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强大？要么衰亡？漫谈为何说淝水之战是东晋的机遇也是挑战？

作者：瓜子心

前言

淝水之战过后，南北地区的政治局势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最令后人痛恨惋惜的就是，前秦在此战大败而归之后，对于北方地区的统一已经难以维持，由此北方再次陷入了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伐的混乱局面，可以说此时的北方正是军事力量极为匮乏以及政治局势相当不稳的时期。而东晋方面在取得淝水之战的大胜之后，首先面对的最严重的外部威胁基本上彻底解除。

与此同时，东晋在此战中的前期虽然军事力量消耗较大，但是能够一举击溃前秦80万大军，也使得东晋此时的实力大增，应该恰恰是能够乘胜追击，伺机恢复北方地区统治的时期。即便不能完全统一北方，起码能够收复长江北岸的一些军事重地，对于东晋今后的发展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可是，这场胜利却也使得东晋王朝统治集团忘乎所以，他们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开始了无休止的内部派系之争。

在野士族

陈郡谢氏作为东晋王朝此时的掌权家族，尤其是谢安在担任宰相之时，成功指挥了淝水之战，使得东晋王朝转危为安，由此当时的孝武帝不得不迫于压力，给予谢安更高的官职。也正因此，谢安及其家族势力在东晋王朝可谓一手遮天，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谢氏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令当时的皇族司马氏感到了惴惴不安。

《晋书》载：”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

孝武帝也一直向谢安施加政治压力，使得谢安最终为了能够保证谢氏家族的利益，选择自贬广陵，不再担任东晋王朝核心要职。由此，陈郡谢氏家族对于东晋政权的掌控告一段落，司马氏家族在孝武帝的提拔下成为了当时政权的主要操纵者。尤其是权臣司马道子于朝政上的跋扈，更是引发了诸多老牌门阀士族的不满，因此东晋王朝后期也被复杂而且混乱的政治斗争所笼罩，一时间更没有人去关心北伐统一事件了。

皇权势力的伸张以及司马道子的专权

众所周知，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过程离不开琅琊王氏王导的尽心辅佐，因此作为北方有着浓厚政治背景和强大经济实力的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王朝门阀政治时代的第一个执政士族。所以，东晋王朝从一开始作为皇族的司马氏家族，就一直未能够在政治方面崭露头角，或者在东晋朝堂之上占据一席之地。

皇帝在东晋门阀政治鼎盛时期只不过是王朝的象征，在政治权力方面如同傀儡一般，而司马氏家族除了担任一些地位较高的散官和虚职之外，并无人典掌机要。在经过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以及陈郡谢氏的相继执政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氏也开始了夺权斗争。淝水一战就是东晋王朝后期政治斗争愈发激烈的拐点，谢安为了防止孝武帝猜忌主动自贬江陵，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皇权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

谢安的下台，直接使得孝武帝将朝政大权揽入自家门户的怀抱当中。谢安自贬江陵之后，司马道子作为皇权的代言人开始独揽朝政，甚至大有僭越之势，由此开始了司马氏家族对于东晋朝政的真正掌控。起初谢安的在世，凭借其崇高的政治威望和地位，还能牵制住司马道子的专权，谢安这一政治高山倒塌之后，司马道子在朝中就可以随意扶持党羽，开始了明目张胆的专权。

司马道子对于专擅朝政的行为，以及他典掌军政大权的地位又引发了孝武帝的不安，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皇权，孝武帝提拔了当时的重要军阀势力王恭、殷仲堪担任兖州和荆州重要军镇的刺史，从外部牵制朝堂的司马道子。不过好景不长，孝武帝与公元396年薨逝，其子司马德宗即位，但是由于天生智力缺陷，司马道子得以继续掌权，东晋政权日益混乱与腐朽。

《晋书》载：”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

司马元显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军事政变

司马德宗即位之后，由于个人缺陷，整个东晋王朝的朝政还是掌握在司马道子手中，而司马道子认为安帝本人并没有多大的政治威胁，因此便开始尽心培养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司马元显接替父亲职位时只有17岁，因此可见其还是有一定非凡的政治才能和手段的。司马元显即位之后，为了对抗孝武帝时期在兖州、荆州提拔的北方军阀，便开始重用太原大族王国宝等人典掌机要。

