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为朱安立传的意义是什么？
来源：阿热书话
谈及鲁迅的家庭生活，你会想到哪些人物？恐怕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许广平、周作人，甚至是鲁迅童年时的奶妈兼保姆——长妈妈，毕竟那篇《阿长与山海经》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
那么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呢？有多少人会想起她，有多少人知道她？她就像一个影子，虽然与鲁迅有脱不开的关系，但长期被遮蔽于暗处，无人关注。
乔丽华所著的这本《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正是为这样一个人立传，为她的一生写一部历史。
朱安这一生最大的不幸，或许就是嫁给了鲁迅。
大约1899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周朱两家缔结了婚约。
若只看家世背景，周朱两家均为绍兴的世家大族，朱安与鲁迅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但这二人在思想志趣方面的鸿沟是巨大而难以跨越的，鲁迅留学日本，接受的新文化新思想，所读之书，所见之事，都是朱安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脚女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朱安没有机会上学识字，唯一学过的书只有宣扬女性三从四德的《女儿经》，当然也不是自己读，而是由父母或长辈口授灌输。
拥有截然不同新旧思想的二人，他们的结合似乎注定是一场悲剧。
朱安，约摄于1917 年
鲁迅在日本期间对这桩包办婚姻已颇为不满，曾来信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但鲁迅的母亲鲁瑞则劝说鲁迅，若是退婚，对周朱两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中写道：“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
对此，鲁迅做出了让步，但他要求朱安放足、进学堂，但朱家人并没有理会，或许是觉得此乃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放心上，更有可能是觉得女人上学太荒谬，压根不赞同鲁迅的提议。
朱安身材样貌不出众，再加上没文化，与鲁迅无共同语言，新婚当天，鲁迅就没有相中她。鲁迅只在新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便搬到书房里住，不久又携弟弟周作人赴日本继续学业了。
此后，朱安与鲁迅聚少离多，夫妻二人的相处状态，用形同陌路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鲁迅西装短发照，摄于东京神田
朱安与鲁迅婚前并未见过面、聊过天，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完全是依靠封建礼法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规则稀里糊涂结的婚，此种的结合，若想求得夫妻恩爱，家庭和谐，无异于赌博。
更可怕的是，在朱安、鲁迅的长辈人眼中，这是极为正常合理的婚姻法则。他们想不通两个先前没见过面的人，婚后怎么就过不到一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想不通”造成了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悲剧。那种为人所习以为常的封建礼法，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不知扼杀了多少青年人的幸福未来。
2.作为“物”的朱安
鲁迅从来没将朱安视作妻子，他只是把她看作母亲送的一件礼物。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然而，朱安仍对夫妻关系的改善存有幻想。虽然他们二人分房住，各过各的，但朱安对鲁迅生活上的照顾，可以称得上无微不至。
鲁迅生病时，不能吃饭，只能喝粥。朱安每次做饭前先把米弄碎，再煮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买来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平常爱吃的菜，给他开胃下饭，而朱安自己却从来舍不得吃。
平日里料理厨房，朱安的手艺也相当不错，据说她的绍兴菜做得很好。鲁迅哪道菜吃得多，她都记在心里，猜测一定是鲁迅爱吃的，下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1925年的鲁迅
鲁迅伏案工作时，她恳求旁人不要大声嬉闹，免得打扰鲁迅。她更是叮嘱朱家人尽量不要有事没事来麻烦鲁迅，托他帮忙。
鲁迅即便冬天，也只穿单裤，不穿棉裤。老太太鲁瑞看了心疼，便授意朱安为鲁迅做一条棉裤，其中或许也有借此改善儿子儿媳关系的愿望。
朱安为鲁迅缝了条新棉裤，悄悄放到他床上，指望他能穿上，不料竟被鲁迅扔了出来。朱安不识字，无法写日记记录当时的心情，但想必，她的心里不会好受。
不知那一刻，她是否感到委屈和侮辱，是否有哪怕一瞬间的为自己感到不值。
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北京，去了上海。鲁迅从上海寄信来，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不在意料之外，但朱安难免伤心，她对人说：“过去大先生（鲁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1933年与许广平、周海婴合影
朱安曾偷偷跟着女学生学体操，也在鲁瑞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她一直在努力接近鲁迅，但最终一切还是落空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占领下的北京，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难以为继。周作人怂恿她卖掉鲁迅的藏书，换点钱用以度日。
此消息传出，震动了文化界，他们来劝阻朱安卖书，跟她说明道理，这是鲁迅的遗物，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要好好保存。
长期困窘的生活，再加上对许广平的误会，朱安情绪有些激动，她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无论是遗物，亦或是礼物，都算不上有人权的人，没有谁会尊重一个物件的愿望与情感。从朱安去世后的遭遇来看，确实没人在意她作为遗物的所念所想。
朱安与娘家人，右一为朱安，摄于1918或1919年
朱安临终前写信给许广平，希望与鲁迅合葬。作为合法夫妻，她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不光是许广平，就连鲁迅的朋友们也不会答应。
退而求其次，至少应把她与鲁瑞葬在一处。鲁瑞与朱安的婆媳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朱安服侍老太太尽心尽力，鲁瑞也将其视为己出，二人作伴也不失为一种好结局，然而却未能如愿。
朱安孤身一人临时埋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墓地，“破四旧”时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她临终前希望每逢“七日”，有人祭奠她，但朱安并无子嗣，她这么一点平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朱安去世后，一个人葬在偏远的保福寺。今天北京的保福寺一带，马路宽敞，高楼林立，除了地名还保留着，一切都已改变。（本书作者摄于2009年4月）
3.为朱安立传的意义
朱安说，她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可谁又把她当个人看呢？甚至连陪伴老太太，做一个周家的鬼，这点愿望都未能满足。
而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何其多也。
20世纪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能人志士在历史潮头搏击风浪，好不风光。但绝大多数人只能寂寞地生，寂寞地死，甚至留不下一声呼喊，留不下一声哀嚎。
朱安也只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她的命运并不特殊，只因是鲁迅夫人，她的不幸才格外受人关注。
朱安中年半身像
如《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中所说：“这不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在她身后，乃是新旧时代交替中被历史抛弃的女性群像，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
他们是历史中的失语者，他们在历史的无声处。
诚然，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但也正因如此，作为失败者的朱安，才更有被书写的必要。借用戴锦华老师的话，则是“在历史的高音之外，倾听尚未被完全消声的窃窃私语。”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意义即在于此，不是为了探听伟人的家事八卦，也不仅仅是为朱安鸣冤叫屈，而是要借由朱安的人生书写，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之外，为失语者书写他们的历史，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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