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究竟归谁领导？抗联老战士为何会说是“王明同志”

作者：舒迟

东北抗联究竟归谁领导？

这个问题貌似不是问题，因为铁打的事实明明白白，是归红色旗帜的指引指挥。别的不说，大家都知道，改编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一共有11个军，一至七军的指挥员都是我方成员，军队中也按红军的模式在各个级别上设立了组织，比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当过不同级别的政委。但要追问一句：归哪一级组织，哪一个机构领导？具体是哪个人负责？恐怕很多人就说不清了。

让人诧异的是，我们现在去采访健在的抗联英雄，十有八九给你的答案是：“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到此，有很多人会想到，东北抗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要追问一下失联了之后归谁领导？失联的原因和失联前后的情况怎么样？这就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了。本文侧重从几个角度综合分析，捋清脉络，厘清真相，回答这些问题。一、王明在莫斯科，为什么会领导东北？

1921年，我党成立后，按照分工，由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工作。当年底，李大钊派罗章龙到东北（当时称满洲）考察，第二年春，李大钊听取了罗的汇报后，于1923年3月派陈为人、李震瀛等7人赴哈尔滨，当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地区最早的红色组织。之后，1924年成立了吉林支部，1925年成立了奉天（辽宁）支部，从此，红色的火种在东北逐步燃烧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决定筹建满洲省委，并派时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的陈为人，再次前往东北筹建省委。同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决定成立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选举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为临委委员，负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组织工作。

之后的满洲省委，作为东北地区统一的组织机关，在领导和组织民众进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同时，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为后来东北地区各级组织领导民众开展长达14年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可见，自1927年10月成立以来，满洲省委作为省一级的地方组织，隶属于总部领导。但由于各个时期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实际管理情况非常复杂。

先说“临时总部”。1932年底，以前一直在上海，在此期间，满洲省委和其他各省一样，由临时中央统一管理。1933年1月，临时中央被迫迁入苏区，留在上海只剩下一个上海局，机构很小，危险却非常大，但不得不承担起领导国统区斗争、与莫斯科及各地组织联络的职责。

满洲省委因属于非苏区的地方组织，顺理成章地归于上海局直接领导。但自从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不管是临时中央还是上海局与满洲省委的联系，都明显减少，对东北地区的指导也同样减少。这里既有新成立的上海局组织较弱和交通联系不便的因素，也有临时中央忙于苏区建设和军事斗争无暇分身的原因。

从1933年起，上海局面对白色恐怖的环境和巨大的工作量，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到一年时间，组织先后三次被破坏，因此，负责人盛忠亮请求建立满洲局，归总部直接领导。

然而，自从迁入苏区后，中央就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苏区的建设与应对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再也无暇顾及对满洲的领导。到1934年9月，即长征出发前夕，中央虽然同意了盛忠亮关于调整国统区工作的建议，但中央此时主要的精力仍在于军事工作，很难领导国统区的日常工作，最终决定“在满洲及河北要设代表，我们委托王明和康生从在莫斯科的同志中物色人选”。10月，上海局再次遭到大破坏，盛忠亮被捕后叛变，上海局组织陷入瘫痪，并失去与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及各地省委的联系。同月，中央随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也同样失去了与莫斯科代表团及各地省委的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王明和康生为首的莫斯科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便实现了对满洲省委的唯一领导，由此开启了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时期。而中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还和王明、博古、康生等人的经历和地位密切相关。

这三个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也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1930年底回国。在莫斯科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委员，王明一步登天，到达高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的目的。同年9月，王明任驻莫斯科代表，他亲手安排亲信博古（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由此，直到1935年春的遵义会议，一直在王明路线的把持之下。

如此说来，王明等人对东北组织及东北抗联的领导当然是有根有据、顺理成章的事。具体工作也是这样。早在1934年长征出发前，满洲省委就一直在王明等人的直接领导下。

1932年6月，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省委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1933年8月，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各支部的任务》的决议，会后，王明根据该决议起草了一个宣言，史称“一一七宣言”，后来又起草了“一二六指示信”，这两个文件均直接通过代表团在海参崴的联络处，发给了满洲省委，中央也予以认可，并在内部公布。

