广场上，国民卫队在暴动者与正规军的冲突中维护前者，“国民卫队站在我们这边”的消息在首都迅速传开。

路易–菲利普惊诧不已。迪沙泰尔来到杜伊勒里宫，主张反击。国王沉默半晌，说：“大家都劝我通过撤换内阁来结束危机……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王后也顾不上斯文，突然闯入国王的书房，插嘴说：“基佐先生是位正人君子，曾多次为国王效劳，如果这时他能辞职，无疑对国王会更有助益。”听到忠心耿耿的基佐只是一枚可以抛弃的棋子，迪沙泰尔不禁目瞪口呆。国王怒视了王后一眼，叹息着说：“把他带到这里来。”

半小时后，基佐前来觐见国王。王后担心国王拿不定主意，仍伫候在侧。国王拐弯抹角地说：“虽然局势严重，但我宁可自己逊位，也不愿意撤换大臣。”王后马上反驳道：“国王不属于自己一人，而是对法兰西负有义务。”国王沮丧地说：“是啊，我比自己的大臣更加不幸……我无法辞职。”基佐倒是直言不讳：“此刻陛下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已经有了决定了。”国王说：“为了拯救法国而与你们分手，我深感遗憾，但别无选择。”基佐鞠躬无语。

下午3点半，强作镇定的基佐来到众议院，宣布了国王授权莫莱（Louis-Mathieu Molé）组阁的旨意。保守派气得捶胸顿足，而反对派随之发出了一声声喝彩。但莫莱既不是个能服众的人选，也没有在危难之际匡扶社稷的能力，既无法差遣梯也尔这样的政坛巨头，更无法安抚民心。激进人士不满足于已有的胜利，“打倒基佐”的口号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打倒路易–菲利普”。与此同时，国王蓦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更为尴尬的境地——基佐已经离职，莫莱尚未组阁，于是在这种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时刻，政府竟是一片真空！

嘉布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惨案的发生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库朗中校率领的正规军第14营守卫着外交部，阻止一支示威队伍继续前进。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士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扣动了扳机。当时的形势本就剑拔弩张，士兵们都屏息凝神，突然间一声枪响，大脑绷着的弦突然放开。一时间，噼噼啪啪的枪声大作，造成了52人死亡，74人受伤（一说65人死亡，80人受伤）。

惨案使示威转变为革命。一家邮政公司的货车正好经过嘉布遣大道。人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地将车上的人和包裹都撇在路旁，然后将16具尸体抬到车上，用火炬照亮。阴惨的场景引发了疯狂的回应，灵车所到之处，复仇的怒火被激发出来，人们砸碎路灯，敲响教堂的警钟，修建或者强化街垒，挨家按户地搜寻武器。国民卫队总体上站在了群众一边。

抬尸游行的队伍在《国民报》社前停住。见此情景，共和派议员加尼埃–帕热斯推说是误会，恳求大家停止游行。队伍在《改革报》社受到了较为热诚的接待，共和派总编弗洛孔声称“必须使暴政在公众的憎恨中灭亡！” 灵车又缓缓向巴士底广场而去，停在了“七月圆柱”前，这里是1830年“光荣的三日”的纪念之地。

晚上10时，国王得知了嘉布遣大道的惨案；两小时后，莫莱组阁不成的消息也传到了国王的耳中。路易–菲利普任命比若（Thomas Bugeaud）为正规军和国民卫队总司令，并召梯也尔入宫，商谈组阁事宜。比若以巷战专家自居，曾因1834年血腥镇压过一场共和派起义而臭名昭著，此时他欲故伎重演，迅速制定了反击计划，预计在24日早晨执行。

一个小时后，梯也尔来了。憔悴的路易–菲利普问：“你可以组阁吗？时间紧迫，我需要大臣。”“陛下，您所需的大臣我几小时后就有。”“哪些人？”“首先是奥迪隆·巴罗……”国王打断他的话说：“他是个空想家！”“这个人必不可少，他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国王怒斥道：“你在转达那些咖啡馆里的言论！”梯也尔欠身施礼，摆出一副让国王另请高明的姿态。国王见状，无奈地接受了梯也尔的人选。得知比若已经奉命执掌军队后，梯也尔不禁皱起了眉头。

24日，局势进一步恶化。很多人认为基佐的辞职只是一场欺骗群众的阴谋，而嘉布遣大道惨案暴露了奥尔良王朝的真实立场。暴动者砍倒大树，夺取了运输工具，准备好了石头和铁栅栏，筑好了路障，将碎玻璃和瓷器铺在马路上。他们的手上，有着从军械库、枪店、私宅和投降的士兵手中夺取的武器。比若下令以四支纵队“清扫”首都的街道。但到了中午，他又下令停止战斗，将防守巴黎的责任交给了国民卫队——这个决定其实是新内阁迫使国王下达的。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改由拉摩里西尔（Louis Juchault de Lamoricière）担任。

