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汪锦元: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中共情报员

他是中日混血儿，出生在日本东京；在斗争的风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汪伪政权，即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担任汪精卫的日文翻译、私人秘书，为中共搜集汪伪政府与日本“交易”的各种机密情报，及时上报党组织。他叫汪锦元，中共地下秘密情报员。

曲折的早年经历

汪锦元（1909—1992），江苏省苏州人。1909年10月，他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是中国人，叫汪钟卿，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读书；母亲是日本人，叫大桥对子，是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生。汪锦元出生时父母给他起了中日两个名字：汪国梁和大桥俊男。

1910年，汪钟卿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中国江苏吴县盘梅家桥。汪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汪甘卿，汪钟卿的大哥，前清直隶侯补道，后任驻奥地利公使，给侄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汪锦元，以后在中国的岁月里，他便一直使用着这个名字。母亲大桥对子也取了个中国名字：汪乔霞村。

1916年，汪钟卿英年早逝。汪氏家族中叔伯济济一堂，多达30多个，一个单身的日本寡妇难以在传统守旧的中国大家族立身，于是大桥对子（汪乔霞村）只身到上海教书谋生，后又将汪锦元接到上海读小学。

1922年，13岁的汪锦元被母亲托人带到了日本。他在神户读完了小学，还曾一度在北海道当学徒。1929年春，20岁的汪锦元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苏州，不久，又因生活境况去了上海。

因为汪锦元日语熟练，母亲让他在日本朋友日森虎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抄报员，任务是把日森虎翻译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再分送给用户。

在上海通讯社，汪锦元交到了一名好友，叫手岛博俊，是个日本记者，经常到通讯社。日森虎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和汪锦元聊天。不经意间，汪锦元将通讯社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资料等情况告诉手岛。手岛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日籍秘密党员，他是经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介绍秘密入党的。

上海通讯社只有老板日森虎夫妇及汪锦元三个人，这个小小的通讯社怎么能获得如此机密的材料呢？显然是党内的人透露出去的。手岛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责成手岛查清此事，手岛便请汪锦元帮忙。然而，机密材料每次都是来人直接送给日森虎或他自己亲自取回的，旁人无法知道底细。很快机会来了。一次，日森虎突然患病不能出门，而这天正巧是他出去拿材料的日子。日森虎的妻子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话，对上海的街道也不熟悉。日森虎认为汪锦元平时不声不响的，看来还靠得住，又熟悉上海情况，就叫汪锦元去拿材料。

汪锦元按照日森虎给他的地址，来到沪西一家周姓的住户，拿到了材料。汪锦元立即将那人的姓名、地址密告手岛博俊。后经党组织调查，泄露机密的就是那个姓周的区委书记。组织上马上切断了与他的联系。日森虎也就再也得不到什么秘密文件了。

这件事使手岛和汪锦元进一步加深了联系，手岛有意发展汪锦元。经多番思想工作，汪不断趋向进步。

日森虎人品极坏，常辱骂汪锦元。这件事发生后，他对汪锦元也产生了怀疑。于是，汪锦元便提出了辞职。后经人介绍，他到了日本人清水办的“日晔社”当抄写员。清水给汪锦元一辆脚踏车，让他到处收集材料。时间一长，汪锦元发现清水是个间谍，为日本驻沪海军搜集中国十九路军的情报。汪锦元便主动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告知手岛博俊。

随着形势的发展，手岛博俊让汪锦元辞去了“日晔社”的工作，由手岛介绍到“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在这里，手岛遇见了曾经在上海通讯社认识的日本人日皋（亦叫日高）。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手岛在与日皋闲聊中，了解到日皋要到中央苏区去。汪锦元还发现日皋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手岛博俊。后来，手岛告诉汪锦元：经调查，日皋是受日本海军情报部指派，准备打入到中央苏区长期潜伏的间谍。

在斗争的风起云涌中，汪锦元在手岛博俊的指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手岛在离开上海前，将汪锦元的表现与工作情况详细地向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由王学文介绍入党）作了介绍。

之后，西里龙夫帮助汪锦元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向汪锦元介绍中共的斗争历史，并给他看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报》。这使汪锦元收获颇多，也使汪锦元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

有一次，西里龙夫和汪锦元谈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经济有困难时，汪锦元一声不响地立即将自己刚拿到的薪水给了西里龙夫。还说：“党组织的困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我应当全力支持。”并提出自己希望早日成为党组织的一员。

西里龙夫向党组织汇报了汪锦元的要求。此后，西里龙夫先后介绍潘子刚、陈汝周、陈一峰等同志与汪锦元联系，每星期见面一次，实际上是对他进行教育考察。1936年12月，汪锦元由陈一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打入汪伪政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北路苏州河以北，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虹口区。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插送递情报。

1937年12月，伪上海市政府成立。汪锦元的母亲中日文都不错，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故此当上了伪市政府教育局长顾澄的翻译。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想办法打进伪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这期间，汪锦元是以“汉奸”面目出现的，他的活动与工作，被顾澄看在眼里，认为他是个人才。

