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几欲让陕西人亡种的“大饥荒” 催生了一条叫做“泾惠渠”的水利惠民工程

来源:足为世范李仪祉

这场大饥荒，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它成了一个传说，传说在老一辈人的口中——民国十八年大年馑。

网上流传有几张灾民饿毙的黑白照片，据说是美国记者拍摄。照片在下边的正文中可见，惨不忍睹。赫然所示的，是其上有“眉县灾民”、“凤翔灾民”、“蓝田灾民”字样，确属陕西。

民国十八年，是1929年。其实这场大饥荒起止于1927到1931年间，是由一场旱灾引发的饥荒。

灾前，陕西有1300万人口，而这场旱灾饥荒导致的受灾者多达940万人。有种说法是逃荒40余万人，被卖妇女儿童30多万人，而死亡者高达250万人。

饥荒之后，河南、山西周边邻省陆续有人口迁移而来，因此，目前陕西境内河南、山西后裔相当多。

可叹！岁月忽忽而逝，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旱灾饥荒，这场几乎让陕西亡省亡种的悲剧，却被世人遗忘，很多陕西人自己都不清楚。

有人记载了这段历史。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折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而且，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大饥荒之后催生了一条叫做“泾惠渠”的水利惠民工程。

一场几欲让陕西人亡种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 催生了一条叫做“泾惠渠”的水利惠民工程

1922年，李仪祉先生离开南京回到家乡。他是应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先生之邀，接替郭就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由此开启在陕兴修水利的生涯。

粗布棉袍亲力亲为  野外测量同甘共苦  

此前，李仪祉先生对陕西自远古时期至1912年发生的灾害做过详尽调查。他发现，陕西每隔十年必遇一次严重干旱，一年无雨也很常见。

李仪祉先生下决心要修建陕西关中地区的灌溉工程，使百姓有水种田，能吃饱肚子。他首先想到要为渭河北岸平原这个全省主要棉麦主产地修渠引水。

1922年8月，李仪祉先生组建测量队，正式开始勘测泾河河谷、灌区地形、水文观测的工作。他把测量队分为陆、水两队。

陆队主要任务是测量地形、地貌及为流经灌区渠道定线，队长由1922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的刘钟瑞担任。

水队主要负责测量水位、流量、雨量，队长由1921年同样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的胡步川担任。

这两位先生都是李仪祉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追随李仪祉先生来陕西实现郑白宏愿。

胡步川先生（1893-1981）浙江临海人。水利学家。随师李仪祉先生在陕西兴修水利，参与泾惠渠、汉惠渠、渭惠渠、洛惠渠工程建设。曾任西北大学工科教授、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师、渭惠渠管理局局长兼陕西水利局代局长（图片来自网络）

勘察测量，李仪祉先生也亲力亲为。重要山谷河道，李仪祉先生和队员们一样，手持测量杆，攀上悬崖陡坡。在测量时，李仪祉先生也曾几次因全神贯注于调查测量而不慎失足落水，但他并不以为有什么，反而以此告诫队员，务必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对水陆两队报来的各种数据，李仪祉先生并不轻信。往往自己再次走访当地住户，了解气候、物产、用水，还特地详细了解人口数量及生活状况。

野外测量，并非游山逛水。李仪祉先生和大家一样，一整天都在山间、沟壑奔波，经常很晚才回到住地，有时往返不及，就在野外支起帐篷过一夜，饥一顿饱一餐更是家常便饭。

这样劳苦的工作，没有一个队员叫苦喊累。因为他们从李仪祉先生身上看到一种伟大精神，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能量，自发地产生出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大家的印象里，李仪祉先生身着粗布棉袍，光着头，胸前挂一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望远镜，背着一顶草帽，手拄一根拐棍，袍裤挽到膝盖，满脚都是泥巴。工作起来，认真严谨，穿山越岭时，又时不时和大家拉拉家常，有时兴致所起，还会扯开嗓子，大声吼几段秦腔。

在山沟里测量，如果遇到村子，能吃一碗老乡做的油泼面，李仪祉先生就很开心。他圪蹴在老乡屋门前，口称“麻烦大嫂给拿两瓣大蒜”，就吸溜吸溜吃起来，一碗面下肚，再舀一碗面汤一咕噜灌下去，擦擦嘴，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这哪里是堂堂的建设厅长、水利局长大人，分明就是个同甘共苦、随和宽厚的贴心朋友。

