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与传说大相径庭

图为英国使者谒见乾隆皇帝（网络图）

说到中国国民性，我们还要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讲起。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的一个外交使团成功抵达中国，使团的团长叫马戛尔尼。他是一个“中国迷”。

那个时代欧洲有许多中国迷，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国的人。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经过九个月的艰难行驶，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见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

但是一到中国，英国人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吃惊。他们发现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如隔天渊。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剧变。

欧洲人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传说，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眼中的晚清中国（网络图）

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英国人发现，中国政府的统治充满“暴虐，压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是“畏惧，欺瞒和忤逆。”

英国人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交往，就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达浙江沿海后，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他们登陆定海，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英国使团的成员们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的话说得相当深刻：“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眼中的晚清中国（网络图）

巴罗说，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事实上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在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