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营与死亡试验

死亡营

死亡营是纳粹德国建立的，地点固定，批量处死的大型屠犹“工厂”。除奥斯威辛外，其他死亡营的情况如下：

波兰海乌诺姆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一任指挥官是党卫队突击队长赫伯格·朗格，首先是为了杀害波兹南和罗兹省的犹太居民。屠杀成员为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名党卫队骷髅队员和波兹南的十至十五名盖世太保干部。

卢布林的贝乌热茨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成员为三十名党卫队员和二百名哨兵，长官先后为“无痛苦致死术”专家维尔特，党卫队突击队长戈特利布·赫林。死亡营南边长二百六十五米，其他边长二百七十五米。首先接收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然后是整个波兰、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苏联、挪威、罗马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它有六个毒气室，每个容纳七百五十人，每天可毒杀一万五千人。从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共杀害六十万犹太人。

卢布林的索比堡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二年三月，成员为三十名德国和一百名乌克兰的党卫队员组成，长官是党卫队突击队队长斯坦格尔，总面积为十一公顷，是一个六百米×四百米的矩形。它有五个毒气室，分成Ａ、Ｂ、Ｃ三个车间，活人从Ａ车间进去，死尸从Ｃ车间出来，如同一个肉类加工厂的屠宰流水线。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共杀害卢布林地区、荷兰、法国、比利时、白俄罗斯等地押运来的二十五万余名犹太人。

卢布林的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距华沙一百五十公里，长官先后为党卫队头目绍尔、突击队队长托马拉和弗兰茨·斯坦格尔。它有十三座毒气室，每间毒气室容纳二百人，日“处理”能力为二万五千人。主要“处理”华沙、波兰其他隔离区、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葡萄牙、捷克及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九四三年春天以后，尸体被扒出来烧掉，在砖砌的台基上，用铁轨摆成炉条〔焚炉尺寸为五十×五十×五十米〕，在上面一次可烧掉二千～三千具尸体。共有七十五万犹太人被杀害。

卢布林的马伊达内克死亡营，该营主要“处理”斯洛伐克、比利时、希腊、荷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犹太人。共杀害了二十万犹太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该营使用包括集体枪杀在内的各种方法一天疯狂杀死一万七千人。

这些死亡营最初采用的是机动汽车毒气室，是借助特别活动的管子将马达废气管通入密封锁死的车厢里进行大批屠杀的专用设备，一般每次可毒死六十多人，时间为十五分钟。

奥斯威辛死亡营是最大的灭绝营。死亡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在自传中称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接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最大的谋杀中心的命令的。在这之前，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由希姆莱于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亲自下令设立的，地点在波兰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奥斯威西姆镇附近，波兰语的原地名在德语中读作“奥斯威辛”〔Auschwitz〕， 它原为波军的一座旧兵营。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希姆莱视察该集中营后，命令鲁道夫·霍斯将其扩建为一个同时具有关押、劳役和灭绝三种功能的超级集中营。扩建后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总面积达十五点五平方公里。原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改称Ⅰ号营，到该营解放时有注册编号记录的囚犯逾四十万五千人，其中女性囚犯约十三万二千人；在比肯瑙村的比肯瑙分营即死亡营，称为奥斯威辛Ⅱ号营，所以，世人也称奥斯威辛死亡营为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它还先后扩大为Ｂ１营、Ｂ２营等等；奴隶工厂区称为Ⅲ号营。

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建有四座巨型毒气室，同时操作一次可杀一万二千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烧八千具尸体。四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三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开始焚烧被毒气害死的尸体。

二号火葬场和三号火葬场各有五台焚尸炉，每台焚尸炉附设有三间小室和一间毒气室。这些毒气室可容纳二千～三千人。四号火葬场和五号火葬场各有一台焚尸炉，每个炉子附设有八间小室和四间毒气室，它们的容积各有不同，总容量为三千人。

