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嵊县令严思忠被戕案析疑

清同治九年（1870）春，嵊县知县严思忠被栉工庞氏所杀，轰动朝野。清代不少文献记载此案，主要有《大清穆宗皇帝实录》、《庸盦笔记》（知县被戕）、《清稗类钞》（老狐复仇）、《清代野记》（戕官类记）等。本案受害人严思忠（1822～1870），字怀白，号櫰柏、一号小秋，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曾任松江府娄县教谕、候选训导。娶方氏，有一女。思忠同治七年（戊辰）冬官嵊县知县，至同治九年（庚午）农历二月三十（公历3月31日）被杀，在职仅两年余。任上时曾主修《同治嵊县志》。

关于严思忠被戕一案，嵊州文史爱好者马善军先生《嵊县知县严思忠被杀案》一文（见《嵊州春秋》2012年第二期）及钱徐良先生《清同治嵊县知县严思忠被杀案刍议》一文（见《嵊州春秋》2014年第二期），均有过阐述。前者引用《庸盦笔记》《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对此案情况作有介绍，但对严思忠被杀原因未有深入；后者则依据嵊人马向潮所著《解放前文剩》一书所录提出新的说法，认为是县丞（或典史）因情杀人。

知县严氏被理发匠庞押新所杀情节，《庸盦笔记》（知县被戕）所记较详，马、钱二文已有抄录，本文不作累述。《庸盦笔记》将严氏被杀归结为庞押新发疯所为，“然终莫解其由来也”。又以“老狐复仇”之迷信故事借题发挥，实属荒诞。庞押新被抓后，地方以疯子病狂杀人之由上报朝廷。同治帝在阅览浙江巡抚楊昌濬的奏章后甚觉诧异，并不相信，要求查明原委。《大清穆宗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九）这样记载：“（同治九年三月下）……览奏实堪诧异。所称疯病情形，殊难凭信。著杨昌濬即将该犯提省严审，因何起意戕害，有无别项衅端，及挟仇主使之人。务须切实根究，从严惩办，以彰国法。”同治九年五月，杨昌濬“奏报审明戕官凶犯庞押新先行正法；严大姑带伤救父并请旌表”，皇帝硃批：“严大姑著交部照例旌表，余著刑部议奏”。

八月初，福建道监察御史刘国光认为此案疑点颇多。上奏言：“奏为浙江巡抚审办嵊县民人戕官一案疑窦颇多，请旨特派大臣覆讯，以成信谳。”《大清穆宗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八）载：“（同治九年八月上）又谕。浙江嵊县知县严思忠，被凶犯庞押新戕毙，并伤毙家属数口。前据杨昌濬讯明，该犯系属疯颠，奏明正法结案。兹据御史刘国光奏称，此案疑窦颇多。所称疯病情形，未足凭信，原奏不实不尽，请认真查办等语。严思忠被戕一案，业据杨昌濬讯明奏结，若如该御史所奏各情，实不足以成信谳，著该抚按照该御史指驳各节，覆讯明确，据实具奏，不准稍涉回护。原摺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遵提人证，照该御史指驳各节，反覆研鞫，与原审均尚相符，并无可疑之处，应请仍照原案完结。下部知之。”同治九年十二月，杨昌濬“奏报嵊县知县被戕应请照案完竣”。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皇帝硃批“刑部知道”。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命案最终仍以疯子杀人为由而完结，耐人寻味。

按《庸盦笔记》（知县被戕）等所录情节，庞押新“窃菜刀置之怀，径趋县令公馆。登馆后土山，坏后门以入，馆中人皆不觉。”可见是为杀知县而去。登土山后又破坏公馆后门进入，行踪隐蔽而无声息，先后杀知县及其家属。“取印佩之，开箱取宝银一枚，复出后门而去。”庞押新杀人后并不匆忙逃跑，又取官印后才从后门离开。从上述细节看出，庞氏作案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手法利落，不似疯人。观古今断案，大凡作案者必有动机。为何庞氏不杀他人，而独针对县令？杀人后为何还要取走官印？这其中必有原因。然而，这在清同治朝官方志书及文献中并不能找到较为可信的答案。

