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勋“山中宰相”李根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次年葬母亲阙氏于藏书小王山，建阙茔精舍，经营“松海”十景。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1965年7月6日，李根源先生不幸病逝北京。朱德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

李根源的一生，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到参与发动昆明辛亥起义；从组织政学会与北洋军阀抗衡到以冒死精神反对段祺瑞之督军团叛乱；从护法斗争到于艰难时刻兼署国务总理；从支援淞沪抗战到扶病奋往滇西抗日前线襄助军务，无不是充满传奇色彩与艰难困苦的大起大落式的大举动。由于这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一生往来的人物多是达官显贵；他所涉足的场所多是高层官场，因而造成了他居高临下、一呼百应的大人物形象。然而，伟人的性格也有多面性，李根源亦如此，在他的伟人形象背后，他也有平易近人、朴素谦和的一面，那就是他的平民意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根源处理完腾、龙善后事宜（即腾冲、龙陵两县因抗日战争而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即向国民致府辞去云贵监察使职务，回到家乡腾冲，住在叠水河畔的风翅园，颐养天年。但他仍兼有许多地方上的名誉职务，依然关心着地方上的重大事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交往依然很频繁，应酬也很多。

李根源平民意识的形成有其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他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他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大约在他十五、六岁时，他的父亲官场失意，弃职归里，生活全靠农业耕作，而家庭人口又多，生活开支又大。他是老大，五个弟妹年纪尚小，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到他的肩上，他常到他家附近的勒杏山、河东山上砍柴割草，更常到离家很远的农田里做活，使牛、栽秧、薅秧、割谷样样会做。为了生活，他甚至起早贪黑割马草卖，以帮助父亲渡过难关，可以说生活的酸甜苦辣他都品尝过，这一段生活经历为他日后的伟业丰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的夏季某日，他突然游访腾冲远郊缅箐（即今中和乡），有人问他何以想游缅箐？他答：“我是为避生日而来的。”原来，由于他一生的建树、地位及影响，每当他的生日诞辰之时，地方上的政要、绅商、亲友们，或出于尊敬，或出于应酬，纷纷前往送礼祝寿。李根源为减少应酬，少烦他人，故在生日前夕择地出游。那天，当他来到缅箐街时，乡里学校师生闻讯后还是在乡道两边列队欢迎，乡公所里也准备了饭菜，拟设宴招待。先生得知后当即告诉乡绅们：“我自己准备着干粮，敬谢各位好意，免得向农民摊派。因我来游而加重大家的负担，我于心不安。”说完，即告辞而去。这件事对大家的震动很大，留给人们的印象也特别深刻，数十年过去，当年的场景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11年，张文光领导的腾越起义胜利后，按照事先部署，起义军兵分三路出发，预定在大理会合，然后直奔省城。当起义军到达大理时，遭到已经反正的大理军队的阻击，双方激战三天，伤亡惨重，酿成亲痛仇快的滇西事变。如何妥善解决这场事变，关系到云南全省的光复和稳定。云南都督府紧急商讨对策，决定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率兵西进，全权处理这场事变。

同年12月17日，李根源率部抵达大理，着手整编西防军，将原滇西军政府30余个营缩编为11个营，并率兵逮捕反叛营长王太潜，诛杀叛变官兵及一批不法劣绅、土棍、匪徒等。

李根源回云南后，沈秉堃要求粮饷局负责人“以后李学生如要用钱，须尽力支持”。   为了掌握新军，李根源让讲武堂学生“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散播开来” ，这样“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及讲武堂学生在起义之前做好了宣传思想工作”  。李根源推荐蔡锷担任新军37协统领之职，蔡锷倾向革命，在他的安排下，“营以上的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  ，新军基本被革命者掌握，服从革命。

李根源在云南期间筹办过多所学校或者参与多项教育活动。1911年，在大理建立大理模范中学和永昌师范学校，第二年创办腾冲师范传习所。

1938，在他的努力下，腾冲成立云南省腾越中学。1939年，担任腾冲益群中学董事会董事长。1940年，在保山倡议开办农业职业学校。1941年，担任腾冲茶叶讲习所名誉所长。1944年，和腾冲地方官员以及爱心教育人事创立私立大同职业学校。1945年，担任腾冲私立高级商科职业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与保山地方官绅建立私立远征中学，建立了云南省第六师范学校。

