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焦子静

作者：焦健本

我叫焦健本，1950年农历八月廿六日出生于健本学堂。

健本学堂是先祖父焦子静先生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为培养辛亥革命干部而建立的私立学校，也是陕西同盟会及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机构所在地之一。当时收教的学员均系成年人。

该校最初地址在玉祥门内的现西安市第41中学及空军干休所所在地，原名富平会馆，当时靠近清末新军驻地。辛亥革命成功后由辛亥革命元老范紫东先生继任校长。

健本学堂1946年9月至1954年9月由先父焦天佑恢复重建，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东门旁的现碑林区少年宫所在地。我就出生于此。先父因此为我取名健本。

健本学堂恢复重建后，先父任董事长兼校长，仍系私立性质，1954年9月，该校由先父移交西安市教育局后一度改名三学街学校，后来才成为碑林区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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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保留的先祖父遗物

1958年我随母从青海省返富平老家后，在现富平县东上官中心校上学。该校原名石门庙学校，是先祖父创建的。当时我经常爬上后楼去玩，翻找有画的书看。我家后楼上藏有大量古书及字画，还有大量先祖父所遗留的革命文物资料。二姑妈经常训诫我只可看，不可损坏，我也一直诺诺遵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以先祖父焦子静是“大军阀”、“破四旧”等为名，将我家打、砸、抢、烧、拆，后楼上的古籍、革命历史文物均被烧毁，屋内外精美的石刻、木刻均被砸坏，前、后楼均被拆后并挪盖为生产队仓库。

更可悲的是，先祖父的尸骨被掘出抛弃在地面。随后即被好心村民偷偷收集葬于原墓地。

我当时因病正在西安治疗，未经历此事，是回家后听父母述说的。

当时在我住的房间地面，仅剩一张先祖父在西安西京摄影社拍的照片，我请父母确认后掩藏于当时购买的列宁像框后。这是我当时唯一保留下的先祖父遗物。此后，造反派还陆续几次来打、砸、拆，及掘地面，此帧先祖父遗像因掩藏于列宁像后才幸免于难，得以保留至今。

这是我对先祖父的初步认识及唯一遗物怀念。

焦子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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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幕曾吃公益饭

笠僧本是健本生

先祖父从小随父到西安求学，目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思想。踏入社会后，即组织了“自治社”、“追远社”，被推举为社长，秘密组织反清。

井勿幕先生从日本回国返陕宣传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先祖父率先加入，并动员“自治社”、“追远社”成员绝大多数加入了同盟会，先祖父与李仲特先生被推举为陕西同盟会负责人。

井勿幕继任会长后，先祖父仍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直专管同盟会内部事务。陕西同盟会及辛亥革命的重要宣传、组织、领导工作，都是由先祖父经和井勿幕及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具体组织实施的。

先祖父早年曾任职的清朝陕西驿传房，因交通便利，消息灵通，又有清廷职司官衙作掩护，故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据点和领导机构之一。同盟会多次秘密会议均在此进行，多名革命党人、反清志士均在此避难。

公益书局，是先祖父筹建并负责运作的，是同盟会、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宣传基地和另一领导机构之一，位于西安城内南院门。同盟会的纲领、宣传物、反清的书报、刊物均由此经销、传播，也是多次秘密会议的重要进行地之一。

1908年（光绪34年）焦子静、张拜云和吴宝珊等先贤创建了公益书局，后更名为酉山书局。书局地址初在竹笆市北段路西，后焦子静购买现南院门古旧书店所在地为私产后，迁移至此，书局后部附设印字馆。公益书局是陕西辛亥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秘密联络据点和组织中心，也是陕西辛亥革命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该照系原公益书局现古旧书店情景  焦健本摄于2013年9月

井勿幕在西安的主要落脚点就在这里，据公益书局原职员李介生撰文说：“井勿幕称公益书局即是我的家庭。”辛亥革命志士任师竹更加称赞：“公益呀！你是西北黎明前的号角！”