奥斯威辛的毒气室使用“齐克隆－Ｂ”毒剂杀人，速度最快，“功效”最大。希姆莱曾视察不同的死亡营后认为，所有使用的屠杀技术都太慢，霍斯的手下卡尔弗里奇想到了“齐克隆－Ｂ”，它是一种蓝色晶体状的氢氰酸杀虫剂，见空气就挥发为剧毒气体，操作方便，生效时间短，生产成本低。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进行了第一次“齐克隆－Ｂ”的杀人试验，试验地点是青壮年营二号房舍的地下室，试验对象为六百名男性苏联战俘和二百五十名从集中营医院筛选出来的男性犯人，试验的结果令霍斯等人非常满意，上报要求大力推广。在各灭绝营都使用“齐克隆－Ｂ”杀人后，这种杀虫剂的每月用量达三吨左右，由汉堡的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充分供应。

当艾希曼的“死亡列车”到达奥斯威辛站台时，先由专业医生将人们分成可以劳动或进毒气室两类，这些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的医生必要时还掰开年长者的嘴巴看看他们的牙齿，以断定他们能不能干活。所有人的行李被要求留在站台上。

不能干活的犹太人被送到比肯瑙。刽子们知道，屠杀的效率取决于受害人走上刑场的秩序，所以骗局最好保持到最后一秒钟。广播里温和地劝告犹太人应先洗个澡，“浴室”门前的地面上铺着青草皮，栽着令人高兴的时令鲜花，没进屋就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走进“浴室”时还可听到动听的音乐，一支小乐队在“浴室”前厅为“欢迎”新来者而演奏一些轻松的乐曲，乐队队员一律穿着白衫和海军蓝的裙子，俨然文雅、漂亮的一群年轻姑娘。

看守们告诉犹太人在“淋浴”前每人能分到一个衣橱，看守们还“友善地”提醒人们记住自己衣橱的号码，免得出来时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随后犹太人被带到“浴室”的过厅里，那里不仅有衣橱，还能领到毛巾。墙上用各种语言写着欢迎人们来奥斯威辛营工作的标语，甚至写着洗浴时间的规定等等。人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涌进“浴室”。

但是“浴室”内变得越来越拥挤，以至前胸贴着后背，人们感到有点蹊巧，还没明白过来，沉重的大铁门已经关闭，还听得见看守们在门外加上了锁和密封条。

地面上的看守开始走向草坪中的小“白蘑菇”，这些隐蔽在草丛中的白蘑菇雕塑是毒气室的通气孔，只见看守们向气孔中投放“齐克隆Ｂ”。

人们正仰头望着喷头。突然，所有的灯全熄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叫。跟着，离喷头最近的人摇晃着倒下了，人们知道不妙，争相涌向大门口。受尽惊吓的犹太人意识到厄运降临，人群中发出阵阵惨叫。紧接着，所有的喉咙好像都被一只手卡住了……十五分钟后灯亮了，屠杀者通过窥视孔察看里面的动静，若有人还在挣扎，就熄灯再等十余分钟。打开灯，只见纹丝不动的一堆白肉。看守们打开抽气机抽走毒气，然后就是干杂役、可以多活几个星期的“特别队员”打开大门处理尸体。

门打开了，人间最惨不忍睹的景象出现在面前：刚才进去的人像突然被什么抽去了全部生气，尸体木头般一个紧贴着一个站立着，所有的尸体面目极其狰狞可怕，混身青紫、伤痕累累。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坨。堆成金字塔形，这是由于人群都想挤上唯一的通风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形成的。

杂役们戴着防毒面具，先用水龙头冲去尸体上的血迹和地上的粪便，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将其分开。实在分不开的就用斧头砍断尸体的手指。然后用钳子拔下尸体上的金牙，搜出珠宝，剪下头发，把处理完的尸体十具一排摆在地上等看守过目。最后杂役们再用提升机将尸体弄到焚尸炉里火化，火化后没有烧化的骨殖质则用磨碎机弄细后抛撒掉。

