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女子的上海恋情

本文作者：佳佶 ，读库

1935年3月，三十岁的美国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nh）登上了从纽约开往上海的客轮。

在她的计划里，这次上海之行只是一次短途旅行，为的是要摆脱一段刚刚失恋的痛苦。这时的艾米丽已经出了四本书，是《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虽然这些书反响都不大，但对她来说，成名不是最重要的事，此时的她更想要游历世界，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

艾米丽·哈恩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一个恪守传统的德国移民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她生性爱好自由，性格洒脱不羁、特立独行，最害怕的就是陷入常规生活的航道，随波逐流。就在去上海前不久，她还有过一次二十个月的非洲冒险经历。因此，去哪里没什么要紧，她就是那种“不想回家的女孩”。

年轻时的艾米丽·哈恩和她的宠物猿。

踏上这片神秘的国土，艾米丽就被这里陌生而浓郁的东方色彩所吸引。到上海后不久，喜爱社交、热衷参加各种派对的她很快结识了当时风头最健的大班太太——弗里茨夫人（Mrs. Chester Fritz）。此人是上海滩各种沙龙派对的组织者和领袖，就在一次她组织的一次“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晚宴上，艾米丽认识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中国诗坛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邵洵美。

青年邵洵美。

艾米丽·哈恩在她后来的多部作品中，以小说的笔法提到两人的第一次邂逅。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的脚步》（Step of the Sun）中写道：

其中一人突地转过身来，动作有点神经质，他没来得及抓住她的目光，她已及时避开，惊鸿一瞥间，她怔住了：这张面孔是如此俊美。

他的头发柔滑如此，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笑而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

艾米丽·哈恩没有料到，这一次偶然相遇，使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她放弃离开上海、重返非洲的想法，在中国住了下来。而在中国经历的点点滴滴，都和这个男人产生了关系。如她在《我的中国》（China to Me）写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我的中国朋友洵美有关。我已经在很多篇文章中写到他，描述过他的形象——洵美是写不尽的，他无所不在。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他，早也好晚也好，大多是晚上。

海上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生于1906年，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最高地方官。邵友濂的长子邵颐的原配李氏，是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1901年邵友濂过世后，由于后世继承人管理不当、挥霍无度等原因，到邵洵美作为长房嗣子继承时，已经家道中落，元气大伤。

邵洵美自小天资聪颖，才华过人。小时家里请国文教师教授国文，中学又上的是教会学校，因此中英双语都很出色，少年时便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写散文，也爱写新诗，经常翻译外国诗歌。十七岁从南阳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就被家里安排到英国留学。出发前，他与母亲盛夫人的侄女盛佩玉订了婚。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笃厚。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邵洵美还将原名“云龙”改为“洵美”，取自《诗经·郑风·有女同车》里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之句。

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

1926年，学成归国的邵洵美与盛佩玉举行了婚礼。一帮至亲好友，也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群文人墨客：刘海粟、徐志摩、章克标、张光宇、张正宇等等都参加了婚礼。婚后，邵洵美把全副精力都放到写诗、译诗、写文章、出版诗集上。到1935年，邵洵美已经创办有《时代画报》《论语》《时代漫画》《人言》《万象》等名扬海内外的刊物。1928年，邵洵美的长子邵潮出生。

邵洵美和盛佩玉订婚照。

在晚宴上相识之后，艾米丽被邵洵美的容貌气质所打动，更钦佩、仰慕他的才华。两人开始频繁来往，邵洵美还给艾米丽取了“项美丽”这个巧妙的中国名字。作家王璞在她的《项美丽在上海》中说：

项美丽不是在每本有关邵洵美的书里都描绘他的外表，但每本都写到他的性格和才气。写到他那孩子式的好奇心，近乎可笑的天真，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和与人为善的温和。他永远能给项美丽带来惊奇。

关于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关系，有人说两人是情人，关系不仅对外公开，还得到邵洵美之妻盛佩玉的默许。不论实际情况如何，邵洵美和项美丽彼此欣赏，相互理解确是事实。通过邵洵美，项美丽了解了很多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们一起做翻译，写文章，编杂志，两人合作出版的刊物《声色》画报、《自由谭》、《公正评论》等，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项美丽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邵洵美为中心的交际面，为项美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利用这些所见所闻，项美丽每月写成一两篇通讯或特稿寄给《纽约客》杂志。在国门紧闭的年代，这些定期发表的文章为海外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纽约时报》书评版曾有文章评论道：