至于崇仁马向潮《同治嵊令被戕》一文所称“县丞因情杀人”，存在着较多明显错误。主要有几点：1、其言杀严思忠者为县丞。嵊县自康熙三十九年起奉裁县丞一职，同治朝只有典史而无县丞；2、马向潮一文称思忠之女钟情于典史，文中又只字未提严氏女被杀情节，既两情相悦，典史为何要将严氏女置于死地？《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明确：“经该县典史李承湛，将凶犯拏获提讯。”负责抓获庞押新的典史正是李承湛，作案人为庞押新明确无疑；3、庞押新犯案后取走官印，随身携带，马向潮之文也未有这一重要证据细节；4、马向潮文称“县有丞，俗称二衙，年三十许，善逢迎，风度翩翩，而不修边幅，常来令住处寒暄。”既风度翩翩，又何来不修边幅之言？据《民国嵊县志·职官志》记载，李承湛，字竹君，大兴人。于咸丰八年任嵊县典史，同治元年他调，同治四年十一月复任。此后，除同治七年（戊辰1868）李承湛“俸满赴省”由郑杰短暂代理外，李承湛一直任典史职，直至光绪间。期间并无所谓的“县丞”。陶濬宣光绪元年所撰《入剡日记》提及此人，言其“官剡十年矣”。李氏工于诗文，有《李竹君诗钞》，民国县志录有李氏《三界晚泊》等诗数首。会稽马赓良称李竹君为“吏隐诗人”。李承湛诗《己巳五月十九中夜得孙喜而赋此》自言：“吾年垂六十，鸰原寒弟昆。景升儿子三，不才皆犬豚。学语教呼爷，绕膝有两孙。……”己巳年为同治八年（1869），此时李承湛年近花甲、儿孙满堂，何来马向潮所言年三十许的“二衙”？5、县志将李承湛列入名宦篇，载其绘图作说、请大吏发款开凿“官河”引灌农田之事迹。同治嵊县志主纂蔡以瑺称其：“少府莅吾邑，有循声，是能以风雅餙吏治者也。”可见是一位性儒雅、有德才的地方官吏。综上述，马向潮所作之文毫无依据，实经不起推敲。

笔者检索清末至民国年间《申报》及期刊，查得不少涉及此案的材料，对于探究县令严思忠被杀原因或有所帮助。收录如下：

《嵊县疯人》

浙江嵊县有某甲者，素以疯癫著称。一日，县中演剧，某甲往观之。见台上演《黄金印》一出，心大欢然。逾晨，邑中哗传，有人于夜半直入县署，杀令并盗其印而去。立捕得之，则即某甲也。诘其何为无故杀令?甲曰：“吾昨见《黄金印》中人物，痛夫官吏之奸恶，却遇有一个豪侠杀了，吾心不觉大快。因念吾邑县令，其种种贪酷暴横，如某事、如某事，其与《黄金印》中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乃却无一个豪侠，为民除害，吾心甚为不平。故特于晚间直入署内，将彼杀却，取印而归。盖亦聊以一泄吾愤云尔，岂有他哉！”众曰：“是固官也，尔小民岂容妄动。”甲曰：“彼奸恶若此，宁尚未可杀耶？！”众不能屈，乃以平日疯状上报，谳遂定。（《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丛谭：舞台掌故·嵊县疯人》，作者：陈去病，号“垂虹亭长”）

    《杂录：纪庞新刺杀嵊县令事》 

庞新，故栉工子，字阿三，嵊县人。豪侠尚气节。即同治九年三月行刺县令严思忠者。是时，粤乱初平，疮痍未复。县治无衙门，令租民室以居。中堂悬帘幕，内为寝室，外为厅事。因陋就简，殊无防范。故新毙县令，直如探囊而取物也。新之刺思忠，踰后垣而入。先至思忠寝室砍之，并及其妾。思忠大声呼救，有女卧复室中，闻声踵至。新即门外刃之，殒焉。复反身砍严及妾，俟气绝乃去。翌晨被缚，尚在栉发肆云。或曰新与严令非有深仇疾痛，必欲死之以为快也。无端而毙之，并杀其一妾一女，果曷故哉？官场定案，谓新素病狂，易其杀严令，盖无成心。而外间传闻，亦以一疯字了之。其实不然。新即被缚，鞫狱者问何故戕邑令？新曰无他，吾恨其贪耳。吾昨见梨阁演黄金印剧，大侠杀贪官，心甚快之。因念思忠之贪酷暴横，较黄金印中官，殆且十倍。顾无一人焉，起而除之，为生灵稍纾其苦痛，故吾手刃之。且以警告天下之如思忠者，问官不能诘。遂解杭垣，杀诸涌金门外，案遂结。盖思忠固咨睢无人理，而是日县城适演黄金印，皆实事也。（《申报》：1911-07-25 第12版）

