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秀：奉命刺杀袁世凯，逃亡法国获博士学位，为何会晚景凄凉？

来源：历来现实

1912年1月16日，北平城里，早晨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或许是天气寒冷的缘故，商铺林立的东华门前，也不见几个人影。

平日里，东安市场早已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了，这会儿却只有几个赶早的小贩，眼巴巴地看着路过的行人，不时叫唤几声。

不远处的祥艺坊酒楼，有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声谈笑着，眼睛却总在观望路上的动静，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随着一连串清脆的马蹄声，两辆马车疾驰而来。走在前面的一辆马车，正要经过祥艺坊酒楼，突然有一包东西从酒楼内飞出。

只听一声巨响，顿时黑烟冲天，马车随即被撕开两半，马匹瞬间倒地，血水四溅，一时间街上乱成一团，行人都吓了一大跳。

不过片刻之间，一大帮警卫就快速赶来，马上包围住酒楼，并冲了进去。不久后里面传出爆炸似的尖锐枪声，吓得街上的人们四处惊惶逃散。

许久，后面的那一辆马车上，走下来一个身形肥硕的人，正是当时风头正劲的袁世凯！

毕竟是军人出身，袁世凯看上去似乎毫无惧色，并没有因为遭人暗杀，而吓得手足无措，瑟瑟发抖，依旧一副面不改色的模样。

一、拯救同仁

第二日，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纷纷刊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被刺》这一震惊晚清的谋杀事件。

很快，幕后组织被查实，正是同盟会革命党的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只可惜这次任务没有成功，棋差一着。

当天晚上，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下令在北平城内追捕革命党人。特务头子陆建章亲自带队，先后有多名革命党人被缉拿。

郑毓秀作为整个刺杀事件的组织和参与者，得知革命战友身陷囹圄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想方设法展开了营救行动。

如果直接组织大家强行劫狱，这办法肯定行不通，只会让更多的战友牺牲，那该怎么办呢？

郑毓秀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几个认识的法国记者，如果让他们从中斡旋，事情或许会有一定的转机。

毕竟，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喜欢“崇洋媚外”，见到外国人都会给几分薄面，不妨大胆一试，就算不成功，也不用承担风险。

果然，郑毓秀想得没错，袁世凯还真就吃这一套。

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时局，心里也希望争取到西方势力支持的缘故。

见到几个法国记者前来保释，袁世凯可谓是毕恭毕敬，极尽谄媚的本事，立刻将几名洋人奉为座上宾。

法国记者一提出要求放人，加上自己手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袁世凯立即把在押的7名革命党人无罪释放了。

但是，另外三名革命同仁，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由于是在刺杀行动时被捕，证据确凿，因而无法脱身。

对此，郑毓秀也无计可施，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战友，最后被袁世凯残忍杀害了。

1912年1月20日，京津同盟会北平支部通知郑毓秀，认为袁世凯闭门不出，警卫森严，不便再刺，目标要转为宗社党首领良弼。

郑毓秀吸取上次行动的教训，进行了更加周密的部署，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派谁去执行任务比较好呢？

此时，京津同盟会暗杀机关部部长彭家珍站了出来，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前往暗杀良弼，并对于此次行动抱定必死之决心。

行刺之前，彭家珍与郑毓秀进行会晤。当时郑毓秀的姐姐与彭家珍正处于热恋之中，闻知此事前来劝阻。

彭家珍决心已定，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生死离别之际，郑毓秀的姐姐当场哭得昏厥过去。

郑毓秀见此情景，泪如雨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保持缄默。

爱新觉罗·良弼，于1912年1月12日与载涛、毓朗、铁良等皇亲贵族召开秘密会议，被推举为“宗社党”首领。

1月19日，良弼以“民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清帝退位，表示要重整兵马，与南方革命党决一死战。

所谓擒贼先擒王，对于这个政治上的顽固守旧派，当然要诛之而后快！

1912年的1月25日，一切准备就绪，彭家珍写下一封慷慨激昂的绝命书。

“诸同志兄弟姊妹鉴：自入中国同盟会以来，不敢不稍尽责任，惜才力薄弱，未见大效，抱愧奚如······”