不像其他那些坐在黄包车里到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已经了解了中国的作家，艾米丽·哈恩从一般现象里鞭辟入里，她只写亲身体验到的东西，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善意观察人与事，所以，她的笔端常含深情。

1942年，收录项美丽1935-1939年在上海生活见闻的小说集《潘先生》（Mr. Pan）由纽约Doubleday，Doran and Company出版，供收录二十八篇短篇小说，主人公潘海文的名字，正是邵洵美在英文杂志发表文章的笔名Heaven Pan的音译。这些纪实小说，正是围绕着邵洵美的家庭、日常生活和文人朋友圈所展开。

左为：项美丽1936年4月4日发表于美国《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的专栏文章《黎塞留先生在上海》书影，后收入《潘先生》右为《潘先生》原版封面。

可爱的“潘先生”

在《潘先生》中，项美丽从一个外国女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大家族中的父母、兄弟、夫妻、主仆关系，对中国的文人和文化圈，对当时社会的动荡局势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饶有趣味的表达。

主人公潘海文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的判断、理解和表达，具有出版理想、实践和民族气节的文化人。潘先生的父亲，在书中被形象地比喻为“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一个老式的纨绔子弟，“他使唤司机，好像自己是汽车的主人。在中国，一个孝子的所有财产，理所当然也属于他的父亲。”潘先生的妻子佩玉，是一名大家闺秀，温婉善良，但在项美丽眼中似乎是一个被家庭羁绊的略显无知的家庭妇女。此外，还描写了潘先生的表妹（正处于婚嫁年龄，受过西式教育，代表了当时上海的“摩登女性”），潘先生的弟弟（做了汉奸，结局悲惨），还有潘先生的文人朋友圈等等。

项美丽文笔清新，妙笔生花，延续了她在《纽约客》专栏上一贯优雅风趣、轻松自然的写作风格，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经她寥寥几笔，便生动地跃然纸上。比如，她写潘先生的妻子佩玉：

佩玉个子矮小，很漂亮，她似乎对自己的漂亮一无所知。她认为自己是个端庄传统的主妇，因为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不过如果让我猜她的年龄，我看至多只有二十岁。

在《岳母趣事》写潘先生口里佩玉的母亲、他的岳母：

你看，我岳母很漂亮，她是个苏州歌女。所有歌女都自称来自苏州，因为那里出产最美丽的女人。我岳母是个地道的苏州女子，如你所知，她是我岳父的第十个太太。他很喜欢她，他也喜欢很多别的女人——他死在一个歌楼上，而非家里……

盛佩玉的母亲。

她能够敏锐地把握人物之间微妙关系并以一针见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翡翠与绅士》一文中，“我”丢了翡翠戒指和一些现金，怀疑是佣人青莲拿去了。“我”请海文和青莲谈话，希望青莲能主动交代自己的偷窃行为。她这样描写他们之间的对话场景：

我盯着他们的脸，能猜出谈话的每一个阶段——先是寒暄战争，轮到海文讲话，他话锋一转，谈到翡翠戒指。青莲对失窃义正词严地否认，接着两个人都陷入沉思。我听得出，他们始终都客客气气，还议论了我好一会儿。

邵洵美在佣人面前绅士又软弱的行为，让项美丽既抱怨又欣赏。一个是出生豪门的中国男人，一个是来自美国的犹太平民，两人都能以一片善心平等地待人。性格方面的重叠，或许也是他们能够彼此欣赏的重要原因。

从多处情节上的交代和细节可以看出，项美丽和邵洵美的亲密关系。“我”先后位于江西路和霞飞路的寓所，是潘先生众多兄弟，各界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同样，“我”也与潘海文的家人、亲友和谐相处，更不时介入他们的家庭事务，其中不乏清点家中玉石、字画、首饰这样的私密事件，《古董癖》中有这样的摹写：

夜复一夜，清理完晚饭餐桌，我们三人就围坐在潘家的方桌旁，佩玉、海文和我，计算、估价，忙上几个小时。我参与其中，缘于海文离奇的想法，他觉得我在生意上的建议有价值。”