李仪祉先生勘察泾河途中

两年行程二百公里  打开吊嘴遍地是水  

历经两年、行程200多公里的测量与勘探，测量队掌握了泾河流域的地貌和水情等，积累了丰厚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测绘了仲山6.2平方公里1/2000地形图、绘制了9.1平方公里1/5000泾河河谷地形图，测绘了干渠线路水准导线20公里、旧渠水准导线17.5公里，灌区干渠线路200余公里。

李仪祉先生据此撰写了《勘察泾谷报告书》、《论引泾》等10余篇计划报告和论文。

根据陕西省当时的财政状况，李仪祉先生提出甲、乙两种方案。

甲方案为高坝方案，灌地400万亩，投资700-800万元；乙方案为低坝方案，又分为三种设计，投资最少的只需要150万元，可灌溉耕地50万亩。

鉴于当时实际，引泾工程只能按投资最少的方案实施。李仪祉先生遂提出“打开吊儿嘴，遍地都是水”的口号，编印中英文《陕西吊儿嘴水利工程概况》的两本小册子，将引泾工程规划做成模型、照片、图表，在西安亮宝楼（西安南院门原陕西省图书馆）举办展览，广泛宣传，并在灌区各地巡回展出，进行动员。

李仪祉先生看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凝聚而成的引泾计划书和引泾设计图纸，十分自信地说：“水渠成后，其灌田之效有大者，有小者，古人所未及者且需图创发乏失引古已有过去之成绩，而能恢复之，庸非可耻。故吾辈宁至以郑国渠最大之效期，不愿以广惠、同济等渠固步自封也。”

此时期他所撰写的《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引泾策第二次报告书》、《工程的社会问题》、《请拨庚子赔款以兴陕西引泾水利说帖》、《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引泾第二期报告书》等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关注。此后，李仪祉先生为引泾工程早日开工四处奔走呼号，积极筹募款项。

其时军阀刘镇华主政陕西。作为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李仪祉先生多次向刘提出请拨引泾工程款，但都遭到推诿。

李仪祉先生哪能想到军阀只顾利益得失而中饱私囊，一有钱便购置军火扩充部队，以期占据更大地盘，哪里会把国民生计放在心上，更不会把引泾置于考虑之列。李仪祉先生只得三进北平两下南京，四处奔波，争取得到社会上的捐助。

刘镇华（1883-1956），河南巩县人，镇嵩军统领。曾授将军府阜威将军，辛亥革命后，凭藉这支号称十万之众的地方武装，先后投靠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最后归附于蒋介石。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1949年往台湾，1956年在台北病逝。（简介及图片来自网络）

在北平，李仪祉先生意外地遇到了留学德国的同学陈秉哲，陈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供职，还有一个不小的官位。

在德国时，陈秉哲先生就对这个与常人不同、具有远大抱负的同学李仪祉敬佩不已，和别的同学一起戏称其为“圣人”。

陈秉哲先生得知李仪祉来北平的目的后，自告奋勇地为李联系他的好友、北平华洋义赈会的负责人塔德先生，自信能从华洋义赈会得到善款。

陈秉哲极力向他的老朋友塔德先生推荐李仪祉的水利才能，盛赞李仪祉造福桑梓的美好愿望和决心。

可是一开始，塔德不置可否。李仪祉先生遂取出引泾设计图纸展放在桌子上，请其观看。塔德先生无心瞄了两眼，继而趴在图纸上专心致志看了起来，好长时间才抬起头，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赞叹道，真了不起！

陈秉哲先生此时提到希望华洋义赈会援助工程款项，塔德却说，中国眼下政局混乱，不是兴修水利的时候，即使援助你们一部分，按你们中国话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李仪祉先生当即表示只要华洋义赈会能解决大部分工程款，其余部分由我们筹划。塔德先生考虑片刻后说，我是从李先生设计的图纸看出此工程的切实可行和宏伟前景，鉴于此，华洋义赈会可以捐助。

李仪祉先生大喜过望刚要相谢，塔德先生紧接着说，只是用华洋义赈会的款项，要有切实的保障和措施，所以必须由你们陕西省政府出面，并要拨出和我们相等工程款一起使用我们才能捐助。

