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为何到后来完全失控？

作者：陈无术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事件，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法国国庆日。然而，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经过数次人民起义，法国人推翻了国王政权，迎来了雅各宾派执政。

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雅各宾派先是武装镇压了其他政治派别，又以各种罪名杀害了与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政见不合的其他政治人物，实行了恐怖的专政。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巴黎的断头台斩杀了七万多人，直到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但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并没有比罗伯斯庇尔好多少，该派上台后又大肆逮捕和处决被认为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人。

这种政治上的反复拉锯一直持续到了拿破仑时代。

虽然拿破仑恢复了法国的秩序，让法国变得强大，可是法国大革命所反对的君主制又回来了，复辟、反复辟、暴动、镇压、清算的历史一直持续到1871年。

虽然法国曾经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古哲先贤们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著述对全人类播撒着理性的光辉，法国大革命更是给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出现的种种惨剧。

纵观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从1789年到1871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大革命似乎并没有很好的诠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

不唯法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一场思想启蒙，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按照知识分子们设定的理想状况前进，考察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尤其具有示范性意义。

启蒙运动与法国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哲学及文化运动。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权威是欧洲政治哲学和知识体系的核心。启蒙运动旨在相信理性和敢于求知，破除宗教神学对于思想人心的禁锢。

从17世纪开始，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已经远超宗教神学的认知范围，17世纪末的一批思想家们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承接了这种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宇宙观和通过理性寻找知识的研究方法，发扬了理性这一人类思想的基本要素，从而诞生出包括自由、平等等概念的世界观。

启蒙运动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各国就迎来了革命，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起的启蒙运动并非直指政治，而是产生于部分学术团体内，或者极少数学者的私人交往中。因此，早期启蒙学者的著作有不少都是书信。

虽然法国出现了卢梭、孟德斯鸠等鸿儒巨匠，在整个启蒙运动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法国却并不是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即使是法国人，也会经常在著述中赞颂英国的约翰·洛克和伊萨克·牛顿，把他们两人当作引导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理性思维离不开科学的发展，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是重建人类理性的重要基础。

牛顿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理性脱离宗教神学的思潮。学者们从经验主义传统出发，但又把感觉、经验从神学中引申出来。培根第一个提出了实验哲学的概念，写下了《新工具》一书。而真正提出系统的理论，把政治和神学分离的，是约翰·洛克，他被后世称为“启蒙运动的启蒙者”。

英国的启蒙运动有一大特点，因为英国经过宗教改革，宗教权威已经大大弱于欧陆，言论环境相对宽松，王室相对开明，议会与王权平分秋色，贵族与王室的关系较为缓和。因此英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润物无声，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

情况在法国又有所不同。法国上层社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非常尖锐。在独断专行的法王统治下，一批贵族依然在进行着或软或硬的反抗。公爵、侯爵们自己不方面直斥国王，便以他们的夫人的名义，开办“学术沙龙”，招揽一批学者参与其中，臧否时政。

虽然法王经常动用强制力量，把批判王室言辞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但法国知识界人才辈出，驱逐一个，崛起一个，法王驱也驱不完。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个法国人都是受到了英国思想家的影响，并将启蒙运动发展到了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理性主义。

法国的理性主义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法国哲学家和英国哲学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掌握政治的管理者之间是合作关系，理论家提出方案，管理者付诸实施。而在法国，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管理者是对立的，两者之间并不相干。

政治理论家们由于缺乏社会实际事物的管理经验，只能提出一般性的抽象原则，而社会管理者们始终疲于应付具体的社会事务，采取符合当下需要的实际措施。因此，作为社会理论家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产生激励着社会变化的具体路径，对于积极从事社会政策的变革也没有兴趣。

丹尼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体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正如《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府论》体现着美国和英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一样。然而，不同于《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府论》，《百科全书》对于社会管理并没有太大兴趣，它的宗旨是“搜罗所有散落在世界上的知识”。

哲学家们热衷于高深的知识、抽象的原则，并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理性主义。

理性观念是宗教观念的反面说法。理性主义的其他一些学人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都公开鼓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伏尔泰虽然不信奉无神论，但却是自然神论者，支持自然宗教，反对教会对于神学思想的垄断，故而被狄德罗称为“伟大的反基督者”。

