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鲁联军的末路，桀骜不驯终在滦河会战彻底覆灭

一　蒋介石决心武力解决直鲁残军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残军，是和平接收京津的遗留问题。1928年6月12日，直鲁残军“约有六七万人”，遵约由天津撤往汉沽至滦县一带，大本营设在唐山裕丰饭店，称直隶军务督办行辕，褚玉璞就驻在这里；王琦任唐山临时警备总司令兼警察厅厅长；许琨任前敌总指挥，“驻在芦台；袁振青驻在开平，于世铭驻在迁安或滦县守备”。

蒋介石对直鲁残军，虽曾于7月15日下达过讨伐令，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负滦河方面军事全责；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负热河方面军事全责；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负责策应左右两路军。但由于平奉铁路沿线（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北京更名“北平”）有英、日等国驻军，张宗昌又得到日本的暗中支持，9月以前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追剿”行动，而主要依靠和促使已于7月1日表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的张学良将其“收束”出关，以避免发生第二个“济案”。8月5日，蒋介石指示陈调元：“山海关内之直鲁残部处分问题，已点编，克日率领出关，故所有军事行动，即时停止。其东征各军，可暂集中原定地点，以待后命。”在蒋介石看来，这样做，对张学良是否真心拥护统一，也是个检验。

但是，张学良实际并不希望张、褚直鲁残军退往关外。他屡次拒绝张宗昌请升任其为黑龙江省督办的要求，便说明了这一点。张学良深知张、褚直鲁残军只是奉系的外围部队，军纪一向不佳，而且张宗昌又是个桀骜不驯、难于驾驭之徒，令其退到关外，无异于引狼入室，难保不发生肘腋之变。他认为较为理想的办法还是就地和平编遣。

为此，7月29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表示愿负编遣整理张、褚残军全责，请白暂停东征。白崇禧复电接受张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在五星期内解决问题。随后，张学良“电招【召】张宗昌到奉讨论一切，张旋即派褚玉璞到奉与议，经议决第一期暂将该军号称七万众者，遣散两万，其余五万，内有枪者不过二万”，限于四个月内裁至仅存此二万人为止，并当即发给褚玉璞遣散费现洋25万元。但褚玉璞回到唐山后，并未依议行事，直到8月中旬，白崇禧仍未见到直鲁残军的任何编遣迹象。白随即致电张学良，指出张、褚失信，所部盘踞如故，延未改编，要求张学良履行前次承诺，严加督责。张学良于是再次电召张、褚赴奉磋商编遣办法，张宗昌仍拒不出席，仅褚玉璞一人到奉。参加这次会商的还有先期到达奉天的白崇禧代表何千里。据何后来回忆说，褚玉璞曾私下请他转告白崇禧，“能不能约定各守地界，互不相犯”，何当即意识到这是“要和白划界自守，免去后顾之忧，好向奉方讨价发展”，而拒绝了褚的要求。张学良为了说服张、褚接受编遣，表示“此次裁兵，非只限于直鲁军队，即予三省军队，亦决于近期内裁去四分之三，所余军额只御外人不侵凌，及捍卫省境为度”，并允诺可适当追加部分编遣费。他要求直鲁军“裁编为四师，老弱不驯者，悉行淘汰”。希望褚玉璞、张宗昌“交出兵柄，俾呈请国民政府予以其他名义，以为身体自由之保障”。至于他们的个人花费，表示“奉天可以供给”。最后，张学良会同何千里与褚玉璞议定：褚部直军“全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大致办法是增拨褚玉璞遣散费现洋15万元，按军官每人50元，士兵每人10元分发。计滦河以西“遣散者约一万八千左右，余部再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前后结束，留至三旅为止”。从协议中只字未提张宗昌鲁军怎样遣散可以看出，张学良与褚玉璞实际仅达成遣散褚部直军的第一步计划。