兖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人对于司马元显的这一人员调动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司马元显的这种行为是无视北方军阀存在的。因此，公元397年，二人便联合起兵以诛杀王国宝为名向建康发动军事进攻。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虽然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但是并没有掌握东晋的军队，因此无力抵抗，只好选择斩杀王国宝以平息二人叛乱。

王恭起兵

不过，二人既然以诛杀王国宝为起义之名，其起兵的真正目的必然不仅于此，公元398年，王恭再度掀起叛乱，这次不再以”清君侧”为名义，而是表明诛杀司马道子父子的决心，由此引发了其他军阀殷仲堪、杨佺期以及桓玄的响应。此次起兵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由于王恭部队出现内乱，刺史王恭被杀，由此起义军也就瓦解了，随后桓玄吞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的军队割据一方。

《晋书》载：”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爲名。朝廷順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

此后在东晋王朝逐渐形成了三方割据势力，一方是司马元显与皇室所占据的会稽、永嘉等八郡之地，桓玄割据了长江中游地区，刘牢之割据长江下游。司马元显为了消除这种割据现象，不断征伐百姓建立一支属于中央的军队，由此也引发了江南众多百姓和世家大族的不满。

东晋后期百姓经济负担的加重

东晋后期的政局发展其实非常混乱，虽然建康作为绝对的政治中心，但是围绕着长江流域的重要军镇依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换句话说，建康的政局是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长江中下游主要军镇刺史是否对其予以支持。正因如此，当时东晋的权臣司马元显为了能够保证建康对于东晋辖区的绝对领导，才大范围进行征兵活动，这也就造成了当地民众沉重的徭役负担。

《晋书》载：”元顯性情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不仅如此当地民众的经济负担也是达到了空前沉重的地步，暂且不说东晋中央政府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光是当时南北方已经拥有根深蒂固势力的门阀士族对于百姓的剥削，就已经相当沉重。众多门阀士族名下均控制着大量的部曲、宾客，这使得他们必须要向其所属的门阀士族缴纳大量的赋税。

政府制定的赋税要求也在一年一年增长，东晋中期开始就注重增加百姓的口粮税，比如起初的口税米规定为每人3石，随后就涨到了5石。相比较于西晋时期的口税涨了两倍不止，百姓的经济负担愈发沉重，再遇上一些涝灾，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正是在这样高强度的经济剥削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东晋后期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与此同时，东晋后期政府规定的徭役门类更加繁多和复杂，晋穆帝时期，大臣曾经联名上书，为了缓解百姓徭役负担，请求删减的徭役门类多达60余种，由此可见当时广大劳动人民不光要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有担负足以压垮身体的徭役负担。对于中央政府如此惨绝人寰的封建压迫，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联合起来发动起义，奋力反抗。

评价

东晋王朝在淝水一战之后，一方面没有利用非常利好的优势去尝试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当时前秦政权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因此对于东晋王朝来说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东晋王朝没有把握住，哪怕只要能够夺回长江以北地区的重要防线，想必对于今后政权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东晋统治集团的决策失误，一方面使得重新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目标遥遥无期，另一方面也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集团，特别是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东晋建立之初，皇权愈发衰落，并且依附于强大门阀士族的情况在东晋后期已经彻底改变。

原来强大的门阀士族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没有绝对的实力继续独揽朝政，而陈郡谢氏虽然在淝水之战立了大功，但是由于当时皇权的上升，谢安为了谢氏家族的生存也只能选择退隐幕后。司马道子的掌权证明了东晋王朝的政权重新稳固在司马氏家族的手中，然而令孝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司马道子的专权却再次使得自己被架空，因此他又开始扶植外族军阀势力。

由此，东晋后期的政权就进入了皇权、外族军阀势力以及司马道子父子之间的混乱争夺之中。最终，东晋统治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需求，不断压榨劳动人民，使得社会矛盾愈发尖锐，东晋王朝也在农民起义和寒族势力的冲击下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