但人们对奥尔良政权失去了信心，激进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贴出了“拿起武器！到杜伊勒里宫去！”的告示。奥迪隆·巴罗骑马上街与暴动者商谈，受到了冷淡的接待。“不要巴罗！”“只有人民才是主人！”的抗议声在耳旁此起彼伏。在和平大街一角，共和派物理学家阿拉戈（François Arago）冲着他说：“中午前退位……要么就革命！”

人群越来越向王宫集中，窗外的嘈杂声越来越响，国王心急如焚。在王后的劝说下，国王决定在杜伊勒里大院和卡鲁索广场举行阅兵式，展现一国之君的英姿和威严，为人心思变的军队注入信心和力量。他撑起75岁的衰老身躯，穿上军装，骑上战马，身后跟着两位王子（那慕尔公爵、蒙庞西耶公爵）、比若元帅、拉摩里西尔、梯也尔和雷米萨等文武大臣。卫戍部队约有4000人。一开始，国民卫队第1军团有人喊出了“国王万岁”的呼声，但第4军团不仅喊出了“改革万岁”，还试图将国王包围。眼见情势不对，国王立即返回王宫。王室成员、 大臣和侍从木然地站在四周，全都认为退位势不可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说出这个可怕的词语。

在绝望之中，国王下令以巴罗替换梯也尔，以热拉尔（Étienne Gérard）替换比若。那慕尔公爵将梯也尔拉到一边问道：“依你之见，逊位好吗？”梯也尔无法回答。这时，《新闻报》（La Presse）社长吉拉尔丹（Émile de Girardin）未经召见便入宫献计：“陛下，更换内阁没有用了。国王和君主制一小时后在法国将不复存在。唯有逊位，方能顺应形势。”一阵死寂般的沉默后，国王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愿意让我退位，那好，我就退吧。”路易–菲利普试图保住身为国王的体面，在撰写退位诏书的时候从容不迫、一丝不苟。随后，国王夫妇在一支骑兵的护卫下，逃出了杜伊勒里宫和巴黎城，流亡英国。

留守杜伊勒里宫的那慕尔公爵将这座宫殿留给了暴动者。24日下午，一波一波的人群涌入宫中，四处打砸，无数珍宝被毁，连花园里的天鹅也全被杀光，国王的宝座被运往巴士底广场焚烧。巴尔扎克目睹了杜伊勒里宫遭到洗劫，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路易–菲利普的长媳带上她的两个儿子步行前往众议院，那慕尔公爵随之赶到此处。他们希望让国王的孙子巴黎伯爵继位，从而最后一次挽救奥尔良王朝。巴罗不忍心看到孤儿寡母落泪，试图宣布摄政政体。但一切为时已晚。拉马丁、赖德律–洛兰等或温和或激进的共和派领袖不答应，怒火正旺的群众更不答应。随着民众不断闯入辩论厅，很多议员落荒而逃，那慕尔公爵等王室成员撤往荣军院。在鼎沸的人声中，勒尔和赖德律–洛兰宣读了一份即将参加临时政府的人员名单。

• 临时政府的成立

拉马丁、赖德律–洛兰、勒尔、阿拉戈、马里（Marie de Saint-Georges）等人从波旁宫出发，下午4时左右到达巴黎市政厅。拉马丁起草了公告，歌颂巴黎人民的英勇奋战，宣告临时政府成立并暂时采用共和制度。

中央政府要职分配如下：
主席：勒尔
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
外交部长：拉马丁
司法部长：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
商务部长：贝特蒙（Eugène Bethmont）
财政部长：古迪绍（Michel Goudchaux）
公共工程部长：马里
公共教育部长：卡诺（Hippolyte Carnot）
海军部长：阿拉戈
陆军部长：苏贝尔维（Jacques-Gervais Subervie），原定人选贝多（Bedeau）拒绝出任
其他重要的非中央政府职位有：
巴黎市长：加尼埃–帕热斯
巴黎国民卫队总司令：库尔泰（Amable de Courtais）

晚些时候，路易·勃朗、弗洛孔、马拉斯特才从《改革报》编辑部赶到市政厅，遗憾地错过了以上关键职位。他们三人以及一位工人代表阿尔贝最后只当上了临时政府的书记。此事看上去只是因为一场迟到而导致的遗憾，其实根源在于温和派对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排斥心理。拉马丁及临时政府的一些成员深知，二月革命的胜利不是议会斗争的结果，而是巴黎的劳动群众通过暴力斗争得来的。作为一名温和派，他一贯害怕群众的过火行为，害怕法国大革命的恐怖重演，所以希望尽力摆脱暴动群众的压力。