为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诚心拥护，8月21日，张学良致电白崇禧等北平有关人士，对未能如期速办收束关内直鲁残军一事表示“甚为愧怍”，同时通报他这次与褚玉璞所议定的编遣计划，请白崇禧派监视员二人赴奉会同监督执行。白在与张学良的往复商讨过程中，要求张宗昌、褚玉璞“将芦台、宁河驻军先行撤退，以表诚意”，并派徐承熙、钱承德二人前往奉天监视一切。张宗昌本来就对褚、张所定编遣协议不满，现在又要求他们先从芦台、宁河撤退，自然更加窝火。他与褚玉璞表面复电张学良，“承诺”撤退，而暗中却在节外生枝，借口道路泥泞，大队人马行动困难，要求展限，“期于十日内撤尽，务请健兄（白崇禧字健生）转令所部，俟彼军撤退以后，再行接防，以免赓续跟追，致生误会”。张学良一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难题，随即转电白崇禧，表示张、褚所请，“尚在情理之中，似颇出于诚意”，“请予谅解”。30日，又分别致电傅作义、何成濬、方本仁等人，并通过何、方转陈蒋介石，称白崇禧所派监视员9月1日可到，一俟双方会同点验后，张、褚直鲁军“即可撤退滦河以东，是此事不日当可告一段落”。请求蒋介石、傅作义等人也能循张、褚所请，展限10日。但是这一次，南京国民政府已没了耐心。31日，白崇禧复电张学良，“大意谓本人奉令担任肃清关内军事，月余以来，停师未进，即因奉方对张、褚残军，允负责收束。讵一再迁延，张、褚仍无悔祸之意。应即撤退滦河以东，听候解决，宽限一层，决难承认”。张学良迫不得已，即电白崇禧，表示“不复过问”张、褚之事，促其从速进剿。张宗昌获知展限10日被拒后，又径自“派代表郑大伟至津”，“图接洽缓攻”，同样是无功而返。

南京国民政府这时转而坚持强硬态度，据白崇禧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驻平办事处长杨杰说，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平津华洋杂处，平奉要道，常任一隅之寇，为之梗塞，殊属妨碍国际观瞻；（二）平津食粮，多来自关外，平奉交通断绝，则平津粮食，终有断绝之虞；（三）张学良对所扣车辆，确全放回，但因道梗阻，无法交割，而影响国计民生，殊为重大；（四）以一隅之寇，致数十万大军，常驻平津附近，亦多不便。故白总指挥对张学良之展期要求，不能接受。”杨杰所讲第一点从中外关系立论，当时平津两地，外国侨民较多，所谓“妨碍国际观瞻”，无非是怕外人因直鲁残军问题久拖不决，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能力失去信心。第二、三点是讲直鲁残军横亘平奉铁路沿线，不但张学良久已答应交回的当日奉军出关时所扣铁路车辆无法通过，影响平奉及其他各铁路的运输，而且平津所赖以生存的关外粮食，也因平奉交通断绝而有告竭之虞。事实上，除了粮食，平津的用煤也是个大问题。据当时舆论指出，平津用煤，受交通、军事之累也很大，“如开滦煤阻于铁道，抚顺煤则又扼于海河，而山西煤产更苦无法运出。查开滦公司本自有机车车皮，专供运煤之用，只以畏惧军队截留，不敢开出。日前曾由平津卫戍总司令部通令沿路驻军，不许截留开滦车辆，然津东未克，车不能通，故开滦之煤，终不能运”。怎么办呢？“根本办法，只有速决津东问题，打通平奉铁路，收回关外车辆”。第四点实际是说，如不尽快解决直鲁残军问题，平津一带数十万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将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因为8月一过，京津地区，寒冬即至，且不说给养问题，即气候一项，也让许多来自湘、桂等南方地区的部队难以适应。

