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队在世界屋脊：1938/39年德国西藏考察录

作者：冯涛    来源：崎峻军史周刊

1935年7月1日，向来痴迷雅利安种族玄学的党卫队头子希姆莱，授意成立了负责研究雅利安种族历史研究机构——“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Forschungsgemeinschaft Deutsches Ahnenerbe，以下简称祖先遗产研究会）。该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众多考古、探险活动和人体实验，希望以此证明“北欧人种曾统治过世界”这一“神话”。

■ 1935年，希姆莱在一些党卫队成员的陪同下，来到普法尔茨地区的一处采石场，查看在这里发现的一处“鲁内”文石刻遗址。

■ 纳粹德国党卫队“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标志。

德国著名人类学家汉斯·弗里德里希·京特（Hans Günther），曾声称古亚恋人曾征服过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还进攻过中国和日本，并放言佛祖释迦摩尼也出身于北欧人种的雅利安民族分支。祖先遗产研究会主席瓦尔特·福斯特（Walther Wüst，德国印欧语言学专家，吠陀梵语学者）则发展了京特的理论，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与佛陀的思想类似，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北欧人种理论。但是，当代对希特勒思想的研究表明，希特勒本人实际上并不感兴趣于佛教或神秘的西藏。为了支持祖先遗产研究会的这一荒谬理论，希姆莱决定派出一支西藏科考队，于是便有了本文所讲述的故事。

■ 1937年3月10日，祖先遗产研究会主席瓦尔特·福斯特在慕尼黑，向党卫队慕尼黑大区的各级指挥官，发表题为“元首的《我的奋斗》为雅利安世界观之明镜”的演讲。

（注：本文使用的大部分图片来源于联邦德国档案馆网络公开图片。由于舍费尔科考队拍摄了数千张精彩照片，本文无法做到完美展示，因此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到网络（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搜索Tibetexpedition），便可以欣赏包括舍费尔科考队的照片。

背 景

1935年，德国驻中国外交官在重庆找到德国探险家探险家、动物学家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fer）。1934便已经加入党卫队的舍费尔，曾跟随美国探险家布鲁克·多兰二世（Brooke Dolan II）的科考队，分别在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参加了在西藏的探险。舍费尔的探险经历引起了党卫队的注意，于是给他寄了一封信，通知他已经被晋升为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SS-Untersturmführer，相当于少尉），并要求他从美国费城返回德国。

■ 恩斯特·舍费尔（1910-1992），出生于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9年至1934年先后在歌廷根、汉诺威、美国费城和柏林学习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矿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多门学科，但主要学习领域为鸟类学。1945年，希姆莱曾授予他二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

1936年6月，舍费尔在柏林见到了希姆莱。希姆莱询问舍费尔的未来计划，后者称希望带领一支科考队，对西藏进行一次深入的科考。舍费尔希望这次科考可以获得了德国外交部或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资助。希姆莱则希望在党卫队的祖先遗产研究会的资助下开展这么一次科考活动，询问舍费尔是否可以在祖先遗产研究会所推崇的汉斯·赫比格（Hanns H?rbiger）“冰宇宙演化论”（Glacial Cosmogony，一种伪科学）的基础上，开展这次科考。但是，舍费尔拥有自己的科学目标，因此拒绝将认同“冰宇宙演化论”的伪考古学家埃德蒙德·基斯（Edmund Kiss）纳入自己的科考队中，并提出了12点要求，以确保获得科考自主权。另外一边，祖先遗产研究会的沃尔夫拉姆·希维斯（Wolfram Sievers）对于这次科考的目标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态度，提出不能让祖先遗产研究会资助这次科考。希姆莱最终批准了这次科考，但要求所有队员加入党卫队。舍费尔为了获得资金，最终接受了希姆莱的条件。

科考目标

舍费尔称此次考察的首要目的是记录一套完整的西藏科学科考记录，其间融汇了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种学。

研究者罗杰·克罗斯顿（Roger Croston）援引《纽约时报》在1939年的一份报道（这份报道称舍费尔的这次科考带回了众多宝贵的动植物学研究成果），称舍费尔和他的科考结果显示“这次科考的首要目标为建立一套完整的西藏科考记录，其间包括了一套涉及地理、绘图、地质、地球磁场、气候、植被、动物和人种的系统性内联自然科学。”