“此次各省起义，北方尚未响应，实满奴汉奸势力之下不易着手之故·······而其中之重要人物，有军事只智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商何堪设想乎？诸君，诸君，勿悲！勿悲！二十年后又当成一健儿也！”

彭家珍身穿清朝军官制服，怀揣两枚炸弹，自称”标统“。晚间驱车直奔良弼的官邸，递上”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名片，言称有要事相商。

却不料，良弼此时并不在府中。彭家珍在客厅等候许久，仍不见良弼归来，恐暴露假身份，决定先行告辞。

行至大门外，恰逢良弼乘轿归来，彭家珍挡住去路，求见大人。良弼下轿观看，却不认识，瞅见彭家珍目光如炬，满脸杀气，心知不妙，正欲转身离开。

彭家珍怎会错过此等好机会，迅速从怀中掏出炸弹，狠狠砸向地面，只见一声巨响，良弼猝不及防，应声倒地！

有些不幸的是，彭家珍扔完炸弹转身之际，也被一块弹片击中后脑，即刻倒地不起，随后壮烈牺牲。

良弼左腿被当场炸断，血流满地，手下送回府中抢救，两天后因伤重毙命！

时隔17天后，也就是1912年的2月12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彻底结束，自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这正是不惧生死的革命烈士们所希望看到的，如今大愿已成，彭家珍等人应该也死而无憾了。

大清真的亡了，暗杀也成功了，但是因为一些细节上的疏忽，郑毓秀的身份还是暴露了。

郑毓秀身为一名革命党人，自从参加同盟会的那一天起，与其他革命同仁一样，并不畏惧死亡，但是一个人的突然到来，还是让她决定逃亡法国。

二、玫瑰枝事件

郑毓秀生于广东新安（今深圳宝安），从小衣食无忧，家里因赈济黄河水灾，还曾经获得慈禧的封赐。

父亲郑文治考取功名，成为了清末户部的一名官吏。郑毓秀自幼聪明伶俐，深得父母的宠爱，性格颇为叛逆。

众所周知，旧时代的女孩难逃两大厄运，一是缠足，二是包办婚姻。这是封建传统旧俗，无论家世富贵或者贫穷，均无例外。

郑毓秀五、六岁时，祖母一声令下，软硬兼施，要为她裹脚。郑毓秀拼命抵抗，白天被裹上，晚上立刻解开，每一次皆如此。

有一天，祖母又带人前来裹脚，郑毓秀小小年纪，忍无可忍，对着祖母大喊大叫，以死相逼，说什么都不肯就范。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孩子都豁出命去了，祖母也就只好无奈妥协。从此家人就再也不逼郑毓秀缠足了。

13岁时，郑毓秀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家人担心她的大脚不好嫁人，早早给她安排了一门好亲事。

两家最后约定，等到郑毓秀16岁的时候，立即迎娶过门。而这门亲事的男方，正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儿子。

郑毓秀得知此事之后，立即在家里面大哭大闹，拒绝跟陌生人结婚。然而这一次家里长辈铁了心，态度坚决，谁也不搭理她了。

那时，换作一般的女孩，碰上这样的事情也就认命了。但郑毓秀眼见一计不成，立刻想到了其它的办法。

郑毓秀暗地里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男方，不仅奚落对方的长相，还态度坚决，表示自己不愿嫁，奉劝男方最好退婚。

堂堂两广总督的公子，家世显赫，哪里受得了这气？！何况从来只有男方写“休妻书”，哪轮到女方作妖？

随后，岑公子就把信交给了父母，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女并非贤妻良母，不娶也罢。结果这么一闹，双方的婚约真的取消了。

这件事情传出去，郑家的面子算是保不住了。父亲郑文治也觉得脸面无光，狠狠地把郑毓秀呵斥了一顿。

郑毓秀不服气，与父亲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这一下子把郑文治气得浑身发抖，随即怒从心头起，把她赶出了家门。

母亲悄悄跟上，塞了一些银元给郑毓秀，随后托人找关系把郑毓秀送进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两年后，郑毓秀跟随姐姐赴日留学，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郑毓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如今终于摊上了大事。