路易·勃朗和群众认为“暂时采用共和制”的说法模棱两可，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国，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表示赞同。也有人考虑到了多种因素，如巴黎的胜利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共和制的法国会招致欧洲的怀疑和抵触，主张慎行。加尼埃–帕热斯等建议宣言中可以回避政体问题，最多也只能写：“临时政府比较喜欢共和主义的治理形式。”阿拉戈认为，由临时政府决定政权形式是一种篡权行为，拒绝在文告上签字。拉马丁调和各派意见，将文稿改为：“临时政府只能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进行工作，虽然它比较喜欢共和主义的形式 , 但是……将向公民们征询意见，由人民的主权宣布政府的最终形式。”路易·勃朗希望更进一步，将拖泥带水的措辞“比较喜欢”改为“从心灵里和信仰上都赞成共和主义的政府”。在激进的同僚和起义群众的压力下，拉马丁又将二稿改为：“临时政府希望成立共和国，但须立即征询人民的意见，由人民批准。”三种表述的语气自然一次比一次坚定，而最后一种表述同样具有一举两得的效果：第一，作为缓兵之计，可以利用外省的势力来压服激进的巴黎；第二，高举主权在民的精神和程序的合法性，掌握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让群众无从反对。

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外省的时间各有不同。在普瓦提埃，26日时还有媒体在报道巴罗组阁的“最新消息”。奥尔良王朝崩溃的消息传来外省后，共和派和工人往往欣喜若狂。在大约30个省的省会，当地的温和共和派以及一部分激进派组成了委员会（有“革命委员会”“省委员会”“共和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多种名字），从奥尔良王朝的官员手中接管权力。原官员要么主动或被迫辞职，要么选择与共和派合作。其他大多数省份，共和派的势力较为薄弱，无法抢班夺权，前朝省级官员往往以效忠临时政府的名义继续在位。在城镇中，市长和市政会通常都被取代。各地权力机构交接的过程有快有慢，很多发生在三四月，最晚的是巴约纳（Boyonne）的市议会，奥尔良时代的人马坚持到了7月30日。在军队方面，比若、贝多、拉摩里西尔等高级将领已经效忠共和国，偶尔有几个心怀不满的军官也难以成事，最有实力起兵反革命的是阿尔及利亚总督、路易–菲利普之子奥马勒公爵，但他将权力交给了新政府任命的总督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

总之，新共和国基本没有遇到前朝死忠粉的抵抗，政权的交接是比较平稳的。

除了防范复辟外，也面临着更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

早在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和1834年里昂起义时，工人阶级就打出了红旗。这次二月起义，红旗更是飘扬在街垒的上空，因此工人把红旗看作是自己的旗帜。三色旗曾被奥尔良王朝用作国旗，这意味着这面旗帜已经不能代表革命了，新成立的共和国应当有一个新的标志。2月25日—26日，一群示威者来到市政厅前，要求以红旗为国旗。拉马丁将红旗与“恐怖政治”相联系，不愿意向激进派靠拢。热血涌动的工人群众准备冲击市政厅，形势间不容发。神奇的是，经过拉马丁一番慷慨陈词，人群居然平静了下来，随后打道回府。当时不是起义死难者尸骨未寒，街垒仍然屹立街头，工人群众的武装尚未解除吗？广场上群众的声势压倒拉马丁不是在举手之间吗？怎么会连采用红旗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都没达到呢？真的是因为拉马丁的演讲具有无穷的魅力吗？简单分析一下：第一，当时许多工人还深深沉浸在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之中，三色旗蕴含的那些理念仍有号召力；第二，二月革命刚刚胜利一两天，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尚未扩大，斗争自然也不会扩大；第三，相当多的工人的政治觉悟尚不深刻，误以为奥尔良王朝金融贵族的垮台就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无怪乎工人在三色旗前降下了自己的旗帜。然而，工人在这场国旗之争中失败的原因，也就是他们在之后更加血腥的斗争中失败的原因。

主要参考资料：

William Fortescue: France and 1848: The end of monarchy, Routledge, 2005.

安德烈·卡斯特罗：《七月王朝的倾覆》，《法国研究》，1983年02期。

孙娴：《拉马丁对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实践》，《世界历史》，1988年02期。

刘文立：《七月王朝的右翼和左翼》，《法国研究》，1997年02期。

钱虹、吕一民：《理性主权与妥协政治——法国空论派政治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6年01期。

（2018.12.6初发表；2020.10.1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