1926年，李根源退隐苏州，并编写《吴郡西山访古记》，致力于新村建设，努力改变村民的生活状况。他和耆绅张一麐、黄炎培等发起建设善人桥新村，成立实验农村办公室，并召开善人桥实验农村成立大会。那天他坐一辆独轮车，带着儿子李希泌前往会场。1931年，善人桥农村改进会正式成立，张一麐和他担任正副主席，改进会有正式委员十二人。

李根源和张一麐建议设立合作社，实行乡村产业化生产，以提高经济效益，从欧美引进新型图案，丰富苏绣的内容，扩大产品种类，开办刺绣传习所，培训学员，建立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

1927年，在江苏苏州建立私立阙茔小学，1932 年，创办实验农村，建立平民夜校。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第一次是1932年4月朔日，在苏州城西15多公里的吴县藏书乡善人桥北马山麓。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妄图侵占我东南沿海地区。他们派其所谓的“和尚”与我三友实业社的工友打架，制造祸端，藉词挑衅，为他们进攻上海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和无理要求，并不断增兵上海。27日，日本侵略者布置就绪，便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上海市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吓压力下，完全屈服。28日晚上，日方又无理要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不等答复就向闸北发动进攻。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士(总指挥蒋光鼐、军长兼副总指挥蔡廷锴)未接到抵抗的命令，但在暴敌侵凌下，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淞沪抗战，在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孤军奋战中，日军受到沉重打击，迫使敌军四易司令，死伤万余人。而十九路军兵无后继，补给艰难，陷入危局。当时，退隐乡小王山的李根源先生再也不忍袖手旁观，他老骥伏枥，拍案而起，为抗日保国，重新披挂上阵。

沪战一结束，他即献出善人桥北马岗山麓的一块墓地，并由他发起，带领爱国人士将牺牲在淞沪抗战中的这78名烈士安葬于马岗山麓，命为“英雄冢”“英雄冢”坐西向东，封土高1.5米，墓的左右侧矗立石碑两块。阳碑阴刻“英雄冢”4字，为李根源所题。其旁有碑记云：“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陷我辽东三省。明年一月二十八日，复犯我上海，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与之浴血鏖战，至三月一日援兵不至，日寇潜渡浏河，我军腹背受敌，二日全军退昆山。是役也，战死者万余人。舁葬于苏州善人桥马岗山者七十八人，著姓氏于碑。题曰：英雄冢。中华民国二十二日四月朔日。腾冲李根源题书。”阴碑镌刻郑伟业书抗日阵亡战士王得胜、梁林等78人姓名。另一碑，由张治中将军著文：“李印泉先生在苏集前第十九路军及我第五军上海抗日一役殉国将士骸骨，凡七十八具，葬于马岗山之麓，命名为英雄冢。以治中曾忝附斯役属题。自维当时制敌无术，书此不觉愧悲交集，泪下如绠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前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并于碑上题：“气作山河”4个径尺大字。碑之阴镌刻着奉化俞济时篆书和北路军第四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楷书题记各一段。营葬烈士那天，李根源手执掸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心情极为悲忿。

第二次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再次向我国发动了全面性大规模进攻，不久于八一三又进攻上海。李根源再次与苏州爱国绅耆做好后方供应工作，组织红十字会赴前方抢救伤员，殡殓忠骸。这次仍是运往苏州藏书善人桥“英雄冢”安葬，共1200多具。由于营葬较前紧张匆促，所以有些烈士的遗体只能合棺埋葬。

因为“英雄冢”墓地局限，难以全部安葬，于是，李根源只得重新筹划墓地。他的义举得到了陈文肃公(仁锡)后裔的无私支持，捐其灵岩山下石码头砚山祖茔地40余亩，作续葬阵亡将士忠骸之所。李根源相地规划毕，躬亲运送阵亡将士忠骸82棺(营长4人，连排长多人)至砚山，率乡民学生近万人，披麻致祭，负土安葬。同时写下了那首催人泪下的五绝。该处墓地沿称“小山头”。当地乡民统称打仗身亡的将士为“伤兵”，故而该山墓葬抗日无名英雄后改称为“伤兵坟山”。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民国26年11月)落葬时，棺材内外都没用石灰，两棺上下相叠，成行排列为长方体，用泥土把棺材堆埋成丘，周围用石头砌筑，镶嵌水泥。整个无名英雄墓墓地呈长方体，长约30米，宽约4米，高2米。1943年，画家徐悲鸿先生在重庆读到李根源作的上述那首五绝，闻知李根源在苏州两次披麻为抗日阵亡将士送葬的事变后，深为感动，当即补绘《国殇图》画卷。图中绘李根源执绋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满怀悲愤，栩栩如生。徐悲鸿先生在图上题：“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在化龙桥为李印泉先生造像，国殇中执绋者像。”他把作画的时间、地点和动机都写得十分清楚。这个画卷是徐悲鸿先生得意之作。可惜这幅画卷散佚不全，现仅存李根源的画像，陈列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

