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视野下的临城劫车案

文：吉铠东

摘 要：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曾轰动一时，中外媒体竞相报道。作为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报》除了密切跟踪报道外，还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评论，归结有三：一是对政府的批评；二是对中外言论的思考；三是提出治匪之策。透视《时报》的舆论，不难发现其爱国之心及其对民生的关注，但它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

抱犊崮和津浦线地理位置

一、对政府的批评

1923年的中央政府为北洋军阀把持，是为“武人当权”时期。中央对社会缺乏有效控制，在与地方实力派博弈中尚处下风；在地方，军阀横行乡里，军队扰民不断。抱犊崮山区居民有此怨言：“宁被土匪劫掠，莫被官兵搜查”，可见百姓对地方官兵的厌恶。因此，《时报》言：“匪徒津浦路劫案之发生，不觉为吾国军人羞也，为山东之军人耻。”[1]

地方管理的混乱不堪，软弱的中央政府又在忙些什么呢？在临案发生之时，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又在上演另一出“府院之争”的政治戏。此时，对北京政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曹锟，身为直系首领，发生于山东的劫车案，正是曹锟的管辖地，而曹却“腐心于最高问题”[2]。当时曹锟为满足其权力欲望，积极谋划废弃黎元洪，欲任新总统。《时报》对此不满：“北方之军阀腐心于最高问题而境内之治安不问，于是临城之土匪劫案以出。”认为当下之急应“宜专心致志于土匪之劫案，以速自解决”。

统治者的相互倾轧以及地方管理的混乱，给社会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匪徒聚众生事自然难以避免。1919年，山东省的土匪已“不下三万余人”[3]。在1923年一年间，外交部记录的有关外国人的绑架案多达92起[4]。如时论所言“吾国匪势之猖獗由来已久”[1]，“土匪掳人勒赎……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5]。而临案并非一般的绑架案，以前的只不过是内政问题，外国人没有理由干涉，“今则外人亦在绑票之列……实将惹起极大之外交矣。”[6]案发后，北京政府收到外国公使团的抗议照会，并附带要求数端。面对列强的责难，北京政府如坐针毡，张绍曾对内采用传统方法，先将田中玉（山东督军）、熊炳琦（山东省长）分别交至陆军部、内务部议处，肇事地点的所有文武官员均撤任[7]；对外则顺从列强急切解救外人的心理，承诺“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8]。

对于政府罢免地方官员的办法，《时报》颇为赞同，认为“一地方出匪案，该地方之文武各官有失察废责之罪，分别惩办之官也”[9]。但同时，又略带忧患地指出，“若仅仅以照例之官样文章处之，是以非常之案视为寻常。”可见，《时报》并不满足政府将临案视为普通案件，认为如果不认真处理好此类“非常巨案”，最后恐怕其余匪徒效仿，反而引起更多麻烦。最后反问到：“政府之处置临城一案，除一纸处罚令外，尚有其他切实之办法否耶？”从此话也反映出北京政府在面对临案这类“巨案”时所表现出黔驴技穷的窘态。

对于政府公开声言以解救外人为第一目的，这话深深刺痛了国人敏感的神经。《时报》愤言：“政府既注全力于营救外人而置同胞于不顾，非谋自救则被掳华人唯有坐以待毙而已。”[10]因此，不少爱国团体“纷纷为筹款备赎之”，不难发现期间夹杂着对政府处理失当的痛恨之情。政府在与土匪且剿且抚的同时达成了某些协议，国人有望随外人一起被释放。《时报》对所谓的“官匪议和”进行了评论：“吾知所有华票将随外票而一同释放矣，幸哉华票。华票何幸，曰幸外票相俱，否则将永无释放之期也。”[11]可见论者对政府视国人生命为草芥的嘲讽，又带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凉情感。今人读史至此，亦不禁掩卷哀之。

二、对中外过激言行的思考

临案发生后，列强反应激烈，各国公使欲趁机扩大利益。如组织宪兵队，管理中国铁路干线；考虑建议进行联合海军示威；派遣国际武官团赴临城、枣庄调查军情等等。外国媒体与国内的外报沆瀣一气，异口同声地攻击中国政府。英报主张，由各国出兵，国际共管。日报蛮横，其散播美国将撤销承认中国政府之论[12]。而在中国境内的外侨害怕再有类似案件发生，情绪更为激动，扬言“共管铁路”以及出兵“代剿”，并认为此事与庚子事变相类[13]。对于所谓的“共管”，《时报》嗤之以鼻，言：“今之所谓共管则不合并于一国而均平分隶于列国，一言以蔽之，即无形之瓜分是也。”[14]最后深刻地指出：“故共管之日，即我国亡国之日！”