有一天深夜，郑毓秀正要睡觉，突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感到好生奇怪，打开门一看，却是父亲郑文治。

父女之间没有隔夜仇。郑毓秀见父亲来找，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流下来，刚要开口说话，郑文治却先说明了来意。

随后，父亲告诉郑毓秀，北京的家里不知怎么回事，突遭不明来历的人士搜查，把家里头弄得乱七八糟的。

仔细一想，郑文治料定是女儿肯定又闯祸了，因为担心郑毓秀的安危，特意过来探望一下，为她想想办法。

郑毓秀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这肯定是袁世凯派人在找她。

于是，郑毓秀决定前往法国留学，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有感于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选择攻读法学专业。

1919年1月，中国作为当时的战胜国，北平政府也派出了代表团出席会议。

因为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郑毓秀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成员，负责担任联络和翻译方面的工作。

然而，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很多相关条约都不利于中国，如此失败的外交，令国民无比愤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此展开。

这样的背景下，北平政府也无计可施，最后把签字与否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

面对这一烫手山芋的“洋山芋”，陆征祥左右为难，心脏病都犯了，借此机会躲进了医院。直到“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才现身。

1919年6月27日晚上，郑毓秀因为拥有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赢得了法国留学生和华工们的信任，一致推荐她为代表，与陆征祥展开谈判。

此时，陆征祥已经接到北平政府的授意，已经准备签字画押了。

关键时刻，郑毓秀情急之下，偷偷在花园里折了一段玫瑰枝，然后走到陆征祥后面，厉声警告他如果敢签字，立刻送他见阎王。

最终，陆征祥没有在合约上签字，由此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

这件事很快传回国内，郑毓秀用“玫瑰枝当枪”的义举，立即成为了中国人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

后来，郑毓秀将这支玫瑰枝带回祖国，并在客厅里悬挂多年，成为了她值得骄傲的一件往事。

三、高光时刻

1924年，郑毓秀在法国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了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第一位法学女博士。

两年之后，郑毓秀回到上海，开设了一间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与她一起合伙的是后来的丈夫魏道明。

自此，郑毓秀完成了从“女侠”到律师的华丽转身，并且随后在执业期间，屡屡打赢官司，声名鹊起。

郑毓秀最具知名度的官司，当属为著名女伶孟小冬当辩护律师，成功化解了梅兰芳和孟小冬因爱生恨的爱怨纠葛。

最终，梅兰芳以赔付4万元，才平息这一场风波。

1927年8月，郑毓秀与魏道明两人日久生情，情投意合之下，水到渠成结为伉俪，随后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两人均到国民政府任职，丈夫魏道明入司法部，而郑毓秀则进入立法院，开始民法典的编撰制订工作。

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法规，诸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均被正式列入草案中。自此，郑毓秀被誉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1931年，郑毓秀辞去政府职务，返回上海重新当律师，很快就站稳脚跟，上海各种诉讼关系，只要她经手的案件，无一败诉，一时风光无限。

当时，上海司法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博士电话到，案子办不了。”意思就是说，只要郑毓秀博士一打电话到法院，法官就开始担心案子难办了。

此后，郑毓秀开始变得行事高调，刻意穿着华贵，也乐意让自己的言行被媒体报道，经常与社会各界名流聚会，俨然变成了一派贵妇人的模样。

然而，所谓树大招风，人红是非多，郑毓秀也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1932年，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高友唐，在10月1日印刷出版的《监察院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弹劾前任上海审判厅长郑毓秀，与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杨军熉联合贪污公款22,000元·······”的文章。

事实上，高友唐的来头并不小，原本是满洲镶黄旗人，并与末代皇帝傅仪有一定的交往。

晚清年间，他曾任同知（知府的副职，正五品）的职务，主要分管地方上盐、粮等各类大小事务。

民国建立后，高友唐与《民立报》创办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极为交好。随后，于右任被任命为检察院院长，高友唐也进入检察院担任监察委员。