根据意大利评论家克劳迪奥·穆蒂（Claudio Mutti）的分析，舍费尔科考队此次科考的计划既包括研究西藏地区的地貌、气候、地理和文化，也将试图与西藏当局建立联系，并寻求德国在西藏的代理人。另外，此次科考的其中一项目的为确定西藏是否为“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因此科考队中的人类学家对西藏居民进行颅骨测量并制作一些面部模型。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伊斯伦·恩格哈特博士（Isrun Engelhardt）则称舍费尔的这次科考是一次“纯粹科学”科考活动，但称德国30年代的科学背景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次科考蒙上了一丝阴影。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夫·哈勒（Christopher Hale）称，在“在荒谬的纳粹植物学或纳粹鸟类学的前提下，纳粹的其他科学学说或许也难逃荒谬理论的范畴，而舍费尔的那支小科考队只能代表德国30年代科学领域的一个片段。在哈勒看来，“鉴于纳粹的人类学和医学被冷酷地用于支持和制定一种残暴信条”的背景下，舍费尔的这次科考又有着显著的意义。

■ 伊斯伦·恩格哈特博士编著的《1938-1939年的西藏》。这本图集收录了舍费尔科考队拍摄的1000多张西藏科考照片。

哈勒也指出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40年在德国报纸中的这么一段评论：“西藏科考的首要任务是一种带有政治和军事色彩的任务，并没有多少与科学问题相关的内容，其中的诸多细节并不需要进行解释。”

但是，克罗斯顿同意恩格哈特博士的观点，称这次科考“是一次有计划的科学科考活动，只是被强迫带上了一些时代的政治阴影；舍费尔内心深处拒绝希姆莱的计划，最终导致这次科考没有获得希姆莱的党卫队及其相关组织的资助。”

中国记者任岩时（Ren Yanshi，音译）则援引奥地利《周刊》的说法，这次科考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调查德国在西藏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进攻英国驻印度军队的可能性”，第二个主要任务是“证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纳粹种族理论，即西藏地区曾经定居着一支雅利安血统纯正的人口。”

美国记者卡尔·迈尔（Karl Meyer）称，舍费尔科考队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为日后利用西藏作为一处进攻英属印度的集结地，绘制地图并勘察通道。”

资金来源

尽管前文一直在提到希姆莱及其党卫队祖先遗产研究会为此次科考的资助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克里斯托夫·哈勒的说法，舍费尔最初估算这次科考需要60000帝国马克的资金，但由于党卫队此时资金不足，因此他只能自己筹集资金。伊斯伦·恩格哈特博士也声称祖先遗产研究会并没有为舍费尔提供资金，舍费尔最终从公众、德国经济征募委员会（Werbra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大型企业、德国研究基金会和美国探险家布鲁克·多兰二世那里筹集到80%的资金。希姆莱的一些私人朋友则最终为科考队提供了回国的费用。

■ 美国探险家布鲁克·多兰二世（1908-1945），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大工业家家庭。二战前曾三次前往西藏东部地区探险，二战爆发后成为美军中尉，于1942年10月带领一支美军战略情报局的考察队再次进入西藏。

根据美军的资料，舍费尔的科考资金来自于公众部门和私人，党卫队只支付了科考队回国的机票钱。舍费尔为科考队的装备花费了6.5万帝国马克，整个科考过程的花费则花去了6.5万帝国马克，总共耗资13万帝国马克（不含党卫队支付的回国费用）。舍费尔科考队大额资助人包括德国经济征募委员会（4万帝国马克）、纳粹党党刊《插图观察家》和《人民观察家报》（4000帝国马克）、法本工业公司（3.5万帝国马克）、德国研究基金会（1万帝国马克）、帝国研究会（Reichsforschungsdienst，6000帝国马克）、汉堡菲尼克斯橡胶工厂（Phoenix Rubber，舍费尔父亲的产业，3000帝国马克）和美国费城自然科学学院（1000美金）。

科考队成员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科考活动，舍费尔尽量挑选了几名年富力强的队员。24岁的卡尔·维讷尔特（Karl Wienert）曾是著名探险家威廉·菲尔切纳（Wilhelm Filchner）的助手，此时成了费舍尔科考队的地质学家。24岁的埃德蒙·吉尔（Edmund Geer）作为技术领导负责科考活动组织工作，38岁的恩斯特·克劳泽（Ernst Krause）是以为昆虫学家，同时也将作为科考队的摄影师。26岁的布鲁诺·贝格尔（Bruno Beger）为人种学家，其导师汉斯·京特则担任科考队的人类学家。

■ 汉斯·弗里德里希·卡尔·京特（1891-1968），德国种族学家和优生学家，被喻为“种族京特”或“种族教父”，为纳粹种族思想的 一位关键人物，撰写过大量纳粹种族理论的书籍和文章。

