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位于陕西北路186号荣氏老宅在万众瞩目下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昔日上海滩“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故事。
荣宗敬、荣德生出生在江苏省无锡荣巷，他们的祖父荣锡畴和父亲荣熙泰虽非“大富大贵”之人却也并非“庸庸碌碌”之辈，尤其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在广东闯荡的经历影响了兄弟二人日后的“从商道路”。
荣氏兄弟早年在上海做学徒，曾投身过“钱庄业”，其中弟弟荣德生还一度到过广州协助其父荣熙泰的工作。“面粉业”使荣氏兄弟获得第一桶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到了北方的农业生产，面粉作为必备的口粮在供应上出现短缺，这无形之中为南方民族面粉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安徽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的阜丰面粉厂顺势崛起的四年后，荣氏兄弟也迎头赶上，于1902年与他人合资在无锡开办起了荣氏家族历史上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来改为“茂新面粉厂”），通过改建厂房更新机器等方式，业务迅速增长，为后来荣氏兄弟的“飞黄腾达”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福新面粉厂是荣氏兄弟自茂新面粉厂后于1912—1914年与他人合资在上海创办的又一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面粉厂。说起它的创办还有一段故事：原在茂新面粉厂担任销粉主任的王禹卿本想脱离茂新“另起炉灶”，此事被荣宗敬知晓后极力挽留并决定出资与王禹卿合作办厂，新厂定名为“福新”，因荣氏兄弟出资最多，所以荣宗敬出任总经理，王禹卿的兄长王尧臣出任经理，另一主要投资人浦文渭出任协理。需要指出的是，“福新”虽名义上是“荣氏企业”但实际多为王禹卿操持，“荣氏兄弟”的发家道路上离不开“王氏兄弟”的鼎力相助。
就在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内“初尝甜头”的同时，兄弟俩也开始进军“棉纱业”。与荣家有关联的“棉纱企业”前有“振新纱厂”（后荣氏兄弟因与振新部分股东不合而退出）后有“申新纱厂”，其中以“申新”最为大家所熟知，为荣氏企业的代表。申新纱厂创办于1915年，厂址设在现长宁区的周家桥地区，关于这个厂址的选定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据说是因为荣德生信奉风水，有一日他在《杨公堪舆记》上看到“吴淞九曲出明堂”一句，便认为从吴淞江入口处经过第九个弯曲的地方有好风水，于是经“测算”就选定在了周家桥地区。
 张鸿禄
后经无锡老乡著名的张氏味莼园主人张鸿禄（张叔和）从中撮合后在该地区成功购地建厂（其中荣氏兄弟投资占比55%，张鸿禄投资占比25%，其余20%为中小股东投资），由此开启了荣氏兄弟黄金时代。荣氏兄弟早年受张鸿禄关照甚多，这次开放的陕西北路荣氏老宅也是经张鸿禄的介绍后才被荣宗敬购入的，荣宗敬购入此宅后又对其进行了改扩建才有了后来的宏大规模。
荣氏兄弟能够致富的原因笔者总结为“紧抓机遇”与“大胆超前”这八个字。1914—1918年间，“一战”烽火燃遍欧洲大陆，西方列强在无暇东顾的同时很多产品也需要大量依靠进口，这就给了荣氏兄弟发展的良机。这几年中，荣氏企业的产品畅销海内外，获得巨大的利润。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财富，荣氏兄弟清醒的认识到由于“一战”而给中国民族实业带来的“利好”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他们必须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迅速增强自身实力以应对今后更为激烈残酷的商场搏杀。于是荣氏兄弟在王氏兄弟等人的帮助下开始逐步加快了他们的办厂步伐。作为兄长的荣宗敬与弟弟荣德生相比在经营思路上更具“开拓冒险”性，他果断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开办新厂后抵押掉再办新厂”以此周而复始并给各厂配以先进的生产机器，这种看似极度冒险的方式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成为了荣氏兄弟“商业帝国”极速膨胀的重要法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叫：“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至20年代中期，荣氏兄弟在“棉纱”和“面粉”两个领域内都高居全国桂冠，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与“面粉大王”。
荣氏兄弟在经营“面纱”生意的同时还通过大举涉足当时的“纱交”及“面交”（即从事相关交易所投机活动）来扩大收益，现位于静安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旧址原来即是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华商纱布交易所”。荣宗敬是交易所中的常客，也曾一度是交易所中的风向标。俗话说：“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荣宗敬原本那套“开拓冒险”型的经营理念到了30年代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开始逐步显示出了它的弊端。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剩余产品，对于国货产生了严重的威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的迅速沦陷对于实业家们而言也就意味着东北市场的丧失；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烽火更是使得沪上各界一度萧条…连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并没有使荣宗敬的经营策略“应时而变”，他依旧维持着原来那一套“开拓冒险”的经营理念，尤其在“抵押贷款”等做法上更是没有实质性的收敛，种种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终于使得“申新”—这个昔日在荣氏企业中的“龙头老大”于1934年险些自毁前程。
1934年初，“（棉）花贵（棉）纱贱”的局面迟迟得不到改观，就连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两家以往与荣家关系最好的银行也不得不向“申新”关上的贷款的大门，此刻的荣氏家族可谓“风雨飘摇”。荣宗敬自己曾对当时的情形这样描述到：“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这痛苦者也”。
荣宗敬在愁云惨淡中辞去了“茂福申三新”总经理一职，改由更为老练持重的王禹卿前来救火，王继任后通过多方周旋情况虽有改观但毕竟积弊已久，“申新”的境遇依旧前途未卜。
“申新”的困境引来了国民政府大员们的关注，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在施以援手，而是在乘火打劫。此危难关头，幸得昔日好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相救，“申新”才逃过一劫，继续在艰难中摸索前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天雨”，稍有休整喘息之机的荣氏各企业在不久后又遇上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因其各厂多位于当时上海的华界，大多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以“申新”为例，战争发生后，位于周家桥一带的申新一、八厂原本已停工并将职工疏散回乡，谁知厂内管理方错误估计形式，认为从四面八方驰援而来的各路国军足以抵挡日军进攻的锋芒，战争可能会像“一·二八”那样只是一场局部战争，又将回乡避难的职工部分召回并决定复工。10月27日日军数架轰炸机在飞过申新一、八厂上空并投下数颗千磅炸弹后又飞来数架战斗机进行低空扫射，由此造成约四百余人伤亡，给“申新”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噩梦远未结束，轰炸过后位于“申新”一旁的日商丰田纱厂又来“巧取豪夺”将“申新”占为己有，荣氏企业为此更是雪上加霜。
1938年1月4日不愿背负“汉奸骂名”的荣宗敬离沪赴港，在港期间荣先生因过度焦虑成疾，不幸于当年2月9日在港病逝，一代“实业巨子”的一生至此落下帷幕，荣氏家族开始了由荣德生和荣鸿元（荣宗敬长子）叔侄共同主持的时代。
荣德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1942年他面对着日伪人员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屡次严词拒绝丰田企图收买申新的无理要求，荣德生曾十分愤慨的说道：“丰田如要继续占用，何需申新让售？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产业卖给外国人!”
由于当时“申新”采用的是无限公司的运营模式，只要有一个股东不同意，“申新”的产权都无法获得变更，面对着荣德生的坚持，日伪人员也无可奈何，只得对“申新”实施强行占有。抗战胜利后原本想“重整旗鼓”的荣氏家族在遇到“荣德生被绑”与“荣鸿元被关”两件事后发展计划再度受到搁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信心。荣鸿元获释后心灰意冷，后来离开大陆辗转去了巴西定居；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陆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1957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在办公室处理公务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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