健本学堂，是先祖父当年为培养辛亥革命领导干部而创设的，多招收青年学生，因为是私立性质，聘用教师有自主权，故聘用者多为革命党人、进步思想教师，其优秀学生如胡景翼、杨瑞轩、焦援、焦拯、王尚德等；这里是同盟会、新军、哥老会成员的主要集会之所，秘密活动场所；是外地来陕革命党人、反清志士的主要落脚点、食宿点之一。

以上三大革命据点，均为先祖父创设、负责、运作。“勿幕曾吃公益饭，笠僧本是健本生”，即是当年革命党人、反清志士之间流传的、符合实际的、生动的赞语。勿幕即井勿幕先生，笠僧即胡景翼将军。

此外，先祖父还在富平组织了4个同盟会及秘密武装组织联络点，如仁里坊李子平家、金城堡武观石家、谢村李香亭家、庄里刘玉甫家。此后，胡景翼组织的耀州起义的武装部队，为西线抗清保卫战做出重要贡献的向字营、赵字营，焦子静任渭北民团使的武装成员，多由此4个据点发展而来，且多为富平籍，赵字营则全是富平籍成员，所以富平人民对陕西辛亥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此外，如陕西同盟会创立时的一系列重大反清革命活动“黄陵祭祖”、“北极宫会议”、“大雁塔会议”、支援蒲案，派胡景翼赴耀州组织、编练革命党人的武装部队；派邹子良在宣君县负责养马、驯马，为编练骑兵作出准备；邹子良并负责开铁矿、制作炸弹；派李仲三往同州策动严飞龙；派师子敬去兰州了解情况，期成陕甘合作；派张奚若往上海购运枪支；派马彦翀、胡鹤汀去日本购手枪、炸药等，都是先祖父和井勿幕共同商定、安排的。焦子静、吴宝珊、李仲特、郭希仁则留驻省城，相机行事，这也是公议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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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委任为西北护国军招讨使

擎起“反袁逐陆”大旗

一九一一年 十月二十二日的西安响应武昌反清革命的起义，也是先祖父和西安新军领导人历经五次变动后，最终确定的，西安起义后，先祖父即星夜驰至富平，组织渭北党人、刀客、哥老会赴省应援。

起义成功后，为安定渭北，军政府首先委派先祖父为渭北民团使兼游击司令，先祖父欣然从命，圆满完成了任务，并从人力，物力上有力的支援了东、西两线的抗清作战。

嗣后，先祖父因绥靖渭北地方有功，被推举为推翻清朝后产生的中华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陕西籍议员。先祖父在任期间，参加了反袁护国、反段护法、反曹锟贿选、反张勋复辟等议会斗争。

先祖父除参加议会斗争外，还曾四次谒见孙中山，被孙中山委任为西北护国军招讨使，在西北首树反对袁世凯驱逐陆建章的“反袁逐陆”大旗。

在此期间，先祖父先和袁世凯亲信陆建章虚以委蛇，使陆建章释放了张子宜先生等30多位革命志士。

接着，先祖父并密嘱民军活捉了袁世凱亲信、军阀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先祖父并作为民党代表，单枪匹马奔走于两军之间，和平解决了陆建章离陕问题。

在反对段褀瑞讨伐陈树藩的“反段讨陈”斗争中，先祖父又被孙中山任命为西北护法军招讨使。率师袭取了段政府途经陕西运往新疆的軍火，供陕西各护法部队及之后的靖国军与段、陈斗争中作战之用。此后，先祖父还奉孙中山命，到西南策动七省联军司令唐继尧派出数支联军，应援陕西的反段讨陈斗争。

在反曹锟贿选斗争中，据史料记载及继祖母叙说，当时曹锟以送酒为名，派人抬了两坛子银元送给先祖父，先祖父发现后当即斥责，并命来人又抬了回去。这件事当时很出名，影响很大，表现了先祖父拒绝曹锟贿选的决心。

在追随南方民国政府的15年中，先祖父其间曾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高等顾问达七年；孙中山逝世后，接着还担任过七省联军司令唐继尧的高等顾问及驻京、沪代表；之后又先后担任冯玉祥将军的高等顾问两次，组织山东、河南的游击队参加北伐战争，及反蒋斗争；还担任过国民联军第八军军长。