“一一七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二六指示信”则针对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开展，特别是东北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后，尽管撤销了博古的职务，结束了王明的路线，但王明依然是驻莫斯科代表，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红军此时又一直在长征及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对东北的领导也就依然是以王明为首的代表团，直到1937年底王明、康生等回国为止。令人扼腕的是，他们回国了，组织上与东北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二、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

东北抗联的历史显然要短于东北党组织的历史。广义的抗联，可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建立抗日武装算起，到1945年光复，是14年的历史；狭义上要从有抗联这个名号开始，那就是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至1942年2月赵尚志牺牲，抗联在国内的活动基本停止，总计6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东北的抗日武装从一开始就在组织的号召和领导下，我们回顾对抗联的领导，当然要按广义时间计算。

1、满洲省委与抗日武装建立和发展：12位书记，被捕者超过一半

从前文对东北的组织和领导中可以看到，九一八之后，东北组织的活动都在满洲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尽管其上级领导机构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但满洲省委这个组织一直存续到1936年，近十年时间，其间换了12位书记，他们分别是：陈为人（创始人）、王立功（因病未到任）、少奇同志、李子芬、林仲丹（即张浩，林育英）、孙杰、张应龙、罗登贤、李实（魏抱一）、李耀奎、马良（林电岩）、杨光华。

这个组织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少奇同志，他后来在运动中重要“罪证”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在这12位书记中，亲手创建东北抗日武装的是第八任书记罗登贤。1931年夏天，他作为总部的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震惊中外的大事变。他是广东人，参加组织了广州起义，来东北之前年任总工会党团书记。

当时的满洲省委机关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几个主要领导相继被捕并叛变，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总部随即决定由正在那里巡视的罗登贤担任满洲省书记。

罗登贤一上任，便把省委机关从奉天转移到日军势力暂时还比较薄弱的哈尔滨，他到任后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举措，就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在罗登贤的部署和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的干部，一批批地分赴各地斗争的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等，都被派了下去。

当时东北有组织成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组织成员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我方成员在其间工作。像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把李延禄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而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则被派到各地领导、组织、发展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建了十几个游击队。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罗登贤为抗战日夜操劳时，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东北的组织袭来。

1932年6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当时正值“充军运动”高峰期，罗登贤脱不开身，由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参会。何成湘反映，日本侵占东北后的形势与关内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在东北，应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上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发言竟被博古等指责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受到严厉批评。会议决定，撤销罗登贤的书记职务，调离东北。改组满洲省委，批判“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了前省委的工作。

可惜，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人，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罗登贤回上海后，被任命为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933年3月，他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毫无疑问，罗登贤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的奠基人，抗日武装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者。1935年，《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历史贡献。以罗登贤为代表的满洲省委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智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东北人民的杰出代表。1934年，组织还在苏区设置登贤县纪念他。

罗登贤之后的满洲省委，又换了四任领导人，其中前两个人李实（魏抱一）、李耀奎时间很短，都是过度性的领导。

魏抱一是在罗登贤离职前，被临时中央派往东北巡视工作的，罗被解职后被安排临时代理书记职务，只有半年的时间，但他做的两项主要工作内容恰好是相反的。他先是按博古、康生要求落实北方会议精神、纠正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错误”，几个月后又接到代表团的要求传达王明的1.26指示信，纠正北方会议的错误。另一个可记述的事是，他主持开除了红36军军长张甲洲和政委赵尚志的组织身份，导致抗战初期的红色组织和抗日武装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不久他被调回南方，一直在湖北地方工作，建国后不久又被康生打成了叛徒。

李耀奎是代表团为落实“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专门派来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但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捕入狱了。

马良（林电岩）1933年11月被任命为满洲省委书记。1934年10月，他被调往海参崴，后到莫斯科担任《救国时报》编辑，经常撰文宣传东北的抗日斗争，1937年，在苏联的整肃中，马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屈死于异国他乡。

杨光华是最后一任满洲省委书记，他的经历非常波折，甚至有些离奇。他原来在上海和江苏省委工作，是被上海局派遣到东北代理满洲省委书记的。而上海和江苏的党组织正是在1934年连续遭受大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遇害，盛忠亮叛变，杨光华所在的江苏省委均因此受到处分。