第三次是1942年夏，英勇牺牲在缅甸抗日前线的二OO师师长戴安澜之灵柩运送回国，抵腾冲，绕道怒江上游，然后交八十八师接运过江，到漕涧，举办隆重的公祭仪式。时为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亲自主持了迎接戴师长灵枢的公祭仪式，并同时向云南保山至安宁各县发出通电，令各县长率民众“敬谨郊迎，公祭忠烈”的电文。

第四次是1945年初，抗战胜利，李根源辞去了云贵监察使之职，回到家乡云南腾冲，即积极倡导修建腾冲国殇墓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国殇墓园完工了。园中建了忠烈祠、纪念塔、纪念碑。国民党要人蒋介石、于右任、何应钦、卫立煌及二十集团军将领都题了词。腾冲抗战中牺牲的军队官兵和民工的名字，都刻在了碑上。

1908年，李根源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家乡云南创办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自任监督(校长)。当时学校规定：只招收滇籍学员，为本省培养军事人才。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时，分甲、乙、丙三班，甲、乙两班的学生都是从当时的新军和巡防营中的下级军官选调来的，只有丙班的学生是中学以上学生及考优、拔贡落选的秀才经过校方考试而被录取的。校方把丙班学生作为培养的重点，因此，丙班学生人才辈出。

四川青年朱德闻讯后，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长途跋涉，来到滇南的蒙自校部投考。可是，主考官见他是川籍青年，便不拟录取。朱德十分沮丧。朱德知道丙班学生优先录取滇南开广一带（今文山、蒙自一带）的青年，目的是为了对付法帝国对滇南的侵略。朱德决定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籍的身份第二次报考，结果被录取了。朱德入校以后，他的籍贯出了问题，面临被迫离校的处境。此事报到学校的最高当局李根源面前，按照常规，这一关是难以过去的，但此时，李根源的平民意识起了作用，他认为一个出身农村的子弟，千里迢迢从四川来报考讲武堂，实属难得的有志青年，就不要深究了，准许他改回四川原籍。此举在当时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为后来的共和国元勋伏下了成功的一笔。

在学校里，朱德屡受李根源的激励，与李根源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学校毕业后，朱德便从军习武，踏上了革命道路。

李根源一直关心学生的发展和前途。抗战时期，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来又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正在长沙赋闲的李根源闻讯，非常高兴，立即致电祝贺。朱德接到贺电后，通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捎信向老师表示问候和感谢。

李根源告诉朱德，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认识到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可惜身体欠安，不然就去苏联游历学习。朱德担心老师太过兴奋，对心脏不利，因此只坐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过了两天，朱德第二次登门拜访，将一本刚出版并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论持久战》送给老师。交谈中，朱德郑重委托老师捎信给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缵绪等地方实力派，劝他们坚定信心，务必抗战到底。临别时，朱德祝恩师早日康复，期望师生能再次相见。

1951年，李根源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暂住山城重庆。因不习惯当地潮湿多雾天气，时常闹病。朱德听说后，即电告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门，派人护送李老先生到北京就医。在京期间，李根源受到朱德多方面的照顾，不仅亲自过问其生活、医疗事宜，还经常到病房探望，赠送药品、补品、布料等。

1965年6月，李根源病危，北京医院向朱德作了汇报。朱德亲临医院看望，但老人已昏迷不醒。李根源去世后，年近八旬的朱德拄着拐杖，赴嘉兴寺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诚如朱德的女儿朱敏所说的，“先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李根源先生的大力帮助。李根源先生筹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先父踏上拯救祖国道路的起点……先父与李根源先生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结下的终生情谊，难能可贵，令后人敬仰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