李仪祉先生只得返身回陕，硬着头皮再去找刘镇华。

杨虎城进言，要治秦先治水  冯玉祥食言，  光打雷不下雨  

原来就在李仪祉先生外出这段时间，杨虎城将军率部打响了驱刘战争。虽然杨虎城等部队赶走了刘镇华，但是刘继而东山再起，率十万大兵包围西安。困城8个月后，才由冯玉祥将军出兵打败刘镇华而解围西安城，冯玉祥临时坐镇陕西。

杨虎城将军于霍去病墓前骑在马踏匈奴雕像上（图片来自网络）

杨虎城将军向冯玉祥将军进言说，治秦先治水，李仪祉先生乃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他带领勘察队攀崖跳涧，用两年时间制定了两套引泾方案，刘镇华就是不给钱，望总司令玉成此事，建万代功业！

冯玉祥将军闻听后说，杨将军只管放心，我一直提倡修水利，植树造林，工程款之事，不成问题。

李仪祉先生得知杨冯对话，当即提笔给冯玉祥写了报告书。

冯玉祥将军在西安新城兵营式的房子里细读了李仪祉先生的呈文，立即接见了他。李仪祉先生见冯将军虽在大热天挥汗如雨，却仍然打着腿带，敦敦实实的个头，完全像一个普通的士兵，心中便有三分敬仰。

冯玉祥将军（图片来自网络）

冯玉祥道，久闻先生大名，看了先生的报告，钦佩之至。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老百姓办事，我冯焕章从不后人，先生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

李仪祉先生遂将图纸铺展在桌上，将两套引泾方案向冯将军作了详细介绍。

冯玉祥将军听后连连称赞，当即表示次日就请李先生陪同前去泾河视察。

李仪祉先生在冯玉祥将军身上看到了希望，以为引泾工程开工在即，不禁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渠通民安的丰收景象。

可是，冯玉祥答应工程款的承诺却干打雷不下雨，最终如泥牛入海，渺无声息。

像李仪祉先生这样一心为国为民的一介书生，岂能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他苦等多时没见拨款回音，正要登门去找冯玉祥时，早年同为陕西商州中学堂教习的茹欲立先生来访。

茹先生见李仪祉急着出门，问他去哪，遂说，冯公已经离陕去沪多日，逸之（李仪祉先生早期称过逸之）兄难道不知？

李仪祉闻言愤怒，顿觉眼前发黑，恨道，什么？人走了？骗子，骗子，上了大当！

茹欲立先生见李仪祉如此愤恨，不解道，冯公去沪与逸之兄何干？

李仪祉先生叹道，冯玉祥亲口答应引泾工程款不日下拨，等了这么久不见兑现，现在竟然一走了之！为什么当官的对利民工程都如此漠视！不为民办事，那还要这官有何用，与军阀刘镇华有什么两样！

茹欲立挥毫书恨赋  李仪祉自愧悯国人  

为缓解李仪祉先生的愤怒情绪，茹先生调侃道，逸之兄身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如果两年前不力辞教育厅厅长的话，现在难得是一身三职的高官呀！

李仪祉先生愤愤地说，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是在做官，而是在尽力为民众去办每一件事！如以我身上所有官位作为交换而能使引泾工程早日开工，我都愿意，即便只做工地上一个小工头足矣。

茹欲立先生（1883-1972）字卓亭，笔名大无畏、皮生。陕西泾阳鲁桥人。早年就学于三原宏道大学堂，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1931年2月任南京政府审计部长。1949年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职。

茹之书法造诣颇高，“精研汉书事例，喜临玩碑版”，专攻魏碑，后攻楷书，功力深厚。

茹欲立闻此慨然道，以逸之兄这种精神境界我是无法安慰了，像逸之兄这种并非为个人生存的至上情操，常人是理解不来的，但愚弟还是要以江文通之言相劝——

雄心未已、千古一帝却莫名猝死在巡视途中的秦始皇，或病或害至今悬念，且其子扶苏不能继位还无故自杀，兄要是秦始皇你恨也不恨？

贵为一国之君赵王张敖，成了秦始皇的阶下囚，家国天下美女巨富一夜之间成为梦幻而成日啼哭，兄要是赵王你恨也不恨？

一世英名只因孤军深入弹尽粮绝才吃了败仗的李陵，只不过没有自杀死在疆场，就背负了几千年的叛国骂名，兄要是李陵你恨也不恨？

孤傲狂胆书生嵇康，看不过好友被人诬陷而仗义执言，却被从前因为来看他而被拒绝，便在心底天天想着报复的钟会栽给同样的诬陷，临死前一曲广陵散动地悲天，兄要是嵇康你恨也不恨？