王明等在莫斯科接管满洲工作后，一开始即对杨光华有所怀疑，1935年春，由于局势越来越不利，代表团即将杨光华与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等调去苏联进行审查，并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杨光华考虑到这些文件十分珍贵，保留了部分重要文件，要转送莫斯科存档，但交通员在途中又将文件箱丢失，代表团便更加怀疑杨光华具有“内奸”嫌疑。在王明的怀疑之下，杨光华的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还为此受到严重警告和拘留审查，之后被苏联内务部便衣押送到一个纺织厂做学徒工。

1936年10月，杨光华在报上看到自己被说成是异己分子的文章，给代表团写信。不久，反被押解到莫斯科监狱，被判处5年徒刑，后发配“劳动改造”。直到1956年，杨光华经反复申请才回到祖国。组织对杨光华的问题做出结论：“杨光华同志于1937年在苏联受流放处分系误会，恢复组织关系。”

杨光华被怀疑和处理，不仅是他个人的灾难，也成了满洲省委被撤消的导火索。因为杨光华等在临行前，发出令各地党组织独立自主工作的通知，并令团省委书记一人留守，满洲省委已名存实亡。

此后，代表团即通过原满洲省委所属的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等名义，向东北各地组织转发指示。代表团还经过吉东特委转告各地组织说“满洲省委有奸细”，令各地党组织与满洲省委切断联系。

满洲省委在8年零3个月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中，不负重托，领导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间，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浴血奋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不仅为我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2.吉东特委的过渡：为什么会让吉东特委取代满洲省委的工作？

吉东特委是在东北的一个特殊组织，它既隶属于满洲省委，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后期又由于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对满洲省委的不信任，增加了它的特殊性。

吉东的位置，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东部地区，由于吉东地区地域广阔，山野连绵，与苏联和东北亚半岛接壤，同时距省委较远，省委在工作指导上很不便利，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1934年，代表团委派在海参崴太平洋国际工会负责满洲问题的杨松（化名吴平）回国，筹建吉东特别委员会，纠正原满洲省委所属吉东局及所属各级组织的做法，同时进一步落实“1.26”指示信精神。

吉东特委成立后，围绕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吉东地区的抗日高潮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是贯彻指示信，调整和加强地方组织；二是纠正错误，肯定成绩；三是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四是促进建立各军之间的联络。五是促进抗日联军的形成。

到1935年春，因杨光华等北满省委领导全部在莫斯科接受代表团的审查，满洲省委已处于停摆状态。代表团即以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的工作。6月3日，代表团发出了《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六三指示信或称王康信），提出要建立东北军事领导机关。1936年2月，代表团又以杨靖宇、王德泰等东北地区抗日指挥员名义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间，代表团还以总部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吉东特委接到两个宣言后，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武装，以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为核心，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其他地区也按代表团要求进行了统一改编，东北的抗日武装全部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总计11个军。这标志着抗日武装及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一分为四的硬伤和结局

1936年1月初，代表团决定以已经形成的几大游击区为基础，成立南满，北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但实际只组成了3个省委和哈尔滨1个特委，松江省委没有成立。据此，抗联各军也相应地进行了改编。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南满省委领导；第四、五、七、八、十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吉东省委领导；三、六、九、十一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北满省委领导。

然而，令东北党组织和军队大惑不解是，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初满洲省委即已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因组织关系紊乱造成极大的混乱和麻烦，给各地组织、部队之间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大小事例数不胜数。

同时，如此盲目地撤销了一个长期实行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有的地方对总部代表及吉东特委转发的指示信等都不敢确信，各地在对敌斗争和执行政策时遇到的许多问题和不同的认识都得不到及时解决，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乱与误解，甚至使一些同志无辜受到伤害，长期打笔墨官司，其中北满和吉东党的误会、分歧，引发长达四年之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争。所以，许多抗联人回顾失败的原因都会提到抗联内部不团结，主要就发生在满洲省委撤销后。

说到这里插一句，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所有的指示都是信，而不用电报呢？原因让人心痛，东北所有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一直没有电台，从1923年到1945年，从来就没有，所有的通信联络都要靠交通员的两条腿在白山黑水间，在冰天雪地里传递书信，不但时间长，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交通员的损耗量多到令人难以置信，交通员一旦被捕或牺牲，不仅信息石沉大海，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损失。效率更无从说起，如博古的北方会议决议发出半年后就被王明纠正了，但一些地区一年后还在执行。

