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签字，问问我的枪同不同意”，女侠郑毓秀拿着玫瑰厉声呵斥

文|若凌

丹心说：大家好，欢迎来到《民国开讲了》。本期邀请的嘉宾是郑毓秀，她有诸多头衔加于一身：中国第一个女博士，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她才貌双全、有胆有识，堪称女中豪杰。也有人称她是民国奇女子、女杀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听听郑毓秀本人怎么说吧！

郑毓秀：大家好，我是郑毓秀，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广东一个官宦家庭，我天生反骨，绝不贪恋优渥的物质生活，千辛万苦、舍生忘死追求革命真理。

对于丹心说的邀请，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人们对我褒贬不一，仰慕者有之，唾弃者亦有之。

我年轻时曾经追随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奋斗，奉献了青春和热血；年老时，怀念故土，却未能成行，终归客死美国。

我已长眠了半个多世纪，很多事情，我不想解释，也不必解释。我想我无愧于心，无愧于祖国就已足够。

现在还有年轻人对我感兴趣，想了解那段历史，我还是很欣慰的，不妨讲讲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于是，我来了！

郑毓秀

我确实做过很多当时看起来惊世骇俗的事情：5岁，拒绝裹脚；15岁，写信退婚；从此辗转天津，东渡扶桑，留学法国，追求革命真理。

人们大多是因为巴黎和会前夕的“玫瑰枝事件”熟悉我、褒扬我，确实，这件事事关重大，迫使中国代表陆征祥放弃签字，阻止了德国将青岛转让给日本。

“你敢签字，问问我手里的枪同不同意！”

说起“玫瑰枝事件”，我不得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104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坊间说我急中生智，拿玫瑰枝当枪，逼着陆征祥说：“你敢签字，问问我手里的枪同不同意！”

作为当事人，我有些哭笑不得。拿玫瑰枝当枪，当面胁迫陆征祥，你以为那是过家家吗？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详细说说“玫瑰枝事件”。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奥地利等同盟国战败告终。次年1月，协约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集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应邀派代表参加。

“巴黎和会”，美其名曰“和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再分配，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可惜，当时我没有能力完全看明白。

6月28日，由英美主导的大会签署了《凡尔赛合约》，他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在中国山东包括青岛、胶州湾取得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让中国代表签字。

日本这个弹丸小国，以蛇吞象的野心试图吞并中国、征服世界。

中国代表团主席是陆征祥，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成员有驻美大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南方政府的王正廷。我精通英语、法语，又留学法国多年，对法国很熟悉。我的任务是协助中国媒体传递信息、代表中国女性发声，所以，我又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女特使”。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

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顾维钧发表演说，中国的正当权益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赞成和同情。只有陆征祥迫于北洋政府的压力，固执己见，提出必须签约。

我通过首席军事代表唐在礼的夫人，得知陆征祥隐藏在巴黎郊区圣克卢，便立即召集数名学生和在法的华工碰面，商定行动方案。

我和李麦可同志率先到达陆征祥的住所，给门房说明来由，得到的回复却是：陆征祥身体不适，拒绝接见任何人。

紧接着，市区的学生和工人们也都赶到了，我们决定在陆征祥寓所的大门口附近严防死守，不让他有机会逃脱。

此时，代表团的秘书(后来才知道那是岳昭燏)夹着一个厚厚的公文包，第二天上午就是签署合约的时间了，我认定这个公文包一定非比寻常。

我想必要时我们必须拦截岳昭燏，强夺他的公文包。可是，如果这么做，我们手里必须有能够震慑他的武器才行。

陆征祥

可我们都手无寸铁！我急中生智用蛮力在玫瑰丛里掰下来一根直径约两三厘米的粗枝，用膝盖将其折断，或许，在黑暗中可以当枪用，我已经别无他法了！

我拿着“玫瑰枪”，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岳昭燏的出现。很快，他出来了！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依然夹着那个厚厚的公文包，瞻前顾后，神情慌张。

