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秀:奉命刺杀袁世凯,逃亡法国获博士学位,为何会晚景凄凉?

来源:历来现实

1912年1月16日,北平城里,早晨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或许是天气寒冷的缘故,商铺林立的东华门前,也不见几个人影。

平日里,东安市场早已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了,这会儿却只有几个赶早的小贩,眼巴巴地看着路过的行人,不时叫唤几声。

不远处的祥艺坊酒楼,有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声谈笑着,眼睛却总在观望路上的动静,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随着一连串清脆的马蹄声,两辆马车疾驰而来。走在前面的一辆马车,正要经过祥艺坊酒楼,突然有一包东西从酒楼内飞出。

只听一声巨响,顿时黑烟冲天,马车随即被撕开两半,马匹瞬间倒地,血水四溅,一时间街上乱成一团,行人都吓了一大跳。

不过片刻之间,一大帮警卫就快速赶来,马上包围住酒楼,并冲了进去。不久后里面传出爆炸似的尖锐枪声,吓得街上的人们四处惊惶逃散。

许久,后面的那一辆马车上,走下来一个身形肥硕的人,正是当时风头正劲的袁世凯!

毕竟是军人出身,袁世凯看上去似乎毫无惧色,并没有因为遭人暗杀,而吓得手足无措,瑟瑟发抖,依旧一副面不改色的模样。

一、拯救同仁

第二日,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纷纷刊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被刺》这一震惊晚清的谋杀事件。

很快,幕后组织被查实,正是同盟会革命党的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只可惜这次任务没有成功,棋差一着。

当天晚上,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下令在北平城内追捕革命党人。特务头子陆建章亲自带队,先后有多名革命党人被缉拿。

郑毓秀作为整个刺杀事件的组织和参与者,得知革命战友身陷囹圄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想方设法展开了营救行动。

如果直接组织大家强行劫狱,这办法肯定行不通,只会让更多的战友牺牲,那该怎么办呢?

郑毓秀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几个认识的法国记者,如果让他们从中斡旋,事情或许会有一定的转机。

毕竟,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喜欢“崇洋媚外”,见到外国人都会给几分薄面,不妨大胆一试,就算不成功,也不用承担风险。

果然,郑毓秀想得没错,袁世凯还真就吃这一套。

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时局,心里也希望争取到西方势力支持的缘故。

见到几个法国记者前来保释,袁世凯可谓是毕恭毕敬,极尽谄媚的本事,立刻将几名洋人奉为座上宾。

法国记者一提出要求放人,加上自己手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袁世凯立即把在押的7名革命党人无罪释放了。

但是,另外三名革命同仁,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由于是在刺杀行动时被捕,证据确凿,因而无法脱身。

对此,郑毓秀也无计可施,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战友,最后被袁世凯残忍杀害了。

1912年1月20日,京津同盟会北平支部通知郑毓秀,认为袁世凯闭门不出,警卫森严,不便再刺,目标要转为宗社党首领良弼。

郑毓秀吸取上次行动的教训,进行了更加周密的部署,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派谁去执行任务比较好呢?

此时,京津同盟会暗杀机关部部长彭家珍站了出来,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前往暗杀良弼,并对于此次行动抱定必死之决心。

行刺之前,彭家珍与郑毓秀进行会晤。当时郑毓秀的姐姐与彭家珍正处于热恋之中,闻知此事前来劝阻。

彭家珍决心已定,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生死离别之际,郑毓秀的姐姐当场哭得昏厥过去。

郑毓秀见此情景,泪如雨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保持缄默。

爱新觉罗·良弼,于1912年1月12日与载涛、毓朗、铁良等皇亲贵族召开秘密会议,被推举为“宗社党”首领。

1月19日,良弼以“民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清帝退位,表示要重整兵马,与南方革命党决一死战。

所谓擒贼先擒王,对于这个政治上的顽固守旧派,当然要诛之而后快!