杨杰所言，当然都是实情，但并不全面，尚有几个重要原因，被其有意无意忽略了。首先，南京国民政府这时决心对直鲁残军动武，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编遣直鲁残军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白崇禧对此有明确说明，他说：“直鲁残部，分子复杂，迁延数旬，尚未就范，恐张汉卿难以收拾。若任长此盘踞，殊非得计，故最近（中央及蒋总司令）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其次，还和蒋介石当时所极力推行的裁军政策有关。京津和平接收后，蒋介石认为统一告成，开始要求各北伐集团军裁军。但直鲁残军一日不消灭，各集团军就有拒绝甚至继续扩军的理由。据当时报载，河北各地云集北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约计五六十万”，“平奉路上有白崇禧部，保定一带有商震部，津东前方有徐永昌部、郑大章部、高桂滋部、陈调元一部，北平附近有张荫梧、方振武部……这些军队所到的地方，仍有强迫招兵，征发给养，且有师旅长委任县知事的”。为打消各集团军的招兵借口，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尽快消灭直鲁残军。最后，也是北方民众，特别是津东地区民众，强烈要求的结果。由于直鲁残军横征暴敛，靡无底止，欲借津东之地，作困兽之斗。因此自7月初起，就不断有津东各县民众，或呈文平津军事当局，或投书各言论机关，请求速即派兵进剿：“（一）于最短期间肃清津东残余军阀。（二）早日完成革命，全国统一。”以天津《大公报》为代表的平津言论机关，除经常报道直鲁残军的暴虐和民间疾苦外，也不断告诫南京国民政府不可不重视津东问题，甚至说：“近来肃清关内之说，业已搁置不谈，而残军败将盘踞津东者，又迄未闻关外有具体之收拾办法，此方东征各军之刁斗相连者，不进不退，亦足令地方苦于供应，凡此皆可使地方益陷于绝望悲惨之境，适予煽动勾串者以运用之资，此诚北方之大隐忧，其性质严重，未必亚于南方，特觉察之者尚少耳。”再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需要。蒋介石接受了代表他和白崇禧前往奉天与张学良谈判“东北易帜”问题的方本仁的建议，暂时搁下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问题。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武力解决直鲁残军的抉择。

二　白崇禧东征直鲁残军的经过

白崇禧奉命东征直鲁残军后，迅即将所辖各部分为左翼、右翼及中央三军，左翼以第四集团军李品仙、叶琪、廖磊部为主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沿平榆大道前进，自玉田、遵化进攻丰润；右翼以第三集团军部队为主力，由徐永昌任总指挥，自北塘沿平奉路前进，直趋唐山；中央一路原由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担任，后因该部追剿樊钟秀建国豫军，奉调南下豫、陕，改由第一集团军范熙绩部担任；后方总预备队由第二集团军刘镇华部负责，分驻宝坻、武清、杨村、廊坊、落垡等地。为避免平奉铁路沿线的外国驻军及侨民节外生枝，再次制造“济南事件”之类的外交问题，白崇禧于9月1日偕少将参议鲍观澄、外交部驻平交际科长刘乃藩，遍访荷兰、美、英、日、意、法、德、葡、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公使、代办，告以此次特访各位公使、代办，除为国际上友谊的拜访外，主要在陈明奉命出征直鲁残军的有关事宜。他着重解释和承诺了以下三事：一、武力解决直鲁残军，已刻不容缓。“关内直鲁残部，军纪不良，骚扰地方，妨碍交通，破坏统一，不独为中国人民之患，即各国寄居天津及平奉线上之侨民，亦不能安居乐业……故最近迭次电催，从速进兵解决”。二、对直鲁残军，有必胜把握。“就军事上而论，直鲁残部，号称四五万人，枪枝不过三万，该军之战斗力，不问可知。故对此次军队之解决，极有把握……最多不出一月，必可肃清，届时津榆交通，必可恢复，此当为中外侨民所共盼望者”。三、当全力保护各国侨民利益。“本军经过各地，对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当一体竭力保护，应请转告贵国侨民，安居乐业，毋相惊扰”。各国公使及代办对白崇禧的承诺普遍表示“满意”，有的甚至答应“派遣武官随军前进，遇事妥商”。白崇禧运用外交手腕，取得了“免外人之阻碍”的预期效果。