我的一个同伴挡住了他的去路，在黑暗中，我冲了出来，拿着玫瑰枪抵着他，他惊吓过度，公文包掉了下来也顾不上捡，慌不择路，落荒而逃了。

陆征祥显然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派人传话：“如果你们愿意离去，第二天陆总长就接见你们！”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那一夜，我们非常兴奋，即使冻得哆哆嗦嗦也不在乎。第二天上午十点，陆征祥接见了我们。

我们义正言辞、据理力争，陆征祥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面色颓废，一蹶不振。最终陆征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样，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力得以保留。

当然，此时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爱国学生们慷慨激昂，“还我山东”，“还我青岛”、“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口号响彻云霄，也极大地声援了远在巴黎的我们。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

事情就是这样，玫瑰枝确实是有，慷慨陈词、劝阻其签字，当然也有，但是，拿玫瑰枝当枪逼迫陆征祥，这个……这个，到底有没有，你们自己判断吧！

那一年，我28岁，俨然是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我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或许和我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出身显赫，却天生反骨，志在为自由和正义而战

3月份的广州，天气已经回暖，一半是春天，繁花烂漫，蝴蝶翩翩起舞；一半却是秋天，很多树叶瞬间变黄，一夜之间落了一地。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季节，都说广州的秋天是藏在春天里的。

一如当时已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旧中国：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许许多多有志者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各种新思潮、旧思想在交织着，冲突着。

就在1891年3月20日，广州城中户部官员郑姓家族的深宅大院里，一个女婴在祖母期盼的目光中呱呱坠地，她用清脆响亮的哭声向世界宣告：我，郑毓秀，来了！

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风雨叠加、动荡不安，在我的家里，生活依然富裕、宁静、按部就班。

我的家族本来世代务农、老实本分，没想到在祖父郑姚这一代翻了身。祖父在香港白手起家，靠地产生意富甲一方。

我父亲郑文治几乎是顺风顺水地做了清王朝户部的官吏，家里良田千顷，佣人如云。我的母亲看上去是个养尊处优的阔太太，只有我能感觉到：她似乎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悲伤。

小时候，我的父亲在北京做官，很少回广州，家里都是祖母在当家。祖母就是最高权威，她的话就是法律，不容置疑。

我的人生当然也应该和当时所有的大家闺秀一样，在祖母的安排下，读《女德》、《女训》，遵守三从四德，为以后相夫教子做好准备。

可是，我真的非常讨厌读那些女德之类的书。我常常坐在母亲的膝盖上，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兴致盎然地听她讲故事，尤其是花木兰，她代父从军的故事，听得我如痴如醉，百听不厌。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

郑毓秀儿时就读的学堂

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我5岁了，到了女孩子裹脚的年龄。

那时候，女子都有一双三寸金莲般的小脚，走起路来，“莲步轻移动玉枝”，那才叫美。哪个女子要是长着一双大脚，似乎是没有教养的体现，父母都为之蒙羞。

祖母给我裹脚，我哭得嗓子都哑了，母亲一脸的心疼，她在旁边一边流泪一边劝我裹上。那时候的我，除了大哭大闹，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我实在拗不过她们，只能半夜三更趁她们熟睡的时候把裹脚布剪开，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把它扔到她们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如此三番五次地哭闹，祖母心力交瘁，她实在拿我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她说我这样子将来是嫁不出去的，我才不管呢！

我那个时代，女孩要裹脚，走路一步三摇才叫美

这是我和祖母的第一次过招，很显然，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抗争，胜利者是我，5岁的郑毓秀！

6岁那年，有一天我和姑姑家的小表姐，以及我们各自的贴身丫鬟，带着一帮孩子在后院里玩耍。

这些丫鬟顺从、乖巧，但她们年龄小，也贪玩。玩耍间，我看见表姐，因为争抢玩具而大声训斥那个小丫头。表姐越吵越凶，竟然动手打人。小丫头刚开始苦苦哀求，实在忍不下去了，她们两个厮打成一团。

大人们包括我的姑姑听到吵架声，都跑了出来。姑姑抱起表姐，一边安抚，一边大声斥责那个小丫头。

这时，正好祖母走过来，看到外孙女被打，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打对方一顿。

小丫头吓坏了，当场跪下求饶，可怜的小丫头没躲过这一劫。我当时怒火中烧，冲到表姐面前，指着她的鼻子，大声说：应该被打的是你！

我又冲到小丫头身边，一边伸出双臂抱住她，一边说：“该打的是表姐，你们要是非要打她，就先打死我好了！”祖母恼羞成怒，不得不撤回成命。

祖母气急败坏，她恶狠狠地训斥母亲：“成何体统！看，都是你教出来的千金大小姐！简直无法无天！”