茹欲立一时兴起，走到李仪祉先生绘图桌前摊开绢纸，提笔疾书江淹《恨赋》中的精彩篇章——

试望平原

蔓草萦骨

拱木敛魂

人生到此

天道宁论

于是仆本恨人

心惊不已

直念古者

伏恨而死

见好友如此相劝，李仪祉先生愤心渐平，也终于意识到，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足够的财力做为支撑，更有着政治因素的制约，以己势单力薄、不谙政治，空有一心为民办事的一腔热血激情而四处碰壁。

无奈之下，李仪祉先生给当局呈文道：“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

书罢愤然拂袖东去。

但李仪祉先生对引泾工程恋恋不舍，带着费尽心血而成的引泾划计划和图纸于身，带着有负于父老乡亲的愧疚之心，带着未能实现郑白宏愿的憾念，无可奈何地去就任上海港务局局长和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此时是1927年底，李仪祉45岁。

李仪祉请辞回乡  杨虎城游说终成  

李仪祉先生虽然奔波于长江上下，却始终不忘陕西引泾工程。他在给好友赵宝珊的信中写到——

弟自民国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荏苒光阴，去我如天，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蔚告乡民者。去春冯公来，注意郑白。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鍤云抉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斯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

字里行间，可见其心至苦之极。

孰料1928年至1929年，陕西连遭大旱，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1929年，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遭受（民国）十八年年馑”。

当时全陕西省三年庄稼颗粒无收，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五六百万人，其中250万人饿死，40万人逃亡，剩下数以百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为生，以至后来竟连树皮都被剥光，饿殍遍野，惨绝人寰，其景惨不忍睹，这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以上三幅照片据说为美国记者拍摄的民国十八年年馑陕西饿死灾民情景，惨不忍睹（图片来自网络）

可叹！如果几年前按照李仪祉先生的计划顺利实施了泾惠渠工程，惨境是否能减轻一些呢。

可叹！历史不可假设。

这张照片系福尔曼1943年所摄中原大饥荒中逃难的河南难民。虽与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相隔若干年，但民情悲苦如出一辙（图片来自网络）

陕西家乡的旱情时时牵动撕扯着李仪祉先生的心，他看到灾后的凄凉景象，痛心长叹，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亦非长治之策。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

1930年，杨虎城将军主陕政，委任南汉宸先生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斯时，新成立的民国陕西省政府将“治秦先治水”列为救灾之重大政治措施，首先考虑的就是修建李仪祉先生早年完成设计的泾惠渠，立即紧急召回李仪祉主持陕西水利大业。

南汉宸先生（1895-1967），山西赵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中共同志。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后又任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逝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图片来自网络）

李仪祉先生在南京接到陕西来电，欣喜若狂，立即给导淮委员会递交请辞报告，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认为导淮工程刚有起色，坚决不予批准，并说，小局要服从大局，导淮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岂能随便调到陕西当什么建设厅厅长？

消息传到陕西，杨虎城、南汉宸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修建水利工程，如果没有李仪祉先生那绝对只能是一句空话！

事关重大，几经商量，杨虎城将军急赴南京面陈蒋介石。但无论他怎样请求，蒋介石就是不松口答应放走李仪祉，杨将军无奈返回陕西。

大灾后民众要求兴修水利的呼声越来越高，陕西省政府也感到引渠灌溉农田迫在眉睫，南汉宸先生给杨将军建议，再去南京找于右任先生、张季鸾先生，请他们游说蒋介石，并让李仪祉先生做宋子文的工作。

于右任先生

张季鸾先生（1888-1941），名炽章。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其父去世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因反袁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图片来自网络）

费尽百般周折，蒋介石终于同意李仪祉请辞。

李仪祉先生闻讯当即返陕，只身拎了内装引泾工程计划的提包就回到故土，留下一大家人在南京善后，并嘱咐家人自行回乡。

总工程师变身工头  泥土模型感化百姓  

在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下，陕西省政府拨款40万元，并由华洋义赈会捐款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捐献15万元、民国政府拨款10万元，另有华北慈善联合委员会朱子桥先生捐助水泥2万筒，李仪祉先生筹划多年的引泾工程终于在1930年冬破土动工了。