1912年的1月25日,一切准备就绪,彭家珍写下一封慷慨激昂的绝命书。

“诸同志兄弟姊妹鉴:自入中国同盟会以来,不敢不稍尽责任,惜才力薄弱,未见大效,抱愧奚如······”

“此次各省起义,北方尚未响应,实满奴汉奸势力之下不易着手之故·······而其中之重要人物,有军事只智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商何堪设想乎?诸君,诸君,勿悲!勿悲!二十年后又当成一健儿也!”

彭家珍身穿清朝军官制服,怀揣两枚炸弹,自称”标统“。晚间驱车直奔良弼的官邸,递上”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名片,言称有要事相商。

却不料,良弼此时并不在府中。彭家珍在客厅等候许久,仍不见良弼归来,恐暴露假身份,决定先行告辞。

行至大门外,恰逢良弼乘轿归来,彭家珍挡住去路,求见大人。良弼下轿观看,却不认识,瞅见彭家珍目光如炬,满脸杀气,心知不妙,正欲转身离开。

彭家珍怎会错过此等好机会,迅速从怀中掏出炸弹,狠狠砸向地面,只见一声巨响,良弼猝不及防,应声倒地!

有些不幸的是,彭家珍扔完炸弹转身之际,也被一块弹片击中后脑,即刻倒地不起,随后壮烈牺牲。

良弼左腿被当场炸断,血流满地,手下送回府中抢救,两天后因伤重毙命!

时隔17天后,也就是1912年的2月12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彻底结束,自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这正是不惧生死的革命烈士们所希望看到的,如今大愿已成,彭家珍等人应该也死而无憾了。

大清真的亡了,暗杀也成功了,但是因为一些细节上的疏忽,郑毓秀的身份还是暴露了。

郑毓秀身为一名革命党人,自从参加同盟会的那一天起,与其他革命同仁一样,并不畏惧死亡,但是一个人的突然到来,还是让她决定逃亡法国。

二、玫瑰枝事件

郑毓秀生于广东新安(今深圳宝安),从小衣食无忧,家里因赈济黄河水灾,还曾经获得慈禧的封赐。

父亲郑文治考取功名,成为了清末户部的一名官吏。郑毓秀自幼聪明伶俐,深得父母的宠爱,性格颇为叛逆。

众所周知,旧时代的女孩难逃两大厄运,一是缠足,二是包办婚姻。这是封建传统旧俗,无论家世富贵或者贫穷,均无例外。

郑毓秀五、六岁时,祖母一声令下,软硬兼施,要为她裹脚。郑毓秀拼命抵抗,白天被裹上,晚上立刻解开,每一次皆如此。

有一天,祖母又带人前来裹脚,郑毓秀小小年纪,忍无可忍,对着祖母大喊大叫,以死相逼,说什么都不肯就范。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孩子都豁出命去了,祖母也就只好无奈妥协。从此家人就再也不逼郑毓秀缠足了。

13岁时,郑毓秀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家人担心她的大脚不好嫁人,早早给她安排了一门好亲事。

两家最后约定,等到郑毓秀16岁的时候,立即迎娶过门。而这门亲事的男方,正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儿子。

郑毓秀得知此事之后,立即在家里面大哭大闹,拒绝跟陌生人结婚。然而这一次家里长辈铁了心,态度坚决,谁也不搭理她了。

那时,换作一般的女孩,碰上这样的事情也就认命了。但郑毓秀眼见一计不成,立刻想到了其它的办法。

郑毓秀暗地里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男方,不仅奚落对方的长相,还态度坚决,表示自己不愿嫁,奉劝男方最好退婚。

堂堂两广总督的公子,家世显赫,哪里受得了这气?!何况从来只有男方写“休妻书”,哪轮到女方作妖?