■ 1938年，西藏境内，舍费尔科考队的地质学家卡尔·维讷尔特正在一台仪器旁测量地形。这张照片由昆虫学家恩斯特·克劳泽拍摄。

■ 1938年，恩斯特·克劳泽在西藏科考时为高原植物多花野豌豆拍照，而拍摄这张照片的是舍费尔。

■ 埃德蒙·吉尔，照片由恩斯特·克劳泽摄于1938年的西藏境内。

科考细节

1937年7月，舍费尔科考队在筹备期间便遇到了麻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顿时打乱了舍费尔的计划，让他无法沿长江前往西藏。于是，舍费尔前往伦敦，试图获得英国政府允许，通过印度进入西藏。但是，英国政府考虑到可能即将于德国爆发战争，因而拒绝了舍费尔的请求。

同年11月9日，舍费尔又遇到了麻烦。当天，他带着新婚4个月的妻子和2名仆人，乘坐1条小船猎鸭时，一个意外的袭来的大浪拍掉了他的猎枪。猎枪在跌落时发生走火，严重击伤了他的妻子。这次意外最终将舍费尔的科考队出发时间推迟了8周。

由于失去了祖先遗产研究会的资金支持，舍费尔只能要求希姆莱为他顺利抵达印度并进入西藏创造条件。希姆莱答应了下来，开始寻找包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一些由影响力的人物帮助。然而，这些权势人物似乎并没有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舍费尔只能决定率科考队先前往印度南面的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然后再偷渡进入印度，继而前往西藏。

1938年4月21日，舍费尔科考队从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了前往东方的轮船。就在舍费尔科考队离开欧洲的前一天，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片与此次科考活动有关的文章，这引起了英国官方对德国人意图的警觉。这件事让舍费尔和希姆莱都很生气：前者随即就此向党卫队总部投诉，而希姆莱只能亲自写信给英国前海军情报部长巴里·多姆维尔（Barry Domville）。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亲纳粹分子，曾在1935年访问过德国，后又在1936年作为里宾特洛甫的贵宾出息了纳粹德国的年度纽伦堡帝国党代会，还是英国亲纳粹组织盎格鲁-日耳曼友谊会（Anglo-German Fellowship）理事。多姆维尔随即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写了一封请求信，从而允许德国科考队进入印度与中国边境地区的锡金。

■ 1938年，舍费尔在前往东方的邮轮上与船长的合影。

■ 1938年，舍费尔科考队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后的合影，左起分别为维讷尔特、舍费尔、贝格尔、克劳泽和吉尔。

锡金之旅

舍费尔科考队抵达锡金首都甘托克（Gantok）后，首先花巨资雇佣了一支50头毛驴的运输队，并寻找搬运工藏语翻译。舍费尔一行人在甘托克逗留期间，英国驻当地的官员巴希尔·古尔德爵士（Sir Basil Gould）一直在暗中注意着他们，并形容舍费尔常“有趣、干劲十足、乐观、博学而天真，又十分离经叛道”，而且舍费尔曾称无论自己是否获得允许，他都将带领科考队进入西藏。

■ 1938年，舍费尔科考队在锡金首都甘托克与一些英国官员和锡金官员合影。照片左三为贝格尔、左四为舍费尔，舍费尔旁边为英国官员古尔德爵士，后者的左手边为克劳泽，右三和右四分别为吉尔和维讷尔特。

■ 1938年，吉尔与克劳泽在甘托克拍摄影像资料。吉尔戴了一定标记了党卫队SS标志的热带帽。

■ 西方人来到东方后最喜欢做的事情,舍费尔与吉尔和克劳泽在甘托克换上了锡金服饰，体会了一把Cosplay。

1938年6月21日，舍费尔科考队在离开欧洲大陆的2个月后，终于踏上了进入世界第三极的征途。他们首先穿过了提斯塔河（Teesta River）河谷地区，然后继续向北进发。途中。昆虫学家克劳泽用灯光陷阱捕捉昆虫；地质学家维讷尔特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群山间游荡，记录各种测量数据；吉尔采集了一些鸟类样本；贝格尔则通过给一些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换取他们同意进行人体测量工作。

■ 舍费尔探险队雇佣的搬运工。

■ 吉尔与两名探险队雇佣的脚夫行走在提斯塔河河谷的一座小桥上。

■ 舍费尔科考队与雇佣的马夫和搬运工一起围坐在篝火前。

1938年8月，一名居住在西藏境内的锡金贵族特林王公（Rajah Tering），来到了科考队的营地。给山民们测量身体上瘾的贝格尔竟然不顾对方的身份便想为这位王公大人“检查身体”，藏民搬运工见势不妙当即拦住了贝格尔，并要求等舍费尔打猎回来后再看情况继续工作。舍费尔后来见到了这位王公大人，并康概地送给了他一毛驴的西方舶来品。