陕西泾惠渠以泾水为水源，其工程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是在泾阳县张家山建混凝土滚水坝一座，坝高9米，长68米，基宽17米，顶宽4米。大坝可以将一部分泾水拦入引水渠。

二是凿引水渠11230米，内有3座隧洞，最长的为359米；引水渠前段1800多米为石渠，后段为土渠，末端建有定沙池、退水冲沙闸和进水闸。

三是在灌区修建灌溉渠道，干渠、支渠共370公里。

泾惠渠渠首张家山水库今景

当时正值大灾过后，瘟疫在陕西关中地区到处蔓延，造成人工缺乏而且建筑材料奇缺，使得引泾工程困难重重。

李仪祉先生派人到各乡动员人力修渠，提出“以工代赈”；倡导就地取材，拆庙宇收碑石。此举遭到不少乡绅反对，他们鼓动老百姓阻拦拆庙修渠，并组织人员到省政府告状，迫使工程无法进行。

李仪祉先生亲自用纸浆、泥土制作了一个引泾工程大模型，让人抬到泾阳县政府大堂上，让乡绅和老百姓观看，并讲述修建泾惠渠的好处。

李仪祉先生发自肺腑地说道，我是陕西人，我绝没有二心，决不会把水利变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们早能把渠修成浇地，哪会有死尸遍地的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的悲惨景象！

一席话说得乡绅无言以对，百姓心悦诚服，欢欣不已。

工程终于又得以继续进行。

施工过程中，李仪祉经常吃住在工地，及时具体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精心施工，随时解决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

真如他以前所说，当起了工地上的一名小小工头。

一九三二年六月，倾注了李仪祉先生心血以及人老几辈期待的灌溉水渠，终于修成开闸放水。两岸百姓，无不欢欣。

可是，水利水利，有人却用来为害。

李仪祉先生愤而禁烟，明言——「有则赶快铲除，无则更加自勉。如果查有偷种，勿谓法令森严。土地全数充公，家产不能保全。奉劝父老兄弟，务须听此忠言。」

泾惠渠建成通水   李仪祉明令禁烟

1932年6月20日，这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天，载入了中国水利史。

这一天，陕西泾阳、三原、高陵一带的老百姓像过节一样，扶老携幼，脸上都是惊喜与好奇，来到泾惠渠两岸。

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通水，放水典礼在这一天举行。

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吴稚晖先生、于右任先生、褚民谊先生，华洋义赈会代表塔德、艾德敷、贝克诸先生，美国檀香山华侨代表陈福田先生，还有政界要员杨虎城将军、各界名流朱子桥先生等出席了放水仪式。

吴稚晖先生（1865-1953），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卒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的吴稚晖铜像，为台北市地标之一。（简介/图片来自网络）

朱子桥将军（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生于山东长清。因在北方长大，故有北人慷慨刚直气质。曾任督军，人称朱将军。平时对地方公益善举，无不勉力捐输，玉成其美。早年不信佛法，并以拆庙掀神为能事。自皈依印光大师后，笃修净土，行持不苟。其时陕西亢旱，饥民死亡甚众。印公筹款放赈，命子桥全权董事。子桥尽瘁赈务，不辱师命，深得印公嘉许。又各方呼吁，力筹赈济，上海社会名流、佛教居士也多尽力捐输，关中灾民得以延命。其后，以灾区无家可归的孤儿甚多，在西安、扶风各设灾童教养院一所，以收容之。

长安隋唐旧都，名刹甚多，入民国后，衰败已极。朱子桥发愿尽力恢复，整修大慈恩寺大雁塔、兴教寺三藏舍利塔。曾主持筹款于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修缮时无意间发现地宫门，有人试图用马灯吊下去一看究竟。朱子桥闻讯赶来，立即叫停，并命令将坑道填平用黄土夯实，诚恳劝诫众人一定严守秘密，时局不济，日本人已占领华北，若风声走漏致使珍宝落入日寇手中，大家都将成为千古罪人。法门寺地宫在当地群众维护大义的缄默中避过一劫。（简介/图片来自网络）