此外，《时报》认为列强及外媒的过激言行是有意将此案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虚张声势，以便从中赚取更多的利益。有评论谓“此次临城事件虽为从来未有之巨案，然除劫案二字外，不能以其他名目加之。”[15]可见《时报》对列强欲借机武力干涉中国表示不满。《时报》另一篇时评也就此事展开评论，认为临案的发生，既是政府失职，也可以说是军阀养兵为患，如果“必谓与拳匪无异”，“专与外人寻仇”，则未免过于武断，出于激愤了。因为“被掳华人多至二百余，而西人仅十分之一……实无派兵之必要云云”，所以“明眼人自能辨别，固无容记者之喋喋”[16]。

迫于列强的威胁，张绍曾只好向列强承诺“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这种媚外态度虽暂时缓解列强的外交压力，却惹恼了国人。国人“愤政府之偏重西人，漠视华人，乃纷纷组织救护队奔走营救，以期与外人同时出险” [17]。可见国人爱护同胞的赤诚之心。其中，有因为痛恨政府处理失当者，“主张列强取消其承认”的言论。《时报》对此认为“有商榷之余地”，冷静地分析：“吾以为国人对于政府竭力抨击促其振作也可，或推翻而重行改造之也，亦无不可。若竟主张各国取消其承认，则不可。吾为此非为今日之政府辩护，唯觉此举关系于吾国国际间地位者，至重且巨，愿主张此说者平心静气一思之。”[10]该文从法理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主张取消政府承认”一说的盲目性，发挥了报刊舆论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使人们理性思考。

三、对治匪的建议

官与匪经过几十天的周旋后，临案得到成功解决，人质均被释放。在这段时间里，《时报》提出了治匪之策，有如下几点。

首先，应制定惩治官吏纵匪法。《时报》认为我国匪势过于猖獗，如不严加剿灭，恐怕将来会成为“匪世界”。迫于形势，“宜促国会特订惩治官吏纵匪法”，所有的地方官吏从高级至下，凡治匪不力，保护不周，均须从严撤惩，并以私产赔偿损失[18]。通过立法来督促地方官吏治匪，这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只不过当时情况过于复杂，中央难于驾驭地方军阀。而且，从立法到实行，费时颇长，困难重重。因此，《时报》说：“各地之督军能否维持地方治安？苟曰不能，请其早自引退。”[19]不管怎样，《时报》毕竟呼喊出了广大受匪患人民的心声。

其次，呼吁政府裁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队是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筹码，有兵才有话语权，而这些军队的成分则参差不齐，“有前为匪而今为兵者，有既为兵而复为匪者，亦有明为兵而暗为匪，或名为兵而实为匪者，忽兵忽匪亦兵亦匪，匪即是兵，兵即是匪”[20]。由此看来，兵与匪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地位，二者的界限也并不清晰。结果，过多的军人在耗费大量军饷的同时又给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因此，《时报》的结论是“不裁兵，匪亦不绝迹”。同时，《时报》也认识到裁兵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也呼吁政府“办理善后”。

第三，应吸取临案的教训。在临案的处理接近尾声时，由于政府拟对匪徒进行收编，《时报》认为土匪劫人已得赎金，现在将其收编，还解决了匪徒的后顾之忧。开了这样的先例，恐怕会有其他匪徒如法炮制，那么“类此之劫案自在人意中事”。所以，政府应该多加防范，吸取临案的教训，引以为戒，“不使再有如临城案之继起也”[21]。

四、结语

综观全文，《时报》评论随着临城劫车案的发展，既有针对性地批评时弊，又提出治国安民之策。从评论的内容看，《时报》的爱国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谴责政府唯列强是瞻，关注民生、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对于外人将临案与义和团事件相提并论，又打着“维持秩序”的幌子，声言“出兵”、“共管”，《时报》为此撰文驳之。可见《时报》对揭露列强的狼子野心，唤醒国人抵御的努力。在政府处理临案失当时，国人也曾激愤地主张列强取消对政府的承认，《时报》从法理的角度冷静地指出此论不可取。值得注意的是，《时报》提出了治匪之策。认为匪患严重，一是由于地方官员的失职，即“官吏纵匪”，因此希望国会制定法律，严惩治匪不力之官吏；二是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养兵为患，呼吁政府裁兵，并办理善后。不过《时报》的治匪之策是基于国内思考，认为匪患是出在中国的官与军阀身上，其实这种认识类似盲人摸象，并不全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与列强入侵有着莫大关系，但《时报》并无明文斥之，是为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