9月2日夜，白崇禧出发东征，由北平抵达天津。4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一、右翼徐永昌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芦台、杨家泊之线后，以主力与中路军联络，由铁路以南地区进攻唐山、开平之侧背，破坏敌人后方铁路，断其退路；奏效后，即向乐亭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二、中路军范熙绩所部，务于7日以前占领宁河、丰台之线后，与右翼军联系，进攻胥各庄与唐山正面之敌；奏效后，即沿铁路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三、左翼李品仙所部，务于8日以前占领丰润至大鹿河之线后，以一部进击榛子镇，向沙河驿、迁安方面警戒，以主力进攻唐山、开平敌之右侧背。奏效后，即由铁路以北地区追击前进，至滦河西岸待命。四、第二集团军郑大章、第三集团军孙长胜所部骑兵暂归李品仙指挥，由铁路以北地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警戒我军左侧方，准备袭击向迁安、冷口逃窜之敌。五、各军对于外侨所驻之地及其生命财产，宜保护安全。六、总预备队暂驻天津附近，候军事进展后即向军粮城、芦台前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在规劝无效的最后关头，电令胡毓坤部扼守滦河，与白崇禧共同夹击张、褚残部，阻其肆扰出关。

在白崇禧的强大军事压力下，9月6日，直鲁残军纷纷自丰台、宁河、芦台等地退守老庄子、韩城、胥各庄一线，在丰润、唐山等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8日拂晓，李品仙督率左翼军魏益三、刘春荣部进攻丰润，激战数小时，逐次击破城外之敌，由东北、西南两门攻入城内，上午10时，占领丰润，残敌向东南方向退却。9日，右翼徐永昌指挥所部占领唐坊、胥各庄，连夜绕袭唐山，守敌惊惶退往洼里、古冶。10日，左、中、右三军胜利会师唐山，白崇禧随即在此召集前敌各重要将领会议，商讨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李品仙指挥西路，进攻滦河，徐永昌指挥东路，攻乐亭”。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张宗昌。11日夜，中、右两军同占开平、榛子镇，12日晨占洼里、古冶。白崇禧亲临前线督战，命令各军乘胜前进，夺取滦州。下午1时，徐永昌部骑兵第三旅首先攻入城内，李品仙部则在城外雷庄车站与敌激战。与此同时，范熙绩部也加入作战。是日夜，滦州完全克复，残敌大部东渡滦河，向东北逃窜，小部分南北两路退往迁安、乐亭，滦河西岸基本为白崇禧东征军所占领。

张、褚残部渡河东窜后，白崇禧因奉军未加阻拦，曾电责张学良失信，违背了当日“夹击”诺言。张学良内部也议论纷纷，困惑不解者有之，大为不满者也有之。为此，张学良一面电复白崇禧，解释这是“因前线见有张宗昌眷属车东开，不便阻止，故尔放行，其部众乃乘机挤过。但奉军现决以武力解决，已命杨宇霆赴前方督战，负责执行编遣”。一面召集奉天省垣各机关各法团负责人至总司令部，演说他这次准予直鲁军渡河的经过及最后决心。他说：鉴于直鲁军“野蛮性成”，他曾电令胡毓坤军长“扼守滦河”，“嗣据胡军长电询，如张之家眷因败退渡河，可否令渡？本总司令以其末路可悯，复电准予放行，不意该部竟于列车内，满载武装军士，冒充家眷列车。渡河后，立将奉军守桥之一部分军队缴械，并向驻守奉军开枪反抗。胡军长当即返奉面陈经过，并谓张宗昌曾云，可以凭借某种军队，夺还直鲁，恢复当日地盘，汝（指胡）可随我取一致行动等语。本总司令以此冥顽，终难同化，予对彼决不瞻徇私交，贻误大局，此节决请安心。即以现事证之，便可了然，前因江（指黑龙江）省督办一席，张（指张宗昌）自以资格较万（指万福麟）为深，屡请畀伊，予始终未允其请，盖恐其匪军所至，至酿成第二之山东耳，此可见本总司令对张之态度矣。且张部之恶暴，举国共恨。此次决计彻底铲除，只为国家削除大患，预计一星期内可完全解决。请转告商民，俾知此次战事之真相，勿滋疑惧，是为至盼”。张学良一如既往，对这次武力铲除直鲁残军，仍表示要由奉军独力担任。当他得知白崇禧东征军，已有部分部队渡过滦河，追击张、褚残部时，曾不止一次致电白，提出奉军已在石门寨等地与张宗昌残部接火，不日即可肃清，请白电令所部不必过河，由他自行解决。白崇禧有感于张学良已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自应以“新奉天视之，解决直鲁残孽，是奉方立功国家之绝好机会。吾人既不以旧日眼光看奉方，故乐将此种机会与彼”；另一方面也因东征军内部有少数部队（主要是所属冯玉祥第四集团军）与“奉军颇隔阂”，怕引发不必要的“误会”；再加上北戴河、秦皇岛、榆关等地均有“外军屯驻，关系复杂”，万一因此引起“外交纠葛”，更是他担当不起的，于是当即电令各部：未渡河之师，“俱陈兵滦河岸，架桥待渡”，已渡河之师，就地待命，暂勿前进，“河东之事，暂听张学良负责”。