正午时分，李仪祉先生一声“开闸放水”，顿见涛涛泾河水顺渠而下，两岸百姓欢呼不已，幼童在岸上追随渠水叫嚷跑闹，早已有一些性急者趴在渠边捧水畅饮，白发苍苍的老人跌坐在渠边，不禁喜极而泣。老一辈常年烧香供果求神一辈子，也没有求到过这么多的水啊。

一个老农从渠水里满满舀起一碗水，举过头顶，挤到李仪祉先生面前，大声说道，世人世代给龙王爷烧了上千年的香，磕了几百年的头，保佑我们不要受干旱，结果顶个屁用，修泾惠渠时咱们把庙拆了没神了，今后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活菩萨！我们的活龙王！

言罢老泪纵横，跪下就要叩头。李仪祉先生连忙一手接过水碗，一手扶起老农。李先生对大家高声说道，这次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不惜拨款40万金钱，又承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美国檀香山华侨捐款合起来有百万元，为我们三秦父老办成了这流传万古的水利大业，大家都需向各捐款人刻骨铭心的感谢！欢呼声骤起，响彻朗朗晴空。

放水典礼现场，西安易俗社连唱三天秦腔大戏以示庆贺。

1935年，第二期泾惠渠工程完工，由一期灌溉耕地的50万亩扩灌至65万亩。

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中国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汪胡祯先生

李仪祉先生的学生汪胡祯先生回忆说——

“当泾惠渠开工时，我曾前往工地，时值大灾之后，农业凋敝已极，农民大都四处逃散，真有十室九空的情况。农民出走时，把室中物品和门窗屋顶木料全部卖掉，用泥土填塞墙洞而去，可见‘家徒四壁’竟非虚语。

“我于1935年再去泾惠渠，当时灌区已浇地65万亩，农民连续2年获得大丰收，灌区之内情况大变，到处人民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无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服。集市百货充斥尤为热闹，最触目的为染坊晒布的木架高耸入云，像旗帜那样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土布。农家屋房均已修饰一新，找不出旧时破烂痕迹。

”水利建设效益的宏大，我非亲眼目睹也不敢相信的。”

水利为善事，有人却利用它来做坏事。

正当泾惠渠两岸百姓享受着水利带来的巨大丰收，当地一些有权势的乡绅、地头蛇伺机霸占水渠欺压良善开始偷种鸦片。

李仪祉先生风闻当即心急火燎赶到灌区，召集镇、乡、村长以及百姓，向他们说道，咱渭北向来不种鸦片，但恐得水利之后，一些贪财牟利之徒偷着去种，不得不预先警告。我为了引泾辛苦多年，为的什么？如果有人借水利而种洋烟，这比用钢刀戳了我的心还要厉害。

李仪祉先生每一句话，都似乎全力吼喊出来——

以后若有人偷着种一棵鸦片，便是破坏水渠的第一大罪，便是渭北人民公敌。咱五县人民应将这种人驱逐出境，田产充公，永远要这样严禁。若此事办不成，则不如大家痛痛快快地把我杀了，我还感谢大家呢！

次日，沿渠关中各县县城都张贴出禁种鸦片的布告。李仪祉先生还吩咐各县区派专人走乡串村宣传种烟之害，抵制歪风蔓延。

第二年开春，正值开闸灌田的高峰时期，李仪祉先生再次发布禁止私种鸦片的布告，并亲拟告文——

“今借春种时节，唯恐有人当作儿戏，特再重申前令。有则赶快铲除，无则更加自勉。如果查有偷种，勿谓法令森严。土地全数充公，家产不能保全。奉劝父老兄弟，务须听此忠言。”

在李仪祉先生三令五申下，泾惠渠灌区再无人敢种大烟了，这一下可断了一些地方豪绅们的财源。他们由于利用引水之便种植鸦片，牟取暴利，坑害社会，因此对李仪祉先生“禁烟”之举大为恼怒，恨之入骨。虽当面不敢反抗，但仍想尽办法企图贿赂李仪祉先生。一些人官居高位却也常常见利忘义，一些受贿官员备了厚礼企图向李仪祉先生行贿为地方豪绅讲情疏通，但每每被李仪祉先生无私训斥。

李仪祉先生拒绝一切说情者，不论其职位高低。对于行贿者，他更是不客气，轻则令其拿走，重则绳之以法。

他说：“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不能为了做官而忘了做人的大义。”

当时，也有一些李仪祉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关心地相劝，在当今的社会上办事，不必过于认真，免得惹是生非影响人身安全。