随后,岑公子就把信交给了父母,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女并非贤妻良母,不娶也罢。结果这么一闹,双方的婚约真的取消了。

这件事情传出去,郑家的面子算是保不住了。父亲郑文治也觉得脸面无光,狠狠地把郑毓秀呵斥了一顿。

郑毓秀不服气,与父亲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这一下子把郑文治气得浑身发抖,随即怒从心头起,把她赶出了家门。

母亲悄悄跟上,塞了一些银元给郑毓秀,随后托人找关系把郑毓秀送进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两年后,郑毓秀跟随姐姐赴日留学,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郑毓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如今终于摊上了大事。

有一天深夜,郑毓秀正要睡觉,突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感到好生奇怪,打开门一看,却是父亲郑文治。

父女之间没有隔夜仇。郑毓秀见父亲来找,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流下来,刚要开口说话,郑文治却先说明了来意。

随后,父亲告诉郑毓秀,北京的家里不知怎么回事,突遭不明来历的人士搜查,把家里头弄得乱七八糟的。

仔细一想,郑文治料定是女儿肯定又闯祸了,因为担心郑毓秀的安危,特意过来探望一下,为她想想办法。

郑毓秀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这肯定是袁世凯派人在找她。

于是,郑毓秀决定前往法国留学,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有感于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选择攻读法学专业。

1919年1月,中国作为当时的战胜国,北平政府也派出了代表团出席会议。

因为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郑毓秀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成员,负责担任联络和翻译方面的工作。

然而,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很多相关条约都不利于中国,如此失败的外交,令国民无比愤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此展开。

这样的背景下,北平政府也无计可施,最后把签字与否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

面对这一烫手山芋的“洋山芋”,陆征祥左右为难,心脏病都犯了,借此机会躲进了医院。直到“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才现身。

1919年6月27日晚上,郑毓秀因为拥有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赢得了法国留学生和华工们的信任,一致推荐她为代表,与陆征祥展开谈判。

此时,陆征祥已经接到北平政府的授意,已经准备签字画押了。

关键时刻,郑毓秀情急之下,偷偷在花园里折了一段玫瑰枝,然后走到陆征祥后面,厉声警告他如果敢签字,立刻送他见阎王。

最终,陆征祥没有在合约上签字,由此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

这件事很快传回国内,郑毓秀用“玫瑰枝当枪”的义举,立即成为了中国人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

后来,郑毓秀将这支玫瑰枝带回祖国,并在客厅里悬挂多年,成为了她值得骄傲的一件往事。

三、高光时刻

1924年,郑毓秀在法国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了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第一位法学女博士。

两年之后,郑毓秀回到上海,开设了一间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与她一起合伙的是后来的丈夫魏道明。

自此,郑毓秀完成了从“女侠”到律师的华丽转身,并且随后在执业期间,屡屡打赢官司,声名鹊起。

郑毓秀最具知名度的官司,当属为著名女伶孟小冬当辩护律师,成功化解了梅兰芳和孟小冬因爱生恨的爱怨纠葛。

最终,梅兰芳以赔付4万元,才平息这一场风波。

1927年8月,郑毓秀与魏道明两人日久生情,情投意合之下,水到渠成结为伉俪,随后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两人均到国民政府任职,丈夫魏道明入司法部,而郑毓秀则进入立法院,开始民法典的编撰制订工作。

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法规,诸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均被正式列入草案中。自此,郑毓秀被誉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1931年,郑毓秀辞去政府职务,返回上海重新当律师,很快就站稳脚跟,上海各种诉讼关系,只要她经手的案件,无一败诉,一时风光无限。

当时,上海司法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博士电话到,案子办不了。”意思就是说,只要郑毓秀博士一打电话到法院,法官就开始担心案子难办了。

此后,郑毓秀开始变得行事高调,刻意穿着华贵,也乐意让自己的言行被媒体报道,经常与社会各界名流聚会,俨然变成了一派贵妇人的模样。

然而,所谓树大招风,人红是非多,郑毓秀也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1932年,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高友唐,在10月1日印刷出版的《监察院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弹劾前任上海审判厅长郑毓秀,与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杨军熉联合贪污公款22,000元·······”的文章。

事实上,高友唐的来头并不小,原本是满洲镶黄旗人,并与末代皇帝傅仪有一定的交往。

晚清年间,他曾任同知(知府的副职,正五品)的职务,主要分管地方上盐、粮等各类大小事务。

民国建立后,高友唐与《民立报》创办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极为交好。随后,于右任被任命为检察院院长,高友唐也进入检察院担任监察委员。