为了跟上毒气室的杀人速度，焚尸炉采用最新发明的三层式的巨型焚尸炉。到后来这种焚尸炉也不够用，而且炉子经常烧坏，于是一个毒气室往往配上了好几个焚尸炉。德国的焚烧设备商人争相以最上等的材料和最新的技术向各灭绝营提供最先进的焚尸炉。

杂役们将站台和衣橱里的东西全部装车拉走，拉进一个巨大的“车间”。车间里有两三条几十米长的“流水线”，由几溜长桌组成，旁边坐着上百名“熟练的”犯人，像是在分拣邮件。第一个犯人用撬杠开箱子，箱子打开后，顺着长桌推给第二个犯人，他负责拣衣服，将衣服按种类、尺寸和新旧整齐地码放在身后的货架上。第三人专门拣鞋子，然后是专拣眼镜、专拣领带、用放大镜和天平专门鉴定珠宝首饰成色等等。乌克兰看守在车间里来回巡视，他们有权当场枪决试图私藏东西的人。整个车间没有人说话，人们低着头两手飞快地挑拣着。

从犹太死难者那里得到的各种物品被列为国家战略物资。一九四三年奥斯威辛营里建起炼金车间，将金首饰、金牙熔化成金锭，一天的最高产量达到二十二磅。救护车将金锭运往柏林，救护车上涂着红十字标志，可以避免盟军飞机的轰炸。

成箱的金表、项链、戒指和胸针等，被送到当铺当掉，转换成党卫队的经费。最后，这类赃物已多到当铺拒绝接收的程度，希姆莱便以“马克斯·黑利格”的名字将它们存入德国中央银行里，塞满三个大保险库。

余下的衣物被储存在奥斯威辛营一个专门的巨型仓库，代号叫“加拿大区”。其中的手表和钢笔等，用来奖励党卫队的骨干分子和伤员。衣服则用来赈济灾民。

甚至尸体本身也不会被放过。第三帝国海军专门购买用人发织成的水手袜子，据称这种袜子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脚的温暖与干燥，受到普遍欢迎。德国的化工康采恩法本公司的分工厂用人发作制造氨基酸的原料，还用人发做成滤酸垫。面对人发的大量需求，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党卫队总部下令，每上交一公斤人发将奖励营长官半马克。

但泽市〔今波兰的格坦斯克〕一家德国人的日用品化工厂用人油制造肥皂，生产过程是，十二磅人体脂肪，加入十夸脱水，再加入一磅苛性钠，煮上几个小时，冷却成形即可。

骨灰也有用处，一般卖给农民去肥田。

纳粹大小头目个人只对价值昂贵的钻石“感兴趣”，成色最好的大粒钻石常常被他们收入腰包。灭绝营看守也能捞到大量油水，他们往往接受高额贿赂，仅一勺有几块土豆的稠汤就为他们换到犯人的价值五美元的金耳坠。

纳粹根本就不把犹太人当人看，完全赋予看守们生杀大权，使得每个灭绝营都出现一些疯狂杀虐的虐待狂。

奥斯威辛营的犯人杂役马克斯·卡纳斯奉命到一个犯人棚舍的后院去收尸。他走进那个院子，血水齐脚踝深，大约七十具尸体躺在地上。被残害者都是千里挑一的绝色美人，即使死后的卧姿也使人怦然心动。她们雪白的肌体被利刃割得残痕累累，乳房全部被割掉，靠近大腿根处的皮肉也被割下。

奥斯威辛的女看守伊尔玛·格列泽干的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她不想看见灭绝营中有比自己漂亮的犹太姑娘，一见到美丽的囚犯就想方设法地要杀死她们。