看着母亲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我知道我又闯祸了！她们把我带离后院，我没有反抗。即便如此，很显然，胜利者是我，6岁的郑毓秀！

如果拒绝裹脚是为了自由而战，那么，这一次保护佣人，就是为了正义而战！这不就是我终生的追求吗？

亲自写信退婚，惊世骇俗离乡追梦

9岁那年，我和母亲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我的父母终于得以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常常缠着父亲，让他给我讲他工作上的事情。

从父亲的口中，我知道了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知道了留日爱国学生邹容的战斗檄文《革命军》，一种强烈的、不甘受辱的火苗在我心中点燃。

父亲是一个保守的旧官吏，虽然他对清政府的统治满腹牢骚，但让他做出实质性改变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心中一股反抗的意识正在迸发——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我9岁之前在广东生活，家境优渥，对外界知之甚少。如果说我当时天生反骨的话，那也只是我的性格使然。

9岁之后来到北京，我的视野变得开阔，对社会的黑暗也了解得多了，我天生反骨的个性慢慢变成了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也许，这就是成长吧！

后来，祖母也带着佣人来到北京。我们一家又活在祖母的金口玉言之下，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母亲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而父亲，却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谎称公务缠身，回家越来越少了。有祖母的地方，仿佛乌云压顶，让人感到沉闷而压抑。

13岁那一年，来给我提亲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作为当事人的我，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像一个被任意摆布的玩偶，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实际上我也不清楚婚姻是怎么回事，祖母不是说过：像我这样长着一双大脚的女子，不是嫁不出去的吗？

祖母对我的“婚事”很热心，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她选中了广东总督岑春煊的儿子。盛大的订婚宴会上，人们举杯换盏，热闹非凡，唯独我们两个当事人没有出现。

我看到他们用四匹白马托着一箱一箱的彩礼进来，祖母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眼前这一切，仿若梦境，那是别人的故事，与我无关。多么的荒唐啊！可它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当男方提出次年的某一个良辰吉日要结婚时，我才如梦初醒，慌了神！听哥哥说，我的“未婚夫”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公子，他的父亲花钱给他挂了个虚职。

我苦苦哀求父亲想办法替我取消婚约，这让他左右为难。我来求哥哥，得到的结果却是“未婚夫”义正辞严的拒绝。

那时都是包办婚姻，婚礼上新郎新娘表情木讷，谁知道结婚是咋回事呢？

看来，这件事也只能由我自己抛头露面了。我写信说我有留学欧洲的计划，劝他找一个美丽善良、温柔贤淑的女子为伴。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眼里，这只不过是一封普普通通的退婚信，竟然在我的家族甚至所谓的上流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吓得脸色苍白，祖母骇得心脏病发作，而我，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我能隐约感觉到母亲的哭啼声中，似乎有一种庆幸的味道，我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强大到可以从容面对任何风雨！

虽然这场“战争”我是胜利者，但，我的离经叛道也是尽人皆知了。

在北京肯定是待不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便被家人送到了天津女子学校，这是一所由美国传教修女开办的学校，欧洲留学没有成行，在这里读书，接受先进的西式教育，个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我如鱼得水，非常快乐。

当时的中国，很不太平。慈禧太后统治着中国，早些年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清政府腐败无能，人们生活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之下。

一些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兴中会在日本。对当时的我来说，要想革命，就必须去日本。

我对父亲提出想去日本旅行，父亲以为我想出去开阔眼界，便欣然应允。他建议我在东京继续完成学业，还安排我在那里的亲戚家住。

15岁那年的夏天，我难以抑制内心的亢奋，在姐姐的陪伴下，登上了去日本的航船。我要在日本寻求革命真理，追寻革命志士，尽管前路未卜，我内心依然慷慨激昂，我的追梦之旅从此开启。