张宗昌见奉方与直鲁军似已无多少调和的余地，失望之余，于9月14日发表抗奉通电，指责张学良“视余等为敌寇，勾连赤贼，向南请和”，“实背先人（指张作霖）之遗训”，故“不得不还师向奉，与奉军兵戎相见”，并假借名义，将奉军汲金纯、胡毓坤、于学忠等军长列名其中，企图挑拨奉军内部和张学良、白崇禧之间的关系。张学良也针锋相对，于是日通电奉军各军官予以驳斥，指出奉军“对南妥协”，实为“尊重民意”，“避免战争”。“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对于屡次议定之收束（军队）办法，延不实行，及国军进迫，反率队渡河，退踞我军战地。初不解其用意所在，今接来电，始知效坤本意，实欲牵率我军入于漩涡，以偿其拥兵之志愿，及我军不受愚弄，乃一转而为攻奉之谋。其尤可笑者，电尾署名仍将我方军长牵连加入，实则汲、胡、于各军长现正着手将该军解缴武装，何至有列名之事？”但他最后仍幻想通过他与直鲁军之间的个人旧谊来消除战祸，因而委婉表示：“效坤果能觉悟来归，友谊自当如故”，学良“日来所取断然之处置”，“实具不得已之苦衷”。9月17日，张学良还特地发表劝告直鲁将士一文，表示他与直鲁将士“袍泽多年，久同患难”，“对于该军意在保全，并非歧视，该军如能恪遵命令，解缴武装，将来改编以后，仍当留用，即编余之将校，亦悉照募待军官章程办理”。但是，张学良的“个人友谊”，丝毫没有打动张宗昌的心，奉军与直鲁军的战事仍在继续进行。