王明、康生决定设立四个省委、一个特委，尽管有它的道理，但撤销满洲省委就无论怎样解释都是错误的。东北没了组织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机构，王、康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溃的危险。他们想由驻莫斯科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而这种领导原本就困难，更难以实现。最终结果是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实施，他们就一走了之了。致使分立后的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及军事指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核心，直到最终全部失败。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经新疆回国到了延安，以后再也没有与东北联系。于是，东北党和抗联与代表团的联系中断了，同时意味着与总部的联系也中断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指示、交代。令后人感动的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即杨光华去苏联接受审查前起草的《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他告诉各地组织，要“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自主的进行工作”。这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

如果从博、康的北方会议算起，到王、康回国，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和驻莫斯科代表团一共领导东北党组织及东北抗联近六年时间，他们的功绩和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后，联系虽然中断了，他们的影响还在，而且，中下层组织和官兵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与最高上级失去了联系。

因此，抗联老战士常说“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康生同志”，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听到的上级指示，都来自这两个人，他们知道这两个人是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从莫斯科传来的最高指示。当然也有人知道主席，更多的人只听说过朱、毛，还以为是一个人。

三、失联后，组织上与东北抗联的艰难寻找

南昌起义后，我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也有了自己的武装，但那时起，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关内和关外一直是二元的，是相互隔绝的。为了打破这种隔绝，组织上和东北抗联都在进行着艰苦的努力。

距离关内相对较近的南满部队，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第一军，早在1936年6月和11月就发起了两次西征，主要目的就是要打通与关内的联系，但都由于受到日伪军强大势力的围追堵截而以失败告终，而且损失极其惨重，全面抗战暴发后三军、五军等也发起过西征，也都无功而返。

为恢复组织联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多次对援助东北抗联做出部署。1935年至1938年，曾力图派遣关内主力部队的一部分挺进东北，但终因自身势单力薄没有成行。1938年后，延安又多次派遣联络员到东北寻找和联系东北抗联。从时间上看，这时，王明、康生已经到陕北，可以推断，之前他们派出的干部和联络人肯定是全部失联了。

1938年11月延安召开的大会上，发出了给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颂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但是，没查到资料载明这个致敬电是怎么发的，发给谁的，或许是在新华日报等媒体上公开发的，但在抗联的回忆中并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致敬电，抗联没有电台，更不可能直接收到。

1939年1月，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原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的任务是“设法找到东北抗日联军，了解它的活动状况”。不久，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曾多次派人到东北与抗联联系。反观抗联的回忆，确有人报告，说有人以关内组织的名义联系，但没有人敢接触，因为这时东北的形势已经十分残酷，到处是叛徒、奸细、特务，很多部队都因此吃亏，甚至完全被消灭了。我们只能说，这种联络实在是太艰难了，即使是李延禄亲自去，也很难有人会相信他。

1940年夏，延安派出一个七八十人的东北干部队，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率领。据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回忆，队伍里还有很多是原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他们先开赴晋察冀根据地，准备待机向东北挺进。

到达晋察冀后，聂荣臻司令员认为，现在去东北条件不成熟，东干队进去很难站住脚，不如留在晋察冀工作，等时机成熟再进东北。不久，延安来电报，指示他们在冀中就地分配，这些人大都去了冀中吕正操的部队，吕司令原来是东北军将领。

1941年8月，延安指定陈云等负责再次选拔干部派往东北，仍然没有成行。10月，延安在尚不确认杨靖宇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推举杨靖宇担任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名誉主席团委员，当时和杨靖宇同时被提名并担任这一职务的，只有毛、朱。其时，杨靖宇已经捐躯一年多了。

很难预测，两次派出的东干队如果成行进入东北会怎样？但从抗联的角度分析，不仅不容乐观，结局无异于抗联。如果在1939年前联系上还好，那时的东北抗联主力尚存，如有正确的指导和支持，或有大的改变，甚至改写东北抗战的历史。而在1940后，就近乎完全不可能了。随着杨靖宇的牺牲，抗联各军相继被击溃，抗日武装已经所剩无几，在那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下想东山再起就近乎神话了。

直到1945年林彪率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已经退入苏联得以保存的抗联只有600多人，参加苏军解放东北后才与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当年10月，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听取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汇报时，把东北抗联的14年艰苦斗争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一并列为“我党历史上三段最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