也许是苍天有眼，自助者天助之，我在日本有幸见到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志士。孙中山先生富有远见的讲话，和他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都让我对他的主张深信不疑。

几个星期后，我在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决定追随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政体，必要时，愿意付出任何牺牲，包括生命。

廖仲恺、何香凝一家在日本

我在日本呆的时间并不长，却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几个月后，我被指派回国担任国民党的情报员，继续为革命贡献一己之力。

秘密运送弹药，命悬一线

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各省的代表推举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于是，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这是国民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取得的胜利。

然而，在北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统治依然存在。孙中山先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没有采取武力推翻清政府，而是寄希望于和谈。

和平协商被一拖再拖。清廷拒绝退位。我们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敢死队，以为只要除掉阻碍和平协商的几个关键人物，革命就能完成。袁世凯就是我们的行刺目标。

郑毓秀和蒋介石等人在一起

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总部并没有炸药，我们得从天津偷运。于是，我自告奋勇，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

当时我家有一个仆人叫董五，虽然他不识字，但他非常支持我的革命行动，人又极为聪明。在董五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天津。

我的任务是把一个装满炸药、一个装满子弹的行李箱，在不被打开的前提下在火车站通关。

我们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董五化妆成天津火车站人力车夫，我带着两个行李箱一出现在火车站，董五就接过去送我上车。还有两个革命同志扮成火车站警卫，保证我万无一失。

北京火车站出站时，利用外国朋友人的特殊身份，出站时走外国人专用通道，不用安检就能顺利通关。如此，我运送炸药甚是顺利。此后，我每周两次往返于天津和北京，执行运送炸药的任务，这一做就做了三个月，直到炸药充足。

那时候真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了，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特别是最后一次，差点儿要了我的老命。

可能是太顺利了，我产生的轻敌思想。最后一次运送炸药，我贪多，用了两个更大的行李箱，在火车上引起了男列车员的注意。

这个男列车员，我时不时会给他小费，他也不会为难我。这次，他却要求我把行李箱放在专用车厢。

交涉无果后，我提出等列车长过来我就放过去。我当时非常恐惧，列车长过来时，我故作镇静，假装热情地和他交谈，他果然没有注意我的行李箱。

男列车员回来后，我谎称列车长同意我放在这里，一切都没问题。他半信半疑，但也不再坚持。

我以为我安全了，没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我刚坐定，座位下的行李箱发出嘶嘶的声响——难道行李箱会爆炸？我顿时感到空气都要凝固了！我思绪纷乱、束手无策，心里想像着我的家人、同志参加我葬礼的情形，也猜测着孙中山先生会给我写下什么样的挽联或者碑文……

此刻，那个嘶嘶的声响，变成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面对死亡，我只能这样坐以待毙吗？我伸手把行李箱搬到座位上，屏住呼吸，等待爆炸的那一刻！

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仍在继续，我一看，是座位底下的一段散热器的管子，发出的声音！——妈呀，我顿时瘫软在座位上！这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参与过刺杀袁世凯、良弼的计划，人们称我是“民国第一女刺客”，终于我在国内被袁世凯盯上了，1913年，我去了法国留学。

郑毓秀在法国留学

我做过律师，起草过《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当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教育次长，1948年由台湾移居美国，直到辞世。

我这一生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已随着历史的车轮、岁月的尘埃烟消云散。

1959年在美国我因病客死他乡，半个世纪后，我的雕像出现在家乡深圳南乡小学，守望着我的家乡，见证着这片故土上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郑毓秀在故乡的雕塑

世人赞我“女中豪杰”，或者骂我沽名钓誉、名不副实，我都一笑置之。我相信，公平自在人心，是非功过，就由你们来评说吧！

编后语:

郑毓秀，活脱脱的“小哪吒”，虽没有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的提气口号，却用行动走出了大女主的步伐，她是为时代而生的，她是巾帼英雄。

她在国家最艰难的时代，勇敢地站在最前面，用血肉之躯，立于狂风暴雨之中，赢得了世人的刮目相看。

多年以后，人们记住了，曾经有一位女侠，她是国家的“枪炮玫瑰”，她用枪对着汉奸、对着侵略者；她用玫瑰，香氛革命、香氛法律，花香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