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传奇女官员，前半生堪比窦娥、潘金莲，后来竟成辛亥革命元勋

来源：奇谈史话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于1911年10月16日创刊。该报创刊之初曾经刊登《刘一启事》：“每日下午两点钟，在总监察处接见各界姊妹。”

刘一本名李淑卿，是共进会会长、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的如夫人，当时担任负责总监察处文案收发工作的监印员，是中华民国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官员。

刘一早年人见人爱

据《沔城志》记载，李淑卿，原名远宝、淑贞，字文华，嫁给刘公之后改名刘一，别号征清子。

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出生于湖北沔城（现仙桃市）下关街龙家湾。她祖籍广东，父亲在沔城当一名下级官僚，死于战乱，母亲谢氏靠着做针线活拉扯她长大。

在同盟会、共进会及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居正写作的《梅川日记》中，刘一被称为“沔阳监学”，其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与《窦娥冤》中的窦娥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据居正介绍，刘一的母亲是客居湖北沔阳的广东人。刘一从小聪明美丽且擅长交际，深受沔阳新学堂的书生学子们的喜爱。这些书生学子经常到刘一家中喝茶聊天，刘一的母亲就依靠这些书生学子留下的茶水费维持生计。

擅长交际的刘一，也因此芳名远扬，以至于被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沔阳劝学所长花钱破处。经常在刘一家中逗留缠绵的这位劝学所长，严重妨碍了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的书生学子的青春浪漫，他们便给刘一起了“沔阳监学”的绰号。

刘一从小被许配给以卖烧牛肉为业的丁姓回族商贩，成婚之后依然放荡不羁。没有艳福的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属便控告刘一谋杀亲夫。

刘一在包括沔阳知县之子在内的书生学子以及沔阳劝学所长的营救下，被免于死刑。知县判决时以24元大洋的官价，把她当堂发配给王姓富商。王姓富商对刘一宠爱有加，致使刘一遭到正房太太的妒忌。

这位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不曾想豆汁被王姓富商喝下。刘一发现情况不妙，迅速带着母亲逃往汉口，危难之中遇到似曾相识的一名沔阳学子。这名学子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共同协商安置办法。

同乡同学们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咨议局议员时象晋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滋兰女学堂读书。

这些帮助刘一的人中就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时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就是通过他们二人认识刘一的。

共进会长刘公捐资革命

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的豪富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称刘百万。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财政部负责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

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与宋教仁、田桐等人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启动经费300元全部由刘公捐助。1905年加入同盟会，捐助5000两银票用于出版《民报》。

据说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专门写有落款为“晚愚侄孙文”的借据：“子敬伯父、陶氏伯母二位大人，汇银五千两已收到，特立此据，待革命成功后，一并奉还。”

1906年萍浏醴起义期间，刘公一度回国，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东京，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1907年参与筹组专门用于联络江湖会党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后被推举为第三任会长。1910年他回国治疗肺病，被孙武、焦达峰等革命同志奉为财神。

当年奉行替天行道、天下为公的湖北、湖南两省的共进会成员，主要采取这样几种方式筹集革命经费：

其一是盗窃。听说广济县一座寺庙里有一尊金佛，焦达峰变卖田产前往踩点，最后出动六个人盗窃金佛，可惜在路上遇到官府捕快，他们以为已经被对方发现，只好把金佛抛弃于田野之中。

其二是绑架勒索。湖南共进会员邹永成来到武汉，报告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便从军队里找军医配迷药，由邹永成购来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在屋里喝酒，孙武、邓玉麟门外等候。久之，闻邹婶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碍事。”邹永成心有不甘，最后将婶母的幼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弟骗至汉口，放言要婶母赎回人质，成功勒索到800元大洋。

其三是宣传感化。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客栈与焦达峰相识。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刘深受感动，宣誓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焦达峰、孙武充当革命经费。

其四是变卖祖产。张振武回到竹山老家，劝说父亲将城内房产一百多间全部变现卖掉。之前为他留日求学和在武昌办学，已经两次变卖家中田产。

其五是动员捐款。他们锁定的第一个捐款对象，便是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当时清廷降旨要大考留学生，中试者将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名利心重，希望刘公能进京应试获得功名。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公表兄陶德琨，时任湖北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兼藩署财政顾问。刘公请求他出面向父亲刘子敬进言。

陶德琨谎称有日本驻华武官帮助疏通关系，急需八千两银子捐一实缺道台：“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例子，表弟刘公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

刘子敬考虑再三，表示即使捐出两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道台官职也在所不惜。刘公四叔刘子麟表示支持，率先摊出五千两银子，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后交给刘公。刘公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前来迎接得到巨款的刘公返回武汉。刘公的弟弟刘同，随后又带着后续的三千两银子来到武汉入学就读。

为了把五千两银子尽快移用为革命经费，孙武、杨玉如等人用美人计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30岁的刘公，然后又由充当宪兵的彭楚藩上门胁迫，说是不交出银子便要举报刘公是革命党人。

据杨玉如回忆，刘公携带巨款来到武汉的时间是1911年初夏。他因为身体虚弱需要静养，同时也为了方便与刘一同居，便租下城北雄楚楼10号的两进公馆。后面一进为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刘公与刘一住在楼上，杨玉如夫妇住在楼下。

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拿钱资助革命，刘公不太情愿地表示：“说句不孝不悌的话，这笔钱款是在父兄面前欺骗得来的。”他将所有证件和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接收办理。刘公交出银票后，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都督。

第一女官的革命生涯

1911年10月7日即辛亥年八月十六日，主要由共进会主持的政治筹备处，由位于汉口歆生路的荣昌写真馆（即照相馆），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独栋房屋中。刘公、刘一夫妇也随之在同一巷子里的宝善里1号租屋居住。