1938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正式邀请舍费尔和他的探险队进入西藏，但禁止他们在西藏逗留期间从事任何杀生行为。在返回甘托克补给一番后，舍费尔获悉自己已经被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SS-Hauptsturmführer，上尉），科考队其余4人则被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SS-Obersturmführer，中尉）。

西藏之旅

在前往西藏高原途中，贝格尔制作了许多当地居民的面部模型，其中就包括他个人的搬运工——一名叫帕桑（Passang）的尼泊尔夏尔巴人。在第一次建模过程中，糊膏不慎流入了帕桑的一只鼻孔。这可吓坏了这位夏尔巴尔，他立即激动地撕下了糊在脸上的糕糊。为了避免这起事故引起其他考察对象的恐慌，舍费尔威胁看到整个事情经过的搬运工不要将事情传出去，否则他将解雇他们。然而，大多数藏民都很友好，对此表现出了十分轻松的态度，科考队拍摄的大量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许多藏民在接受面部和颅骨特征测量时都洋溢着笑容。

■ 贝格尔的夏尔巴人搬运工帕桑。

■ 对舍费尔科考队拍摄影像资料时表现出十分友好的藏民。

■ 以上两图为贝格尔在采集藏民的面部尺寸数据。

1939年1月19日，舍费尔科考队抵达西藏首府拉萨，从而成为第一批进入这座“禁城”的德国人。舍费尔对于西藏官员和贵族表现出了十分尊重的态度，他向这些西藏的达官贵人展示了纳粹旗帜，并解释称上面的符号在德国象征着尊重。舍费尔科考队获得了允许，延长在拉萨逗留的时间，并获许在拉萨拍摄影像资料。最终，科考队在拉萨逗留了2个月的时间，采集了大量与农业、文化和宗教相关的信息。

■ 西藏的一些达官贵人在拉萨招待舍费尔科考队。可以看到墙上挂着2面党卫队三角旗和1面万字符三角旗。

根据贝格尔的说法，科考队成员们在西藏期间十分受欢迎，当局甚至向他们提供了大量补给物资。舍费尔在拉萨还数次见到过西藏摄政——第五世热振活佛（1910-1947）。

■ 热振活佛为贝格尔赐福。

科考队在拉萨逗留期间，舍费尔通过邮件和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处的电台与德国本土进行了联系。他们被告知希姆莱一直非常热心地最终着科考队的行程，据称希姆莱曾亲自给舍费尔写过几封信并通过电台向科考队致以圣诞祝福。

■ 拉萨城内一幢墙壁上画着中国中央政府的青天百日图案的房子。联邦德国档案馆的该图解释却将其认为是一个幸运图案。

江孜与日喀则

1939年3月，舍费尔科考队离开拉萨，在一支西藏地方部队的护送下前往甘孜。在勘察了“雅砻颇章”（Jalung Phodrang）的古都废墟之后，舍费尔等人在4月抵达了班禅喇嘛的属地日喀则。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据称有数千人出城迎接了他们。

■ 左为科考队在雅砻河谷地区拍摄的雍布拉康宫殿。右图为雍布拉康宫殿今貌。

舍费尔曾称自己在日喀则见过亲德的班禅，但实际上第九世班禅早在1937年去世了，而第十世班禅贡布慈丹直到1941年才成为转世灵童，后在1949年才正式坐床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因此舍费尔称自己见过班禅简直是无稽之谈。

■ 一支藏军部队在日喀则举行阅兵活动。

1939年5月，舍费尔科考队回到江孜，与英国在当地的官员交涉返回印度以及运输科考装备和采集物的相关问题。

科考收获

舍费尔科考队采集了一切能否采集到的事物：数千件工艺品、大量动植物标本（含活体样本）。在带回的标本中包括三种藏獒、稀有的猫科动物、狼、獾、狐狸以及哺乳动物和鸟类毛皮。

■ 科考队正在为捕获的一只喜马拉雅塔尔羊称重。这种羊为中国土生的羊中发现最晚，也是最为少见的一种。

科考队采集的大量植物标本中包括数千粒各类大麦、小麦和燕麦种子。这些种子后来被储存在奥地利格拉茨附近的党卫队植物遗传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希望能够利用从西藏采集到的这些粮食种子能够克服东欧地区的气候，为日后纳粹德国在东方的“生存空间”生产高产粮食。