任监察委员期间,高友唐被人称为“坦克”。时任海军部长陈绍宽、外交部长王正廷、安徽省省长陈调元等均遭其弹劾,可谓名震全国。

据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友唐还曾经受到蒋介石委托,到天津面见溥仪,劝说其不要听信日本人的谎话,为日本人所利用。然而,最后并未取得成效。

虽然,这一次是高友唐率先发难,郑毓秀身为大律师,自然没有怕的道理。第二天,郑毓秀便在上海,通过报刊登启事的方式进行了回应。

一是该案子所述存款被侵占之事,原本系书记官“钮传椿”一人所为,不应该以郑毓秀为该案主体。

二是监察委员之弹劾,只能制约公务员的行为。而郑毓秀作为一名律师,并非公务员的身份,因而她不在弹劾范围之内,高友唐的做法纯属于“污蔑”。

不过,郑毓秀只是虚张声势、混淆公众视听而已,她自然知道高友唐肯定手中掌握真凭实据,不然不会随便发文。

即使郑毓秀手腕通天,如果一旦进行异地审判,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所以,郑毓秀还是害怕会被审判定罪。

于是,郑毓秀决定收买高友唐。据说,郑毓秀曾托人给高友唐送去10万元,希望他不要再追查此案,却不料遭到高友唐严词拒绝。

不仅如此,高友唐还将郑毓秀给他的信,转呈给了于右任检察院院长。同时回信给郑毓秀,轻蔑表示:“须知中国官吏亦有不爱钱财者。”

1933年8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一起案件。检察官认为郑毓秀、杨军熉等人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侵占公物,犯有贪婪不法的罪名。

不过,郑毓秀为了逃避审判争议,早已借养病为由,南下香港偷偷取道欧洲,寻求国民党元老的帮助。

因此,审判之时,法院只传唤来了书记官钮传椿,其它相关责任人均没有到庭,案件不得不采取延期审判。

此案后来延期许久,一直悬而不决。直到1935年高友唐因病去世,最终该案被全部撤销起诉,不了了之。

郑毓秀身为当时民国风云人物,固然保住了面子。但是其出国的举动,也恰好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反而成为了这位民国奇女子的一辈子的人生阴影。

四、落寞晚年

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美国大使,郑毓秀随同前往,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协助丈夫开展外交工作。

1947年,当时国民政府的大陆败势已出现,重心南移,蒋介石开始重视台湾。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开始前往岛上主持事务。

不久后,上海的一家名为“铁报”的小报,在一篇介绍台湾情况的文章中称:“郑毓秀行事高调,开始在台湾“垂帘听政”,变成了“太上主席”,并且垄断“两岸关系”,从中谋取巨额财力。”

这篇文章让郑毓秀大动肝火,立刻操起律师这个老本行,起诉“铁报”主编毛子佩妨碍自己声誉,要求该报马上道歉赔偿。

然而,1947年12月初该案开庭之时,却是控辩双方都未到庭,最后以“原告本人不出庭,该诉讼不成立”为由,最终不了了之。

郑毓秀身为老同盟会成员、上海法界前辈、现任省政府主席夫人······一连串的身份头衔。倘若她放下身段出庭应诉,确实也不适合,恐怕会立即成为社会新闻人物,反而掉了自己身价。

何况,当时许多报刊上有不少关于郑毓秀的负面报道,说她任人唯亲,插手经济贸易等不好的传闻。

因此,有人甚至猜测郑毓秀勃然大怒,状告“铁报”的案子,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丈夫魏道明的仕途。

因为魏道明仅仅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才一年多,便被陈诚取而代之。

从此,郑毓秀、魏道明夫妇俩远离了政治中心的舞台,于香港短暂停留后,远赴巴西从事商业活动,不料生意惨淡,随后又到了美国生活。

晚年的郑毓秀疾病缠身,左臂因为有癌变症状,被迫切除。漂泊异国他乡数年后,郑毓秀夫妇想要回到台湾,却被蒋介石下令“缓发”通行证,这让她更为郁闷。

1959年,郑毓秀病逝于洛杉矶,终年68岁。自从离开中国大陆后,早已习惯被人追捧的郑毓秀,怎么也没想到,此后的日子会如此落寞和凄凉,但她的一生却仍然充满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