   《红冰碧血馆笔记》（一）

庞新者，浙之嵊县栉工子也，小字阿三。职业虽微贱，而性尚任侠，以气节自矜。其父常出市货，嘱新守肆。正苦闷坐，忽对户肆主赵某，惠然肯来，新笑起承迎，略叙寒温，坐稍顷即去。新以其与有邻谊，未忍拒绝。自是赵觑其父他往，即来闲话，新意亦甚得。盖藉此足破沉寂焉。一日其父又外出，赵携书一卷来，与新共览。新粗解文义，展而读之，乃黄金印全套曲本也。翻阅一通，并不解曲中音律节奏，但仰慕大侠之为人行事，爱不忍释。就赵假之，无人时辄出朗诵。每年春月，邑人必循例赛会，召梨园酬神，有友朋邀新往观。台上粉墨登场，适演此剧，新阅之眉飞色舞，或喜或怒或哀或乐，若别有所领会者。新自观戏归，一举一动，时时躬自刻效。思有以一朝逞其志，人不之觉也。时宰是邑者为严思忠，其人贪而暴，视阿堵物如命。固咨睢无人理。且值太平军甫敉平，疮痍未复，民尤不堪其虐。嵊邑旧署兵燹时毁於火，思忠来此摄篆，暂赁民屋以居，因陋就简，内宅公堂只一屏幙隔之，殊无防范。忽一夜三鼓将残，月明人静，万籁无声，新怀刃至县署后院，攀树登垣，一跃而下，蹑足潜踪，探至思忠寝所，即床猛砍之，并及其小妻。思忠负痛大声呼救，其女卧复室中，闻声知有异，披衣踵至。新见有人来援，恐为所获，遂反身出迎，就门外刃之，殒焉。复入连刺思忠与其妾，俟气绝乃出。（《申报》 ：1916-08-18 第14版  著评：李警众）

《红冰碧血馆笔记》（二）

翌晨，里巷轰传县主被杀，凶手即栉发肆之小主，已捉将官里去矣。一时咸起猜疑，有谓新素病狂易，其杀思等三口，初无成心；又或谓新与思忠有宿怨，必欲杀之以为快。其实不然。当新之被缚，鞫是狱者，问何故戕邑宰？新曰：“无他，吾但恨其贪耳。吾前读黄金印曲本，昨又见伶人演此剧，观其大侠杀贪官，心焉慕之。因念思忠宰吾邑，其贪酷暴横，殆十倍黄金日中之官。顾绝无一人，起而锄暴，为生灵稍纾其痛苦。故吾决然手刃此贪吏，并使天下之似思忠者知所自敬焉。”问官不敢诘。但含混以新有癫痫疾、发狂杀害邑宰家三口定谳，解赴杭垣，刑於涌金门外，案遂结。此同治九年三月间事也。

警众曰：“贪官暴吏，人人得而诛之。嵊令被杀，诚有取死之道，原无足怪。所可异者，庞新一栉发匠耳，与思忠非有深仇疾痛，因读曲、观剧有所触发，即毙县令，立杀其一妾一女，何其壮哉。今世类于嵊令者多矣，安得恒河沙数之庞新，一一手刃之也？可慨也夫。”（《申报》：1916-08-20 第14版 著评：李警众）

上述三则材料为剖析本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们可以对行凶者庞押新（一作庞新）的身份、个性及作案动机作一梳理。庞氏，籍隶天台，随父在嵊城从事理发匠，职业微贱，处于社会底层。其性“尚义任侠”，有崇尚正义、宁死不屈之气节，素有仰慕大侠除暴安良的情结。戏剧《黄金印》的上演成为本案发生的“诱因”，使得平日里痛恨贪官的庞氏深有感触，决定替天行道，进而激愤杀人。其作案后，取走官印，意识行为皆效仿《黄金印》之剧情，两者有直接关联。民国间有署名“菊屏”者在《申报》（1925-03-26 第7版《游艺丛刊》）发文《戏剧之感动力》，谈及庞某观戏后杀县令事，称“戏剧感人之深于此可见，故曰戏剧实有移风易俗之可能性，而改变人群志趣于无形之中焉。”