10月9日即辛亥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刘公、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为即将发动的武昌首义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临窗而坐的孙武，用洗脸盆配制炸弹。

丁立中、李春萱（作栋）在圆桌上为印制好的军用钞票加盖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外出购买未回。临时路过的刘同，站在孙武旁边好奇观望。孙武由于使用硫酸过多突然引起炸药爆燃，脸部和右手被烧伤，飞溅的炸药还灼伤了王伯雨的右眼。

李春萱急忙从衣架上取下长衫蒙在孙武头上，与丁立中以及两位军队同志一起，从后门把孙武送往日本人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同仁医院。该院院长河野治之的翻译徐凤梧，是孙武的老朋友。

炸药爆燃后，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刘公等人逃往位于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住处的共进会机关部。周围邻居大呼救火，俄国巡捕迅速赶来并且夺门而入，破获了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并把没有逃走的刘燮卿带走审问。

购表归来的邓玉麟不敢进屋，转身赶到长清里与刘公、李作栋等人会合。

刘公想到他与刘一租住的宝善里1号住宅中，还存放着部分秘密文件，担心落入俄国巡捕手中，便让刘同陪同刘一前往提取。两个人回到宝善里刚要开门，被俄国巡捕当场逮捕，与刘燮卿以及同住宝善里的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一起移交给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当即开庭审问。

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是普通居民，与革命党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留下口供。刘燮卿虽然是革命党人，却是普通市民打扮，没有引起重视。刘一作为女性，也没有遭到严刑逼供。学生打扮的刘同虽然引起注意，但至今没有发现相关审讯记录。一些回忆文章指认刘同“供认不讳”，但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撑。

受隐蔽疗伤的孙武委派，邓玉麟与谢石钦、梅宝玑、邢伯谦等人一起渡江前往设在武昌小朝街（今武昌复兴路）85号文学社总机关的军事指挥部，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共同做出当天半夜发动起义的决定。

由于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各城门实施戒严，起义命令没有能够及时送达城外各个新军营地。晚上10点左右，小朝街机关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六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随后又有杨洪胜等四十多人在各处被捕。

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凌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被砍头示众。张廷辅等十多人也陆续被捕，瑞澂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当天晚上7点左右，城外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

8点左右，城内第八镇工程营士兵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熊秉坤率领党人起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组织进攻总督府等军政机关。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逃往楚豫舰，提督张彪率领残部退守汉口刘家庙。

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于黎元洪已经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因为逃避逮捕而迟到一步的刘公只好转任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的总监察。担任总监察处监印员的刘一，也因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官员。她专门在蛇山抱冰堂的办公室设立接待站，负责接待积极响应武昌首义的女界人士。

关于刘一当年的精神面貌和革命风采，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在其英文著作《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记录有刘公真假难辨的鼓吹介绍：

“我的妻子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最近她去上海组织了一个女兵团，依计划她假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向总督府扔出炸弹。这将作为起义开始的信号。”

在时称阳夏战争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湖北黄陂女子吴淑卿主动上书黎元洪，要求从军杀敌。黎元洪接信后批令总监察处监印员刘一处理。

由于当时还没有女兵建制，刘一接到批令后很是为难。吴淑卿、陆国香、姚雪芹、刘元群等人再次上书黎元洪，呈请组织女子北伐队。黎元洪批准她们自行组织，由吴淑卿担任队长。

这件事情被当时多家报刊大肆渲染，一时间轰动湖北及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一股女子从军的热潮。一位名叫傅翠云的年轻女子为了能够从军杀敌，甚至与一位名叫曹道兴的年轻男子闪电结婚，然后夫妻双双报名入伍。负责接收这对夫妻军人的军官，也破例让他们白天到军营服役训练，晚上回家同房休息。

武昌首义领导人之一的同盟会元老居正，在《梅川谱偈》中记录有1912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的36岁的自己与时年20岁的女子北伐队学生队员钟明志的情爱故事。这桩颇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情爱故事，与刘一存在着间接关系，故抄录如下：

南京光复以后，各军林立。李柱中燮和率领淞军驻韬园，内有女子北伐队。尝闻田梓琴谈李柱中在南洋系一热心同志，往访之。因沔阳监学刘一，识吴淑卿、刘元群等。嗣往来于内务部，彼此相呼以卿卿。盖当共和草创之际，政府各部拟定名太卿、少卿。

在同盟会事务所谈话会提议，有赞成者，属余铸印备用，嗣经正式讨论，以卿相名称，古则古矣，但含有专制封建意味，不合共和体制。决称总长、次长。然而卿卿之话头，犹流露于茶余酒后间也。迨北伐军解散，女子各归本位，因访刘元群于成都路贞吉里女子法政学校，又识一学生钟明志。秋八月与钟氏明志结婚于上海徐园，于右任证婚，陈英士、胡经武介绍，来宾有吴稚晖先生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刘公从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任上辞职，随后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刘一跟随刘公来到北京，与在京的湖北首义人士发起组织政治团体丙辰俱乐部，并且出版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袁世凯称帝后，刘一随刘公前往上海参与讨袁。

1917年，刘一随刘公回到襄阳，策动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起兵护法。1920年刘公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的刘一回到襄阳礼佛寡居，自号征清子。

由于刘一没有生育子女，后半生一直依靠刘公的侄子们供养。

1951年除夕之夜，已经在土改运动中变成地主婆的刘一，在睡梦之中离开人世。家人害怕当地政府出面干预，只好用几块门板拼装成棺材，把刘一的尸体用板车拉到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匆匆加以掩埋。

这位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死后却连一个坟头、一块墓碑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