另外，她接到了大批要用美女乳房和大腿根的嫩皮作灯罩的“定货”，据称这种灯罩的光线可以柔和到极限。格列泽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甚至发明了一种药水，注射到处死前的青年男女身上，可使他(她)们死后皮肤仍保持生前的柔软度和色泽。格列泽自己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皮灯罩，她特别嗜取刺有姓名、花朵或其他图案的纹身人皮，这种有纹身的人皮灯罩就更为“稀奇”。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奥斯威辛、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先后发生了犹太囚犯的惨烈的大暴动。其中，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发生由犹太杂役策化的暴动、逃亡，千余人惨死，几十人逃走得生。索比堡灭绝营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发生犹太杂役的暴动、逃亡，几百人丧生，几十人冲入森林幸存。

奥斯威辛灭绝营的大暴动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四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刚刚被消灭完后。

当时营内流传着一旦苏军逼近德国人就要杀死所有囚犯的说法。烧尸的二号炉、三号炉和四号炉杂役特别队都制定了暴动计划。

十月七日一早，四号焚尸炉的特别队长接到通知，叫他下午带人去烧三百具尸体。高度紧张的暴动者认为这是骗杀他们的阴谋，竟生硬地拒绝了命令。党卫队员恼怒地命令他们集合，无法再保持镇静的人们大吼一声扑上去，掏出暗藏的铁锤和斧头杀死一些军士。但全副武装的德军很快赶来，隔着铁丝网一一射杀暴动者。人们退入棚舍，走投无路的人们点燃草垫子引燃了整个棚舍，大火蔓延到焚尸炉，先烧燃焚尸炉的木顶子，随即整个炉子烧了起来。

二号炉的特别队看到焚尸炉起火，以为是整个暴动的信号，他们扑向正好赶来的看守，将领头的一个德国看守塞进了熊熊燃烧的炉膛。人们抄起各种家伙结果了三名党卫军看守，剪断电网向营外奔去。然而德国人很快乘着卡车带着警犬追了上来，逃亡者相继被就地处决。一部分逃亡者躲进一个谷仓，德国人点燃了谷仓，在外面等着射杀那些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人。冲出电网的暴动者被枪杀了二百五十名，只有十二人逃脱。看守们还在营内枪杀了二百名暴动者。第二天十二名逃脱者全部被抓住，德国人枪毙了他们并把尸体拉回营区示众。

三号炉的杂役们看见党卫队部队包围了自己的营房，赶紧将准备暴动用的炸药倒进厕所。党卫队没有搜到什么，看守们接着把他们赶到二号炉去烧尸。他们烧了六百具刚刚被杀害的暴动者的尸体。

暴动前从制造弹药的“联合工厂”冒死拿出炸药的三位犹太姑娘埃拉·戈恩特、图兹卡和金娜〔后两位姑娘只留下了姓〕，以及炸药的转交者，奥斯威辛地下组织成员犹太姑娘罗莎·罗葆塔四人被党卫队查获，罗莎和三个姑娘被带到奥斯威辛营的政治处，德国人要她们供出奥斯威辛营地下组织〔奥斯威辛营有十二个国家的囚犯，奥斯威辛营的地下组织领导核心由这些国家的政治犯组成〕。她们始终没有开口，罗莎还带话给自己人说死也不会招供。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四个姑娘一齐被吊死在营地中央的广场上，所有囚犯被勒令观看，人们看到她们临死前毫无惧色。

由于苏军胜利推进，希姆莱下令从一九四四年夏季起将奥斯威辛营的工厂设备和囚犯分批向内陆其他集中营转移，希姆莱还想让奴隶工厂继续生产。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起，奥斯威辛营的设备和犯人开始向上西里西亚的格罗斯—马森集中营转移。当时的奥斯威辛营还有十二个国家的十一万名囚犯，其中包括一名从达豪集中营转移来的中国人。