4

乡邻感恩送匾

祖父从未悬挂

在抗日战争期间，先祖父尽管已是病体，还应冯玉祥将军之邀，赴察北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在日军进击和蒋军排除异己的打压下失败后，先祖父还在北京、西安等地抱病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将西安公益书局的印刷机器全部无偿捐赠给了西安平民日报社，资助抗日宣传之用。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曾派程潜携亲笔信，劝先祖父焦子静出山参加抗战，先祖父回信告知病体沉重，无法出山，并将蒋赠送的5000块大洋的安家费全部转捐用于抗战费用。

先祖父的终生革命生涯，始终屹立、奔波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潮头前沿，且信念坚定，忠实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祖父一生只在革命斗争中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从不在窃国盗柄者的政府中任职，并拒绝敌方的高官厚禄利诱。“功成而不居”，先祖父终生保持了革命气节，无愧于此前的民国政府及当时的军政大员和辛亥革命元勋对他给予的高度评价。

先祖父始终爱国、亲民、救民，早在辛亥革命初期，先祖父就在西安创立“自治社”，主张民众自治，还在家乡石门庙学校建立自治组织，实践民众自治。先祖父每次回家乡，老远就下马步行，和沿途乡亲们嘘寒问暖、亲切打招呼，从不盛气凌人，在家乡威望很高。先祖父还支持当地民众荒年的抗粮、抗捐斗争，和领头人共产党员杨致祜始终保持良好关系，不但在省、县尽力周旋，为杨致祜所领导的抗粮、抗捐斗争努力争取村民权益，还无私、无畏营救过地下共产党员杨致祜出狱。

早在清廷驿传房任职期间，先祖父就无私、无偿为高陵县司马窝开渡和当地腐败县官作斗争，他不但为当地群众办理好了开渡手续，还无偿提供了两条大船，并拒绝当地群众的谢仪，拒绝参与分红，群众感念其功德，向他赠送的“惠济群伦”匾额，他也从不悬挂示耀。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成功后，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道德败坏教师刘业七，以连长身份带人在高陵县原任教地欺侮、报复当地群众，被群众怒而聚众被杀，史称“杀秃子”事件。此案上报到西安军政府，开始军政府不明真相，派部队捉拿群众，时任民团使兼游击司令的先祖父奉军政府命查明真相后放了涉案群众，销了案。先祖父逝世后，当地群众感念不尽，赠送“拯民水火”匾额，并集体执绋恭送先祖父灵柩直至墓地。

民国29年陕西大旱，寓居上海的先祖父被推举为陕西赈灾会主席，先祖父亲力亲为，奔走呼号，将捐赠款、物转输陕西拯救灾民。

先祖父年老病重时返陕，听闻乡邻70余家欠焦家积债未还，生活困苦，即特邀欠债乡邻至家，置办酒席当众唱名焚据，免去债务，众乡邻感恩，请冯玉祥将军亲书“冯驩高风”匾额相谢，但先祖父也从未悬挂，至今传为佳话，影响深远。

先祖父为人忠厚，扶危济困，有水浒中宋江之风，人称“及时雨”。生活上却勤俭节约、从不奢华，并无积蓄，生活清贫。在对敌斗争中嫉恶如仇，但对同志、对群众却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和人相处时从不道人过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在同志、群众中威望很高。

正如《讣告》中所述：“先父一生奔走国事，谋虑深远谨密，待人忠厚，宁人负我，决不负人，口不道人过失，人有小善一长，必为扬之。功成不居，似介之推，尝虽弗及，亦无愠也。最同情于失意者，遇人危难，扶持保护，惟力是视，故失意之人，均乐就之，座上常满，论者辄以孟尝好士目之，平生冒险至多，皆能化险为夷，清季被举为孝廉方正，自矢志革命后，其纠合同志一切费用，悉自持资，未尝仰赖国帑。自奉甚约，而待客至豪。遇不平事，苟弱者有志雪耻，必阴为之助，且义不受酬。”