凶案发生从表象上看，系庞押新个体主观意愿造成。从深层次看，还离不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清朝同治初，太平天国运动虽渐告平息，但各地社会秩序受战乱冲击仍未恢复。嵊县在同治间又连逢天灾。据《民国嵊县志》载：“同治二年癸亥，秋冬旱；同治三年甲子，雨豆黑色；同治六年丁卯，雨豆；同治八年己巳，四月大雨，蛟乘之水骤涨，坏田地无算。”时民生凋敝，政权仍不稳固。严思忠所作《同治嵊县志》序言曰：“思忠于洪杨溃军戡定之明年筮仕于浙，越三年奉檄来兹土。下车巡视，幸流亡渐复，凋攰渐甦。”

同治七年严思忠出任知县后，损毁的县衙也仍未修复，故“令租民室以居。中堂悬帘幕，内为寝室，外为厅事。因陋就简，殊无防范。”使得庞押新戕杀知县易如反掌。当时绍兴民众的反封建斗争虽然受到打击而走向低沉，但阶级压迫仍然存在，社会矛盾并未解决。据柯超《辛壬琐记》记载：“贼既败窜，散处绍属。绍民疲敝。无所得食，每自相并吞。”清政府还大搞清乡，对参加过太平军或担任过太平天国乡官的民众，严厉查办。“官绅大宗为乡官者，甚至家及乡官戚友，……亦遭缧绁”，株连极广，往往弄得“冤抑毁家”。故局部的自发斗争仍此伏彼起。庞押新杀知县严思忠案并非孤例。同治八年（1869）青州营步兵赵连城刺死知府王汝讷、守备金国彦；同治九年（1870）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同治十一年（1872）新昌实行保甲制，王成继等在烟山起事，率数千人围攻新昌县城等等。

庞押新被捕后，审案之人问讯：“何故戕邑令？新曰：无他，吾恨其贪耳。”问官不能诘。可见，庞氏并非疯人，审案的地方官员也清楚案件内情。浙江巡抚杨昌濬深知，若以庞氏“恨杀贪官”之口供呈报，必使自身及朝廷处于尴尬境地，而且可能引起百姓共鸣而增内乱。故最终以疯人癫狂杀人而含混结案，并请旌表严氏女为孝女，当是不得已之举。同治帝及御史刘国光等虽有疑虑，却也只能如此。按《同治嵊县志》（职官志·名宦）记载，严思忠在嵊期间有政声，似非庞押新认为的贪暴之官。严思忠之被戕，笔者认为作案人庞押新主观意愿及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系主要原因。晚清政府腐败而生民怨，颓势已难挽回，严氏署嵊被杀，可谓生不逢时。附带一提的是，参与核办严思忠被杀一案的浙江巡抚杨昌濬和杭州知府陈鲁，亦是同治十三年督审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官员，后均被革职。

嵊县知县严氏被杀为清政府所忌惮，实情直到清末、民国年间才陆续见诸报端及杂志。而刊载《嵊县疯人》一文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因内容均带有反清革命色彩，为清朝统治者所不容，只出2期，即被封禁。民国时，诸暨人蒋瑞藻（字孟洁）在1917年《小说月报》（第8卷第6期）上发表《庞新小传》，后又在1926年《智识》（第1卷第12期）上再次刊出。其文言：“（庞新）翌晨被缚。盖尚在栉发之肆，意态安闲如平时。与人言杀令状，琅琅可听云。……呜呼！庞新固非疯者矣！激于一时之义愤，置生死于度外。读书明理者，尚或难之。而况于栉工之微者乎？可不谓之豪侠之士乎哉？剡溪某君，与余家有旧，年八十余矣，为余言之。”已视庞新为具有反封建精神的革命者，并为之立传矣。

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镜明得失。今史海钩沉，探赜索隐，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