孟德斯鸠是一个另类，在他的著作中，对于社会的制度形式，他列出了气候、宗教、经验、道德、习俗，唯独没有理性。在这些元素中，“经验”即为现政权已经确立的原则。这引来了卢梭的强烈批评。卢梭认为，孟德斯鸠以已经明确的政府权力来代替构建政府权力的原则。

卢梭、伏尔泰强调的理性原则严厉地批判了孟德斯鸠的另外一条主张，这就是贵族主义。

孟德斯鸠认为贵族是制衡王权的力量，是反对君主绝对权力的保障。而大部分学者，包括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都认为国王的基本权威应当得以确保，并且贬抑贵族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探索君主立宪的方式，实现开明的君主政治。

这正是法国理性主义学者们最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们的主张有利于巩固君主政体，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对他们赞赏有加。

狄德罗曾说“欧洲没有一位君主同时不是哲学家”。虽然伏尔泰和他曾经十分赞赏的德皇腓特烈在经历了两年的交往之后友尽，但伏尔泰依然为俄皇叶卡捷琳娜辩护。

卢梭提出了“普遍意志”的观念，要实现“普遍意志”就必须要有权威的仲裁者，这又将理论绕回了他们所一贯支持的开明君主政治中去。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

中世纪开始，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

为了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便利，商人、手工业者自然聚集到了交通要道上，形成新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与传统的以封建城堡为中心的居民点不同，居民人数更多、更集中，且更加平等，城市文明重新崛起在法兰西和西欧各国的土地上。

封建领主在传统的居民点中对居民征收赋税，新居民点形成后，封建领主要么宣称新的居民点是领主的土地，要么宣称居民点的居民是领主的农奴，总之与新的居民点抢人、抢土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历了漫长的拉锯战，新居民点中的居民逐渐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盘剥，拥有自治地位，形成了自治城市。

在自治城市中，主要居民大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制度在市民中崛起。行会由从业者组成，作为某一个行业的从业者的利益代言人，参与城市管理，公共事务体系也在形形色色的行会磋商中建立起来。

在高流通性的手工业商业冲击下，贵族的土地收入变得日益稀薄，地方贵族势力在法国的政治经济版图中逐渐处于弱势。

但是，行会也不是完全独立于法国既有的社会体系之上，地方贵族势力的削弱，并没有让市民阶级取而代之，相反，国王的手伸向了权力真空，迫使行会与王权进行了妥协。

路易十四的末期法国出现了百业萧条的景像，全法国除了首都巴黎，各省都陷入凋弊。路易十六上台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造成了王权的极度扩张。

从巴黎开始到法兰西的每一个角落，王权代替了没落的贵族权威，建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管治体系，法兰西的政治经济被高度中心化了，全国上下都仰望着巴黎，甚至让行会都变成了王权的附庸。

与此同时，城市贫民阶层广泛出现，他们既不能参与行会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更不能影响旧贵族和王室的决策，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大革命的火种，也正是在这些不稳定的暗流中，酝酿着。

启蒙运动的作用

启蒙运动究竟在大革命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启蒙观念把宗教和王权拉下了神坛，让公民阶级觉醒。

似乎，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推动者，是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决定者，是大革命之后人类历史走向的奠基者。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历史与这种从结果反推缘由的独断论史观差的很远。

大革命之后，法国人并没有抛弃传统宗教，尽管伏尔泰是个“反基督主义者”。大革命之后，教会道德在市民阶级中重新抬头，市民并未与教会割裂，也没有多少市民真的笃信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

大革命的过程，也没有多少人高举着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理论大旗，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暴力，对立的政治势力彼此绝不相容，你死我活。

其实，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们根本不希望发生革命，他们更希望通过君主而非底层平民的暴力来改变社会。大革命的直接推动者，就是在路易十六时期繁荣的法兰西社会之下，看不到希望的城市贫民阶层。

与其说启蒙运动推动了大革命，倒不如说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的变量，它创造一次机遇，让早就积郁在贫民阶层和上层阶层之间的矛盾爆发出来。