任监察委员期间，高友唐被人称为“坦克”。时任海军部长陈绍宽、外交部长王正廷、安徽省省长陈调元等均遭其弹劾，可谓名震全国。

据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友唐还曾经受到蒋介石委托，到天津面见溥仪，劝说其不要听信日本人的谎话，为日本人所利用。然而，最后并未取得成效。

虽然，这一次是高友唐率先发难，郑毓秀身为大律师，自然没有怕的道理。第二天，郑毓秀便在上海，通过报刊登启事的方式进行了回应。

一是该案子所述存款被侵占之事，原本系书记官“钮传椿”一人所为，不应该以郑毓秀为该案主体。

二是监察委员之弹劾，只能制约公务员的行为。而郑毓秀作为一名律师，并非公务员的身份，因而她不在弹劾范围之内，高友唐的做法纯属于“污蔑”。

不过，郑毓秀只是虚张声势、混淆公众视听而已，她自然知道高友唐肯定手中掌握真凭实据，不然不会随便发文。

即使郑毓秀手腕通天，如果一旦进行异地审判，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所以，郑毓秀还是害怕会被审判定罪。

于是，郑毓秀决定收买高友唐。据说，郑毓秀曾托人给高友唐送去10万元，希望他不要再追查此案，却不料遭到高友唐严词拒绝。

不仅如此，高友唐还将郑毓秀给他的信，转呈给了于右任检察院院长。同时回信给郑毓秀，轻蔑表示：“须知中国官吏亦有不爱钱财者。”

1933年8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一起案件。检察官认为郑毓秀、杨军熉等人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侵占公物，犯有贪婪不法的罪名。

不过，郑毓秀为了逃避审判争议，早已借养病为由，南下香港偷偷取道欧洲，寻求国民党元老的帮助。

因此，审判之时，法院只传唤来了书记官钮传椿，其它相关责任人均没有到庭，案件不得不采取延期审判。

此案后来延期许久，一直悬而不决。直到1935年高友唐因病去世，最终该案被全部撤销起诉，不了了之。

郑毓秀身为当时民国风云人物，固然保住了面子。但是其出国的举动，也恰好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反而成为了这位民国奇女子的一辈子的人生阴影。

四、落寞晚年

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美国大使，郑毓秀随同前往，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协助丈夫开展外交工作。

1947年，当时国民政府的大陆败势已出现，重心南移，蒋介石开始重视台湾。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开始前往岛上主持事务。

不久后，上海的一家名为“铁报”的小报，在一篇介绍台湾情况的文章中称：“郑毓秀行事高调，开始在台湾“垂帘听政”，变成了“太上主席”，并且垄断“两岸关系”，从中谋取巨额财力。”

这篇文章让郑毓秀大动肝火，立刻操起律师这个老本行，起诉“铁报”主编毛子佩妨碍自己声誉，要求该报马上道歉赔偿。

然而，1947年12月初该案开庭之时，却是控辩双方都未到庭，最后以“原告本人不出庭，该诉讼不成立”为由，最终不了了之。

郑毓秀身为老同盟会成员、上海法界前辈、现任省政府主席夫人······一连串的身份头衔。倘若她放下身段出庭应诉，确实也不适合，恐怕会立即成为社会新闻人物，反而掉了自己身价。

何况，当时许多报刊上有不少关于郑毓秀的负面报道，说她任人唯亲，插手经济贸易等不好的传闻。

因此，有人甚至猜测郑毓秀勃然大怒，状告“铁报”的案子，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丈夫魏道明的仕途。

因为魏道明仅仅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才一年多，便被陈诚取而代之。

从此，郑毓秀、魏道明夫妇俩远离了政治中心的舞台，于香港短暂停留后，远赴巴西从事商业活动，不料生意惨淡，随后又到了美国生活。

晚年的郑毓秀疾病缠身，左臂因为有癌变症状，被迫切除。漂泊异国他乡数年后，郑毓秀夫妇想要回到台湾，却被蒋介石下令“缓发”通行证，这让她更为郁闷。

1959年，郑毓秀病逝于洛杉矶，终年68岁。自从离开中国大陆后，早已习惯被人追捧的郑毓秀，怎么也没想到，此后的日子会如此落寞和凄凉，但她的一生却仍然充满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