十月十八日，希姆莱下死命令立即撤离奥斯威辛营。十二月二十五日后，由于所有车皮被前线溃退部队占用，德国人强迫囚犯徒步转移。

由于寒冷、饥饿、疲惫和看守们不时的枪杀，这场行军演成一场可怕的虐杀。每一百米左右就有一具遇害者的尸体，组成一个延续几百公里的路标，指向吉凶未卜的目的地。

到达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后，营房已难以再挤下新来的人。拥挤的营房开始流行斑疹伤寒和猩红热，疫情越来越猛烈，每天尸体一车车地拉出去。从转移行动开始到基本结束时，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有二十五万人死于疫病、饥饿等，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苏军到达奥斯威辛营之前，西里西亚的纳粹头目恩斯特·舒莫斯一直忙着往柏林抢运“加拿大区”的死者衣物和销毁罪证。鉴于卢布林地区的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的记录未及时销毁而被苏军得到，堆成小山的奥斯威辛营的杀人记录、文件被全部烧毁。舒莫斯根据希姆莱的密令开始处决可能成为人证的人员，除了多年干杂役的特别队员外，还包括长期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的文职人员。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纳粹拆毁了二、三、四号焚尸炉，二十六日炸毁了五号炉。

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当一个波兰红十字会的代表来到奥斯威辛灭绝营时，只看见几千名仅有眼珠会转的幸存者。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第一次用毒气〔“齐克隆Ｂ”〕试验杀人，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为止，由于杀人记录几乎全部被销毁，据各方面资料推算，奥斯威辛死亡营总共杀害了二百～四百万人，其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是犹太人。〔另外，供参考，据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较为保守的推测，奥斯威辛死亡营因疾病被处决，被毒气室大批谋杀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其中三十万人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花名册上作为囚犯登记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集中营绝育试验和其他“医学”试验

阻止犹太民族的人口增长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德国政府、人类学家和医生们经过艰难的调查和追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犹太妇女与法国雇佣军队中的黑人士兵发生性关系后出生的四百名混血妇女秘密地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强制性绝育和强制性堕胎成了制服德国本土和占领区的“劣等民族”的工具。使用强制和残暴手段的绝育手术使受害者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妇女在绝育手术后死亡，约百分之九十的男性死亡，到一九三九年战争开始前至少有五千名妇女和六百名男人死于绝育手术。战争开始后，集中营内从事强迫劳动的犹太妇女被强迫中止妊娠；对被吞并的波兰的犹太妇女实施强制性绝育。

纳粹党卫队旅长加·克劳贝格一九四○年在柯尼希斯贝格妇产科医院和专家们试验出一种称为“克劳贝格方法”的绝育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一种刺激液注射入子宫腔，引起子宫腔发炎和输卵管堵塞而导致不孕症。克劳贝格将此方法报告了希姆莱。希姆莱指定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克劳贝格绝育研究的试验中心。

一九四二年秋，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建起三十多间专门用Ｘ射线做绝育试验的实验室。纳粹党卫队突击队旗队长霍斯特·舒曼博士用Ｘ射线在犹太男女囚犯身上进行“舒曼绝育方法”试验，利用Ｘ射线在妇女的卵巢或男人的睾丸上集中照射，而导致其丧失卵子或精子的再生能力。为取得最佳效果，在Ｘ射线照射过程中，Ｘ射线的照射时间和照射强度不断变化，使试验的受害者几乎都死于丧失体力、虚脱和烧伤。假如被试验者在试验之后其劳动能力减退，则通过注射酚醛树脂或用毒气将他们杀死。只有极少数的被试验者活了下来。