当然，启蒙运动确实在大革命中的一些政治人物中产生共鸣。启蒙学者们对教会权威的反对，引发了大革命之后对教会利益的剥夺。很多地方的教会经营的慈善团体、学校等都被取消，只不过没有什么东西来替代它们，反而让法国出现了社会公共服务的真空。

1789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起草的《权利宣言》，几乎完全从卢梭的著作中原文照抄，在议会大厅中也树立了卢梭的半身雕像。

罗伯斯庇尔深受卢梭的影响。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开场白是：“万物在他们一离开造物者之手时都是美好的，万物一入人手就堕落了”，对此罗伯斯庇尔的感悟是：“人在他走出自然之手时是善良的，如果他堕落了，责任在于邪恶的社会制度”。

罗伯斯庇尔对比人民和个人的关系，引用的是普遍意志的观念，认为人民是代表了善良的普遍意志，但具体的个人可能有所欠缺。

因此，在罗伯斯庇尔开启恐怖统治的时候，他依然秉持着卢梭的理念，认为他的血腥杀戮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德的共和国”。同时，他把自己当做了启蒙运动领导者们所信奉的最高仲裁者，也就是曾经的国王。

当然，我们不知道卢梭如果活到了大革命之后，会有怎样的遭遇，并且卢梭的信徒——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成了他自己恐怖统治的受害者。

大革命为什么“跑偏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大革命为什么偏离了启蒙运动理想这个问题了。

不像很多人的想象，大革命并非因启蒙运动而生。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推动力量之一，但不是大革命的起因。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提出关于大革命的具体路线、纲领，它不是对实际政治革新的探索，而是脱离政治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真正造成大革命的，恰好是路易十六上台以后一系列改革，造就的法兰西君主制晚期的繁荣。

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法国兴修道路、运河、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改进农业，大革命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大革命之前三十年那样繁荣。正是这种繁荣，制造了日后的大革命。

因为，经济越繁荣，社会越进步，旧体制的弊端就会更加显露在人们的眼前，让这种弊端变得让人不可忍受。启蒙时期构建的那些空中楼阁，让上层知识分子们蠢蠢欲动，他们不再支持国王，王权和富裕阶层的矛盾变得空前对立。

可是富裕阶层并不是发动革命的主导力量。革命的主导力量是城市的贫民阶层。通过改革，王室的权力扩大，原有的以行会为基础的社会公共体系消退了。

当时的富裕阶层，包括旧贵族、行会领导者、富裕市民阶层与国王出现对立，但他们却无法自己组织起来，只能沦为社会的旁观者，不参与社会运动。城市贫民是被社会抛弃的群体，谁直接统治社会，他们就反对谁。

即使国王推出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提高社会福利的措施，却由于富裕阶级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推诿，让这些措施根本无法真正惠及人民，贫民和国王反而更加尖锐，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政治势力之间水火不容，每一派都宣称自己代表了理性和真理。这恰好体现了法国式启蒙运动的局限性，那就是先哲们并不能拿出一套实际的方案来让他们的抽象理论落地。

人们对理性启蒙的理解，永远是五花八门的，可以随意被解释的。掌握了政权的人，都利用他们的暴力机器，任意将启蒙先哲的理论曲解为替自己暴行辩护的理由，也就造成了大革命的“跑偏”。

结语

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曾经是一种观念范式。

早在19世纪初，这种观念范式就遭到了质疑，甚至有学者将大革命描述为对恰当理解启蒙运动的一种致命威胁。尼采甚至支持这一观念为“虚伪的意识形态”，给研究历史造成了“严重的认识论障碍”。

通过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前夕法国国情的梳理，我们发现，启蒙运动确实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而直接引爆革命火线的，是城市贫民阶层和国王之间的矛盾。

启蒙运动不仅没有指导革命，启蒙运动的理论本身，甚至被后来的暴政所曲解，变成为暴政辩护的工具。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但罗伯斯庇尔的暴政却不能归结到卢梭的身上，更不能因为政治人物熟读了卢梭著作，就认为其政治行为必然会是理性的。我们要知道，历史首要的对象从来不是“精神”，而是在时间之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