这时，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周隆痒到上海接替大汉奸高崇武任伪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并认识了汪锦元，对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能力颇为欣赏。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几乎每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而周隆痒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工作繁忙，无暇担任翻译。因此，汪精卫急需找一个既精通日语又特别信得过的人担任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于是，周隆痒向汪推荐了自己早就考虑过的汪锦元。

1940年9月的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当他们看到这位30岁的白面书生时，陈璧君先表态说：很好。汪精卫也表态请他早些搬进“汪公馆”，职务是“汪主席”的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于是，1940年9月开始至1942年7月29日，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锦元，在汪精卫的伪临时政府潜伏了近两年时间，为中共搜集了大量的战略情报。

长治里1号，南京情报组活动点，李德生曾在这里挂上“世传中医李德生”的牌子，坐诊看病，打探情况。

汪伪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组织为了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了南京情报小组。这个情报小组由三人组成：组长为李德生（又名纪纲），成员有陈一峰（化名陈汝周）和汪锦元。受吴成方（曾是刘少文情报系统成员，后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领导。李德生在南京的掩护身份是开诊所的中医；陈一峰是日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首席记者；汪锦元是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私人秘书。他们的公开身份对打入敌特内部十分有利，这时又有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和中西功（南满铁路上海局事务所任职）两位同志协同作战，致屡次获得日方军政方面重大战略情报。

作为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汪锦元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日伪情报。

1940年，汪伪当局与日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是当时日、汪当局最核心的机密文件。汪锦元利用其汪精卫随员和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把这些文件复制后交给南京情报组，经上海情报站传送到延安。这些情报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中共中央迅速对此作出反应，并公开揭露汪伪临时政府与日本勾结的卖国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与世界舆论的谴责。

日本为了鲸吞中国，汪精卫为了讨好主子欢心，双方还秘密签订了《日支那关系调整纲要》，不仅把东北割让给日本，还把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域也列为“日支那结合带”，交由日本长期占领。汪锦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这份情报后立即上报党组织，上级很快通过电台送报延安。后来，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汪日密约”，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公愤。各地纷纷游行抗议，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只得不了了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政府担心日本会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中共中央曾从延安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对此，上海情报站及南京情报组积极开展情报搜集与分析活动。1941年9月间，汪锦元等人侦知日军已暂停对苏联作战准备，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立即将这一情报经上海情报站报告延安。这时中共中央还获到阎宝航等发来的电报，及时发给苏共中央。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获得了佐尔格从东京提供的内容相同的情报，因而下决心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到西线，集中力量保卫莫斯科。

1942年7月29日上午，从日本宪兵队的汽车上跳下几名便衣特工，他们直奔汪精卫的公馆，逮捕了汪锦元。随后，又逮捕了以开业中医为掩护的中共情报人员李德生和打入汪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陈一峰。据称他们是以“理查德;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中国案犯被捕的。他们被一起关在南京中山北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此案受日本东京检事局的委托，未加审讯。第二天就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两个月后押送日本。

所谓“佐尔格国际间谍案”是指以苏联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间谍案。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俄罗斯，3岁随家人迁往柏林，曾获汉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德国共产党。1918年开始记者生涯，1924年秘密加入苏联国籍，成为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第四局的特工。1929年在柏林与《农业报》和一家社会学杂志签约具备了记者身份。从1930年到1932年在中国上海活动，1933年受命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日本东京从事情报活动，负责领导“拉姆扎”谍报小组，迅速打开局面，以日本问题专家著称。他们发出的德国要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准确情报和对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成为谍报活动的经典，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年10月，“拉姆扎”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破获。日本警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侦查，于1942年6月15日秘密逮捕了在中国南京的西里龙夫和上海的中西功，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程维德）和倪志朴亦同时被捕，郑文道为掩护战友、保卫组织英勇跳楼牺牲。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东京警视厅和检事局派员前来审讯。开始敌特着眼于扩大破坏组织，而后着重于搞情报内容，边问边拷打，残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三人遍体鳞伤，仍信守不渝，企望胜利的那一天早日到来。1942年10月1日，他们被押上从上海去日本长崎的轮船，再转乘火车到东京，关在巢鸭监狱。因为查不到汪锦元等与佐尔格案联系的事实，加之陈璧君坚持要汪精卫、周隆痒出面干预要求引渡。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碍于汪精卫的面子，把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押回上海，关在江湾日本司令部监狱。6月下旬，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被判无期徒刑。7月，又押往南京，关在珠江路日本陆军监狱服刑。

日寇乞和 情报员意外获释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好景不长，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不断失利，一蹶不振，又苦于战线太长。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实际上已经成为日军的主要对手。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日军方面妄图拔出其陷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泥足，而新四军是他心脏部位的一把利剑。日军方穷途末路，数次企图同新四军接触搭线，试探找一条延续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都被新四军拒绝。

1944年春，南京日军方物色不到与新四军可以搭线的人选，处于焦虑之中，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想到因“佐尔格国际间谍案”受牵连被判无期徒刑的汪锦元、陈一峰、李德生。