李仪祉先生闻言非常生气，严肃地对身边人说：“假如我现在对那帮人妥协，我就做了千秋万代的罪人。万事都可以让步，唯有真理不能让！万没有想到，你们也竟如此来劝我，若依了那帮人，水利就会变成水害！”

从立志修渠时，李仪祉先生就重视水渠建成后的灌溉管理。

1934年，他倡导成立了陕西泾惠渠管理局，建立了国家水利专管机构与群众基层水利管理组织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干支渠分段设水老，斗设斗长，村社渠保，分级管理。实行按亩征收水费，建立了科学用水和工程管护制度。

李仪祉先生清楚地意识到，要保证科学管理办法的顺利实施，还必须有一批专门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李仪祉先生明确规定，这些管理人员必须经过民众选举产生，并严禁吃过官司、抽过大烟、当过军阀走狗、做过地方官吏的这四种人进入到监督管理队伍。

除此，他还进行水文、气象观测，开展农作物灌溉试验，使得沿渠农民大为获益，泾惠灌区成了陕西关中最富庶的地区，被陕西人羡慕地称为“白菜心”。

泾惠渠建成后，李仪祉先生坚决辞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务，专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设计实施兴建“关中八惠”，即泾惠渠、渭惠渠、惠渠洛、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的宏伟规划。

1932年，陕西泾惠渠一期工程刚刚竣工，李仪祉先生就开始设计洛惠渠工程。他当时因病卧床，但在设计的同时，仍坚持或亲临、或派员勘察洛水两岸，亲探幽谷及白水南河，选好了洛河大坝坝址，又根据数据资料，作出了洛惠渠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绘制了引洛图纸。

李仪祉先生致信杨虎城将军：“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

杨将军欣然同意，于是二人一起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在长途汽车上，杨虎城将军大笔一挥就批准了李仪祉的“关于成立引洛工程局的报告”。

其计划由洛河头筑坝引水，穿越铁镰山，灌溉陕西大荔、朝邑县农田50万亩，预算投资121万元。

1933年，邵力子先生继任民国陕西省政府主席，继续支持引洛工程，当年开工，到1936年渠道基本开通，唯铁镰山五号隧洞受阻，工程艰巨，直至1947年才勉强通水，1950年灌地10万亩，后扩灌到70万亩。

邵力子先生（1882-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早年加入同盟会，与柳亚子发起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后，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简介/图片来自网络）

1933年，李仪祉先生命人勘测陕西渭惠渠，1934年完成设计，决定从陕西眉县魏家堡筑坝引水，灌溉陕西武功、兴平、咸阳等县60万亩农田。1935年春开工，1936年12月渠成通水，初灌农田30万亩。

1936年陕西眉县梅惠渠开工，1938年6月竣工通水，浇灌农田地30万亩。

此外，李仪祉先生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设计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和陕北的定（无定河）惠渠和织女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李仪祉先生一面抱病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积极地投入抗日运动；一面加紧组织陕西关中渭惠渠、陕北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爱国之心。

李仪祉先生耗尽心血精心设计而成的陕西“关中八惠”，从1932年泾惠渠建成，到李先生辞世多年后的1947年涝惠渠通水，历经15年。

与此同时，1938年陕北建成织女渠灌耕地4万亩；1942年陕南建成褒惠渠，灌耕地14万亩；1945年陕南建成汉惠渠，灌溉耕地11万亩；1948年建成陕南湑惠渠，灌耕地16万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陕西省灌溉面积达到了336.34万亩，惠及秦岭南北、三秦大地，基本实现了李仪祉先生自青年时就立下的郑白宏愿。后人对李仪祉先生在水利事业上的贡献作了如下评价——

“水利建设实施在旧社会是很困难的。盖以大江大河的治理涉及面广，在治理上有新旧之争，在厉害关系上有畛域之议，这是旧社会所难得解决的，最多亦只能做些调查研究功夫。李先生则专心致力于关中水利，锲而不舍，誓以终身。

“在关中八惠的计划中先后完成泾惠渠与渭惠渠并洛惠渠与梅惠渠的施工。这是旧社会水利建设中罕见的成就。尤可贵者，从勘察设计，到奔走呼号筹款、施工，皆身任之。为减轻陕西旱灾，历尽辛苦，长期不懈，终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