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那些青天白日勋章，并不是只看军功

青天白日勋章，是民国政府的军职勋章，1929年开始颁发，勋章的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其等级仅次于1935年开始颁发的国光勋章。由于国光勋章的特殊性，青天白日勋章实际上就成为了抗战期间，军职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级别奖章。

而查阅抗战14年期间青天白日勋章颁发情况，笔者觉得更多时候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为什么笔者会有这样的感受？

首先来说说抗战期间哪一次战役所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最多？

如果从1937年开始算起，就是滇西缅北反攻。这次反攻战役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对日军难得的全面胜利，并且打通了外援通道，这对于长期与日军鏖战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好消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次战役颁发了18枚青天白日勋章。上至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下到参加松山战斗的荣誉1师第3团第3营第9连连长张其昌少尉。

在这18枚青天白日勋章中，因松山战斗颁发的就占6枚。获得者分别为：

第八军军长何邵周（指挥攻克松山，战果辉煌）；

103师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临危受命，迭创奇功，身受重伤，确保成果）；

309团第3营少校营长黄人伟（攻占两大据点，败敌七次，逆袭3次，重伤不退）；

荣誉1师第3团上校团长赵发笔（乘坑道爆破反复争夺松山顶而固守之，黄土坡之攻击再奏伟功）；

荣誉1师第3团第3营第9连排长张其昌少尉（舍身犯难，确保成果，开松山克复之端）；

第82师第246团第3营中校营长谢梦熊（深入敌阵，夺获山炮，继以强袭，为国捐躯）。

滇缅反攻再往下，就是台儿庄战役后所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数量次之。如果包括40军军长庞炳勋的青天白日勋章（该勋章为嘉奖庞河北沧县和临沂两次战役），共12枚。特别是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从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中将到集团军下辖的2个军军长、3个师长、1个独立旅旅长外加配属的炮7团团长都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汤恩伯军团，分别是军团长汤恩伯中将、85军军长王仲廉少将、第2师第11团团长陈林达少校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团长陈林达，其获奖原因是在3月31日张楼附近战斗中击溃日军并夺得摩托车2辆、装甲车1辆和其它战利品。

抗战期间不得不提及的两枚青天白日勋章，就是在抗战初期就颁发给了率领“八佰壮士守”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和杨瑞符营长。这应该是对他们英勇行为的嘉奖和鼓励。

而抗战中少有的几次日军承认其失败战役，虽然有青天白日勋章颁发，但数量相对于前面两次战役相比，就少得多了。

比如上高会战，仅颁发2枚青天白日勋章，分别颁给了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和74军军长王耀武。

再例如第三次长沙会战，也仅仅颁发2枚青天白日勋章，分别颁给了时任第九战区司令的薛岳和守备长沙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

常德会战中，也仅颁发了1枚青天白日勋章，而且是颁发给了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运筹适宜，勋劳迭著）。

还有更悲哀的就是湘西会战。在这个日军自己都承认完全失败的败仗，却并未颁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最高级别获奖是第18军军长胡琏和第73军军长韩濬，都只是四等宝鼎勋章。

而反攻昆仑关战役，最高级别获奖者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获四等宝鼎勋章。

倒是1943年的鄂西会战，颁发了5枚青天白日勋章，分别颁发给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决心坚定，指挥沉着，部署适宜），第18军军长方天（确实掌握所部，坚守石牌要塞，实为鄂西会战胜利之关键，所部歼来犯之敌甚众，尤显平日作训有方），第18军副军长兼18师师长罗广文（沉着勇敢，所部毙敌极众，尤见该兼师长平日训练之效果），第11师师长胡琏（坚守石牌要塞，誓与存亡。要塞前毙敌甚众，见该师长勇敢果决，指挥有方）。

说完少的，再来说说抗战十四年期间获青天白日勋章最多的一次战役，那就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次战役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发了49枚勋章，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大撒勋章行为。不说长城抗战打得多好，算不算得上一次胜利。单就这次大规模的颁发勋章行为，其实是国民政府表达的一种态度。

同样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也先后颁发12枚青天白日勋章，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司令蔡廷楷，再到增援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以及各个参战的师长都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