一九四二年晚秋，奥斯威辛青壮年营的十号楼改建成了“实验楼”。从此，十号楼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那里面配备了各种医用器具，设有一间小放射室和几间手术室，摆着几张妇产用床和其他仪器，俨然一个妇产科诊所。第一层有几间化验室和配有床的病房。第二层是一间打通了墙壁的大厅，里面有为试验对象摆放的几张三层床。舒曼博士在这里做Ｘ射线绝育试验，为了确定Ｘ射线的照射效果，经过Ｘ射线照射过的器官将在这里手术切除后拿去化验。受害者中有十五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是艾希曼的死亡列车从希腊萨洛尼基押运来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克劳贝格教授和党卫队救护军官宾宁以及医生约翰·格贝尔在“十号楼实验室”又开始了一种恢复绝育妇女生育能力的新试验。试验期间，当希姆莱曾询问：“用一千名做了绝育手术的犹太妇女进行试验，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

克劳贝格报告如下：

“从我进行的试验情况看，如像目前这样的进展，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们不能生孩子——这一时刻到来的时间不会很久了。我可以说，把一位技术相当熟练的医生安排到适合他的工作位置上，再配上十名助手，每天最快只能做几百例手术。”

根据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给上级报告中提到的该集中营曾参加绝育试验的囚犯人员的统计材料显示，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性囚犯被分为“供绝育试验用囚犯”和“绝育囚犯护理员”。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一百一十二名从比利时马里内斯囚营来的妇女，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一百二十八名从萨洛尼基犹太人隔离区来的犹太妇女，一九四三年六月至四四年一月期间，四百三十三名来自法国德郎西囚营、荷兰韦斯特布克囚营的妇女，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后，作为“绝育试验用囚犯”被送进了“十号楼实验室”。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十月底，共有七百一十二名犹太妇女作为“绝育试验用囚犯”，有一百零二名妇女作为“绝育囚犯护理员”被送进“十号楼实验室”。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重大文件备忘录的最后一份记录称：“现在只有三百八十七名供绝育试验用囚犯和六十七名绝育囚犯护理员。其中三百二十五名女试验者和三十五名女护理员已经死亡。”波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柴科·皮珀尔科，据当时的女囚犯称，供绝育试验用囚犯中的一些人死去或被折磨死后，他们的尸体也被解剖了；一名叫阿尔特·雅库乌斯基的当焚尸杂役的囚犯在法庭的证词中称：“每个星期都从‘十号实验室’拉出数具已解剖的女尸送往焚尸炉。”纳粹党卫队突出队小队长佩利·布阿德在回忆录中称：“纳粹党卫队的医生们没有一个意识到，他们在‘十号楼实验室’进行的试验是一种野兽般的犯罪。他们试验的对象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没有生存权力的犹太人。”

强制绝育和绝育试验也在其他集中营进行。一九四四年中期，舒曼博士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在儿童身上进行绝育试验。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克劳贝格和他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继续在女囚犯身上进行他的试验。在许多集中营进行的强制绝育和绝育试验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垮台。

集中营里还进行了人类学测量、压力试验、高空缺氧试验、药物试验和生存能力试验。曾是农学士、养过几年鸡、对品种改良很有兴趣的希姆莱亲自创办了“德国遗传研究基金会”，集中营进行“医学试验”的医生都是基金会成员，不少人是教授、博士。他们很坦然地作各种残酷的活人试验，活像一群白衣死神。这种纳粹式的医学试验使大批犯人惨死。

一九四一年五月，空军军医西格蒙·拉希尔博士写信给希姆莱，要求用“职业罪犯”进行高空缺氧试验，以找到救护从高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的方法。希姆莱同意了这一要求。拉希尔将犹太“罪犯”固定在一个压力舱里，然后减低气压，让他们长时间处于模仿一万四千米高空的低压状态。接着他命令犯人取下氧气面罩。惨剧立即发生，试验对象疯摆着头、翻着白眼，两手乱抓自己胸部，最后痉挛而死。有八十多名犹太人死于这种试验。

拉希尔还进行冷冻试验。两名苏联军官脱光衣服后被投入零下二十五度的冰水中。三个钟头过去了，二个苏联人还可以说话相互鼓励。五个钟头过去了，其中一位苏联军官请求看守开枪打死自己，拉希尔拒绝了，观察他们一直到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