1945年民国陕西省政府编撰的《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关于人物部分焦子静条目中最后部分说：“……举事之初，莫不就与之，商及既成功，反形疎阔，人或以此惜之。子静尝曰：老子不云乎，为而不恃天之道也，为其事不计其功者，可免人非鬼责，吾何憾焉，可见其襟度矣。”

焦子静先生此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说话困难，行走不便，几近瘫痪，但他意志坚强，思维清晰，每天都要由家人为他读战讯和国内外大事。当他得到德国战败的喜讯后，精神为之振奋，高兴地说：“日寇将不久必败，我若得见抗战胜利结束，死复何憾。”

遗憾的是焦子静先生于日寇投降前一个月与世长辞。1945年7月9日，焦子静先生病逝于富平故里，终年67岁。

5

千秋盛名垂青史

九泉魂魄佑中华

对先祖父革命史迹的初步认识，缘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长大后听先父的述说及上了年纪村民的闲言流传故事。

先父焦天佑，系先祖父的第四个儿子，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法系，1946年9月至1954年9月担任健本学堂董事长兼校长，1954年9月先父将学校移交西安市教育局后，曾到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及教育系统支边、支教。三年困难期间，先父因饥饿引起身体浮肿，发展到严重耳聋，无法继续工作，于1962年退职回家。文革中，先父在家遭受严重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先父曾担任富平县第三、四届县政协委员，长期任文史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先父搜集先祖父史迹，撰写史料。我就是从这时起，才对先祖父的革命史迹有了更多的了解。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省统战部委托县统战部为先祖父立了墓碑，我知道先祖父的革命史迹也就更多了些。

1986年，先父率全家在先继祖母丧后三年期间葬骨灰盒及立碑仪式时，在碑后刻制了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张凤翙、张钫、景梅九等先贤为先祖父的题词及1981年9月29日《陕西日报》第二版对先祖父革命业迹的介绍，使前来叩祭的后裔及瞻仰祭拜的海内外人士对先祖父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了解。

1981年为先祖父立碑后，我和家人栽植了四棵柏树，经过30年，己成大树，郁郁葱葱，精神抖擞地守卫着先祖父陵园。我在先祖父坟头上栽植的迎春花，密密匝匝笼罩，每年早春，率先开花，烂漫的黄花和周围五颜六色春花交织盛开，令人遐想不断，深思不倦。

去年春季，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民革主委李晓东同志委托副主委曾敏利同志及社会部部长胡宏功同志带人前来调查、考察后认为：该墓是全省保护得最好的辛亥革命先贤墓园，我听后甚感欣慰。

1996年，我加入民革，在担任富平县政协委员期间，在1996年至1998年时，曾为先祖父的墓碑、墓园问题写了政协提案，题目是：《完善焦子静先生纪念墓地，建立富平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历史纪念点》。后经主管副县长批准，将提案转县文物局落实。

2011年10月14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核准，富平县委、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县文物局批准了焦子静墓为富平县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举行了立碑仪式，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民革主委李晓东同志委托副主委曾敏利同志及两位部长专程参加了立碑仪式。

陵园重新进行了修整，给墓碑砌了洁白的瓷片，修了墓道，并在周围栽植了九棵松树，英姿勃勃，使先祖父的陵园显得更加庄严肃穆。墓碑上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先生所题的碑额“功成不居”，一副挽联为“千秋盛名垂青史，九泉魂魄佑中华”。

该石刻是辛亥先贤景梅九先生题“千秋盛名垂青史  九泉魂梦佑中华”中的对联石柱右联，原系在墓中墓道口右侧立放，“文革”中墓地被毁时抛弃荒野，由焦天佑先生半夜拉回埋藏保存。1981年为焦子静先生立碑时安放在“焦子静先生之墓”墓碑右侧，以做怀念

先祖父逝世时，西安起义成功后的军政府副都督张钫题：“天地间第一等人”、“昔年党人承掩护”，即概括了先祖父当时在革命斗争中的所作所为。

军政府都督张凤翙先生题：“举义行仁，红旗白巾当日事，青山绿水故人情。”更表达了对故友先祖父深厚的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