“八·一三事件”后，潘海文（邵洵美）匆匆搬离位于杨树浦的老房子，除了一些细软，大部分冬衣、家具、包括他收藏多年的几千册图书，都没来得及带出。项美丽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弄到通行证，租了一辆大型货车，雇佣了十几名搬运工，自告奋勇深入已经被日本人控制的沦陷区，抢救出了海文的大部分藏书和珍贵的德国印刷机。整个事件过程颇为惊心动魄，被项美丽完整记录在《杨树浦》这篇文章中。

邵洵美散文《晒书的感想》中的插图，由邵洵美自绘。

潘家老爷去世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我”背着海文去通知那位当了汉奸、海文与之断绝往来的弟弟来见其父最后一面。（《汉奸之死》）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项美丽笔下的邵洵美像一个各种矛盾形象的重合体：他去过剑桥留学，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却永远穿着中式长衫；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大家族的继承人，却从来不失赤子之心；他遭遇破产、家变，因战争遭受无妄之灾，却对这个大千世界始终抱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正如王璞所总结的：

他是世俗的，又是超脱的，前者是对世界的琐碎之处而言，后者是对人生的虚幻之处而言。人人都能踏到人生的实处，可是要能够领会他那一脚踏空之处的幽默，却需要爱心，还有灵气。这正是项美丽最欣赏邵洵美的地方。

墨西哥画家珂佛罗皮斯的《邵洵美漫画像》。

右起：谢寿康、项美丽、邵洵美、海伦（项美丽的姐姐）。

小说还是现实？

项美丽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邵洵美的这些小说，邵洵美本人自然都是读过的。美国作家肯·古特伯逊（Ken Cuthberston）所著的项美丽传记《没人说别去》（Nobody Say Not to Go）中记载了邵洵美对这部以他为原型的小说的意见——“洵美颇为欣赏米奇（即项美丽）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潘先生》的故事，它们也为他带来声誉。他只是有时抱怨说，她把他写得‘像个木偶娃娃’。”

《潘先生》是一本纪实小说，里面所记述的事件、提到的人物，都有现实中的原版可寻，可以与项美丽的其他作品，如小说《太阳的脚步》，《时与地》（Times and Places），传记《我的中国》，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录《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以及邵洵美自己的纪实文学《一年在上海》相印证。

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一部使用了大量加工手法和文学技巧的小说。考虑到《纽约客》的刊物特点和普通读者的胃口，这些小说不免带有一些猎奇色彩。而项美丽在处理材料的时候，也采用了一些技巧，如以漫画的方式来描写人和事；对于她略有了解，但不甚熟悉的人事，也不免充满偏颇的描述，例如，她笔下的中国文人多带有贬义性质，不仅没有礼貌，还喜欢占便宜。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纽约客>女记者项美丽的中国情缘》里说：

翻译《我的中国》的仓圣在“译者小言”中提到，他明了邵项两人之间的真正友谊的经过。“这一段文艺界的佳话，我常想来一次忠实的报道，也许可以矫正一般人的差误的看法。”他指出:“写文章的人，往往会有夸大的恶习，尤其对于私生活的描写，大多喜欢把自己抬高身价，而把别人尽量抑低，用造谣式的哄骗作为最好的资料，项美丽当然不能例外。

项美丽肖像照。

项美丽一生著作颇丰，而她所有的虚构类作品，都有很大成分的真实性。她在散文和小说间自如游走，将两种写法的区别，把握得很有分寸。在上海的五年时间里，她经历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淞沪会战”“逃离杨树浦”“杨庆和钱庄倒闭事件”等，在她的多部作品中均有事件提及，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描述。仔细研究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们更为完整地了解事情真相，还能发现项美丽有意无意留下的真实与虚构交叠穿插的痕迹。

即使没有那些关于二人爱情的流言与传说，仅把这些小说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也能获得很多阅读乐趣。“我从这些文章得到的愉悦，不下于我读赛珍珠、伊迪丝·华顿夫人甚至简·奥斯汀小说感到的快乐。同样的真诚，同样的优雅，机智而不刻薄，细腻而不琐碎。最可贵的是，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从中可见一颗悲天悯人的平常心。”作家王璞在谈到《潘先生》里的文章时说。

而本书的译者王京芳则认为：“这部小说里，弥漫着那种老上海的气息。一个西方女子眼里的上海旧式大家庭，观看者和观察对象两者本身已经显示出极大的反差，这也是小说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