由于奉军准备不足，白崇禧东征军又应张学良之请暂未加入作战，奉军在战事最初的几天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9月20日，杨杰向报界记者透露：“关内奉、鲁两军之激战，迄十八日止，奉军确受挫败，张、褚残部作战殊猛，奉军曾一度退北戴河，秦皇岛闻炮声隆隆不绝，一时奉军几有出关之势。”张学良也不否认这一事实，据当时报载，张学良致白崇禧巧（18日）电，“对安山奉军初战之失利，亦承认不讳，并自述其种种苦心，称为向所未遇之困难”(48)。实际上，9月12日，驻守滦河东岸的奉军胡毓坤部就被直鲁军包围了。据白崇禧此前派往奉天监视改编直鲁残军，并随杨宇霆亲至滦东视察战事的徐承熙当时告诉记者：9月11日夜，直鲁残军在白崇禧东征军的追剿下，纷纷向滦东奉军防区溃退。起初，他们佯称：“将空车放回滦东，情愿受编，胡毓坤信以为实，未加戒备。后该项空车，到距滦河桥约二里之米各庄车站停车，而东面六列车所藏者，均为作战兵士，并纷向安山附近布置战壕，胡毓坤部遂陷于重围状态。迄十二日上午，张、褚各部完全渡河，并向两翼布置防御，胡毓坤部一时被直鲁军截为三段，无集合之能力，胡毓坤亦被张、褚所包围。胡无法，乃承认与张、褚合作驱张学良，并对张、褚通电签字。”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胡毓坤“列名”张宗昌9月14日抗奉通电的由来。但是暗地里，胡毓坤仍在“安山谋集中攻击（直鲁军）。事被张、褚侦知，以胡合作既无诚意，乃令全军于十三日拂晓向胡军猛烈攻击，胡军第十四师几全军覆没。胡在安山附近之司令部，即被直鲁军重围。旋第八军李振唐部向安山东方增援，亦被直鲁军击溃一旅之众……十四日拂晓，张宗昌亲率所部由大李店绕到安山北方，褚玉璞亦上阵督师，当时势焰颇大”。白崇禧见奉军形势吃紧，不忍坐视，除命令原在滦东的陈调元部两师采取必要行动外，又于9月15日调李品仙一部渡河加入滦东作战，夹击直鲁残军。张学良一面命打虎山王树常全军火速入关参战，一面从榆关、昌黎调兵增援。16日，杨宇霆亲临北戴河，督率胡毓坤、于学忠、汲金纯、李振唐等部自东向西发动全面反攻，富双英部自芦龙向南进逼。白崇禧东征军则配合奉军在滦河东岸截击，对安山一带直鲁残军主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经过两日激战，18日，奉军占领安山，直鲁残军完全丧失斗志，纷纷改换门庭，自寻出路。19日，褚玉璞亲至安山，向杨宇霆请求停战，听候改编。21日，张宗昌化装村野匹夫，自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潜逃。

退守滦东的直鲁残军总计九个师，情愿重新渡河而西，投奔白崇禧东征军者为姚钰、王恩贵、于世铭、祝祥本、张骏、刘振邦部，袁振青部愿归附奉军，方永昌、王琦两部已先在秦皇岛被奉军缴械。为尽快结束战事，白崇禧原拟暂予收容姚钰等六部，准其于9月21日携械渡河。经蒋介石批准，他权委姚钰、王恩贵、于世铭为暂编师长，祝祥本、张骏、刘振邦为副师长，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指定于世铭部驻开平、胥各庄，刘振邦部驻古冶、洼里，王恩贵、张骏部驻雷庄，祝祥本、姚钰部驻滦州。但很快又发现各该部“军装缺乏，形同乞丐”，本部军队，尚虞饥寒，安有余力供其给养？加上各该部“野性难驯，军纪不良”，渡河以后“又有不稳风传”，特别是蒋介石当时屡以扩军为厉禁，收编乃是蒋系以外各军一大忌，便于22日在滦州召集范熙绩等前线将领开一军事会议，决定于23日晚将各该部悉数缴械遣散，并规定：“兵士每名给资五元，上士十元，尉官二十元，校官五十元，将官二百元。议既定，遂于二十三日晚各处同时包围缴械。当缴械时，张骏、王恩贵两部无甚抵抗，祝祥本部亦尚服从，惟胥各庄之于（世铭）部及古冶、洼里之刘（振邦）部等，抵抗甚烈……胥各庄二十三晚八时开火，十时始平复，国军亦死伤约二百人。”与此同时，袁振青部也于21日在安山附近被杨宇霆缴械。24日，白崇禧、杨宇霆会晤于滦州桥上杨的专车内，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并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一、各自向上级报告此次战事经过；二、滦州东西的防务问题；三、奉军交还被扣机车车辆问题。至此，白崇禧肃清张、褚直鲁残军的津东滦河之役宣告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