一天，华中日派遣军总司令部派专人到珠江路日监狱，分别叫汪锦元和陈一峰出牢房问话，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共重要人员等情况，他们不由得警觉起来，怀疑敌特又在搞什么阴谋，竟不约而同地答复：“坐牢后早断了信息，没有什么关系可寻找了。”接着，又喊李德生出来，来人向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李说：“过去只认识刘少文，现不知他的行踪了，只知道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和饶漱石。”来的日本人感到李的语气有所松动。约在六七月间，日军方人员到监狱通知李德生，要释放他出去寻找新四军长官搭线联系工作，李想借此找组织关系，并设法能使他们三人脱离牢狱之灾，就表示愿意去试试。

同年9月，李德生获释。日方又叮嘱李要他帮找新四军长官，并说愿和新四军谈判等等。李离开南京后，四处奔走，寻找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关系。他先跑到无锡探望岳母，希望了解其妻张敏（中共党员）的行踪。抵锡，方知其妻张敏已去苏北根据地。随后，又到上海打浦桥新新街新新里秦鸿钧家（中共党员，解放上海前夕牺牲、烈士），见到秦鸿钧的夫人韩慧如，李告知韩说：“我被捕后，遇到一个日本人的翻译，乃是过去的报童，这个人知恩图报，设法营救我出来。目前我要去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可是毫无办法进去。”韩慧如说：“张敏去根据地前夕来过我家，我典当了皮衣给她缝制了两件衣服走了。现在老秦不在家，自己没有路子，老刘（刘钊，原特科干部。与李是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现仍住上海原处，不妨到他家打听有无办法。”

李德生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找到老刘。在刘钊的带领下，李德生抵达苏中根据地如西县，通过一位独立团团长与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取得联系。饶漱石派秘书岳夏同李德生交谈。华中局即将李德生所说日方乞求和谈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不久，中央批准，同意与日方秘密接触。并指示在接谈中，必须严格掌握和拒绝不和日方谈具体问题的原则，目的是了解日军方的意图。

1945年春，饶漱石命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前往南京与日军方接触。扬帆同李德生多次商谈后，经饶漱石指示，要李德生偕同张敏一起去南京与日军方接触。

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方面的意图和打算，给中共中央提供敌情，做全面研究日方活动参考，经中央同意，华中局决定派扬帆带领李德生、张敏深入南京虎穴与敌特斗智斗勇。行前，李德生提出：要借机设法营救陈一峰、汪锦元出狱。扬帆请示饶漱石，饶说：可在适当时机向日方提出要送些钱物给陈、汪两人以作试探。如日方有意释放他们，就把俩人带回来。行前，华中局专门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一些负责同志对扬帆深入虎穴表示赞赏，有的领导同志叮嘱要注意安全。扬帆表示：“这是日方乞求于我，估计此去不会发生意外，但是当提高警惕……”

一天后，扬帆和李德生夫妇经扬州边区抵达运河口的瓜洲镇渡江到镇江转乘火车抵南京。经和日方联系，扬帆一行被安排在日军军官招待所。次日，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课参谋桥岛代表尾崎大佐接待扬帆和李德生夫妇，彼此寒暄一番，没有涉及正题。桥岛说：他们长官专门批了400公斤汽油，供新四军代表坐汽车在南京活动之用。

第三天，南京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面，在原国民政府铁道部大楼与扬帆、李德生会面。席间，今井对新四军部长扬帆表示欢迎。他接着说道:“有一个新四军皖南支队政治部的干部扣押在南京，是否带回去。”表示讨好我方。扬帆深知此人是枪伤我皖江军区皖南支队政委黄耀南和皖南支队司令梁金希（未打中）的叛徒，就托词谢绝了。今井还谈了一些希望和谈的话，扬帆没有具体表态，只说要请示上级领导再作答复。

为救战友扬帆向日军方提出：“要送些钱物给陆军监狱里的陈一峰和汪锦元。”日军方请示后表示：“长官同意他们两人出来，可以随扬部长回去。”

5月下旬的一天，陆军监狱典狱长和一个狱卒到监狱，通知陈一峰、汪锦元说：“你们可以出来了。”并让他们俩换了衣服、收拾好衣被等物。李德生到监狱看望了自己的两位战友陈一峰、汪锦元，并对他们说：新四军扬帆部长带你们回根据地，扬部长来南京的任务必须保密。随后，李又陪扬帆看望了陈、汪两人，表示慰问。

5月28日，扬帆、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和张敏一行离开南京，回到淮南根据地。30日抵达葛家港。

南京之行，基本摸清了日方意图，看出日军上层的消沉情绪。31日晨，扬帆去华中局驻地千棵柳，向饶漱石详细汇报了南京之行的情况。

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3年潘汉年让张建良（华克之）来探望汪锦元，这时他才知道华克之是潘汉年系统情报人员、中共党员，他在1946年曾看望汪锦元，并送钱物给他，但汪开始还不敢收。1955年汪锦元因“潘扬案”被捕。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也被平反昭雪。对其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