舍费尔还带回了一套108卷的藏文《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与论述译典《丹珠尔》相对）、一些“曼荼罗”（意为平等周遍十法界，轮圆具足。指佛教密宗按一定仪制建立的修法的坛场）样本和其他一些古籍，以及一些西藏与“雅利安人种”相关的报告，这些经书、古籍、报告和“圣物”后都交付给了党卫队的祖先遗产研究会。

地质学家维讷尔特在此次科考中采集了4组磁场数据。昆虫学家克劳泽研究了西藏胡峰。舍费尔记录了一些西藏风土人情，其中就有神秘的天葬。他们拍摄了大量西藏地方文化影响资料，例如数万名朝圣者涌入拉萨参加壮观的新年庆祝活动。人类学家贝格尔则测量了376人的人体数据，并制作了17个人的头部、连部、手和耳朵模型，并采集了另外350人的指纹和手印。为了开展工作，贝格尔将自己伪装成一名医生，从而赢得了西藏贵族的欢迎，并为许多藏民提供了药物。

■ 在布达拉宫内举行的盛大葬礼新年庆祝活动。

■ 神秘的天葬：一名藏人正在做天葬准备工作。

■ 天葬！

舍费尔记录了藏区大量宗教和文化风俗活动，涵盖了内容丰富的佛教节日以及藏人对婚姻、强奸、月经、新生命诞生、同性恋和手淫的态度。在他对同性恋的相关记录中，他称一些年长的喇嘛喜好年轻的男孩，并解释了同性恋在旧西藏政治高层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回 国

舍费尔科考队回到印度时，欧洲已经弥漫着即将爆发一场大战的阴云。此时，他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催促他尽快返回欧洲。1939年8月，舍费尔科考队离开拉萨。他们为希特勒带了礼物——1件喇嘛袍和1条藏獒，以及一份藏人的“圣经”——108卷《甘珠尔》。

■ 科考队拍摄的藏獒照片。

科考队随后一路向南来到加尔各答，在胡格利河（Hooghly）河口地区登上了1架英国不列颠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启程返回德国。这架飞机将首先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但途中曾因发动机故障而紧急降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抵达巴格达后，科考队换乘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Ju 52客机前往希腊首都雅典。几个小时后，舍费尔等人得知那架英国水上飞机坠毁在了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水域。抵达雅典后，他们又登上了德国政府专门为其准备的一架飞机，而这架飞机将带着他们回到阔别一年多的祖国。

据称，希姆莱曾在柏林的滕普夫机场亲自迎接了科考队，并向舍费尔颁发了党卫队“髑髅”戒指和荣誉匕首。

后 记

根据美军在1946年2月的一份审讯报告，舍费尔称他在回到德国后曾面见了希姆莱，指出希望在战争期间再次带领科考队前往西藏，以便将西藏拉拢至德国一边，并在西藏发动一场抵抗运动。最终，舍费尔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科考队回到德国后，维讷尔特、克劳泽和吉尔回归到了平民生活，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贝格尔则在帝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从1943年6月起负责为纳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挑选不同民族的囚犯，用于纳粹种族实验。舍费尔知道贝格尔从事的活动后，于6月24日曾写信给后者，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好吧，你为我们选择了蒙古人的方式，”以此暗讽贝格尔的野蛮行径。

1943年1月16日，舍费尔慕尼黑创立了自己的科考学会，并以曾于1907年考察过西藏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为名，将学会命名为“斯文·赫定内陆亚洲研究学会”（Sven Hedin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Research）。此外，科考队带回的影像资料被集结为科考纪录片《神秘西藏》，并在舍费尔的研究会揭幕当天举行了首映式，斯文·赫定先生亦受邀出席了研究院揭幕仪式和影片首映式。戈培尔的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曾评价这部纪录片“具有非常高的国家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

■ 《神秘西藏》海报。

在欧战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舍费尔直到1950年才得以出版自己的西藏科考录——《白色哈达的节日：穿越西藏前往神域圣城拉萨的探险之旅》（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

1998年，在舍费尔科考队开启西藏之旅的60年后，贝格尔出版了自己的科考日记——《1938/39年德国恩斯特·舍费尔西藏科考队拉萨记行》（Mi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fer 1938/39 nach Lhasa），但只印刷了50本。

■ 恩斯特·舍费尔于1945年7月在慕尼黑被美军逮捕，后作为证人出席了纽伦堡审判。1954年，舍费尔作为比利时国王的顾问，前往比属刚果地区开展探险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