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模仿：晚清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

作者：马勇

黑船来航：1853年，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日本德川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改变了日本民族，改变了日本历史走向，从而使日本在世界化潮流早期顺利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明治维新也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激起阵阵涟漪。一部晚清史，在某种程度上看基本上就是从排斥到步步模仿明治维新的历史。

基于渐进变革的回应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民族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需求更大的市场，殖民势力的东来不仅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作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中国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西方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而中国所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遂于1860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的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有建议者，不拘贵贱，无须考虑，皆可献言，一扫历来矫情陋习。这个“大号令”虽以“王政复古”为旗帜，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发表《五条誓约》，确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维新政权基本方针，这就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可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日本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彻底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明治维新初年的状况，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映。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明治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转托英国驻上海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两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专程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订约通商，先后在天津拜会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等。

仿西洋诸国前例订约通商，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可能因为日本只是亚洲小国，根本无法与西洋诸强国并列，所以清廷对于是否与日本订约通商分歧很大，反对者如安徽巡抚英翰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而以恭亲王奕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另一派，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以为即便不能倚日本为外援，亦应稍事联络，以为中国增一屏障，尽量不要让日本倒向西方诸强一边，成为中国敌对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来华议约抵达天津，与大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订约谈判。几经反复，两国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议定《修好条规》，正式确立两国对等的国家关系，中国终于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为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

在这一系列交往过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明治政府的维新情况，中国人特别清政府领导层对明治维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鸿章甚至敏锐意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可能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很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在一封写给恭亲王的信中说：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习各艺，又购制造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他此时已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李鸿章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然而像李鸿章这样清醒的中国人似乎太少了，出于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明治维新激进主义政治措施的效果并不易在短期显现，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认同，以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政策太过激烈，即便可以给日本带来短暂的好处，也势必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使日本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远不如中国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得更为合理。比如积极协助恭亲王奕一起发动洋务自强运动的文祥，力主对外结好，对内改革，借西法以自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工业，并最先意识到西方议院制度的好处，是近代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文祥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以为中国自强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与中国洋务新政的半西方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最初阶段的成效似乎也远大于日本，所以那时的中国人虽然有个别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日本变革的潜在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似乎并不看好。1872年，关于明治维新的报道开始见于中文出版物，稍后还有专书介绍，然而由于观点欠妥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中国人对明治维新建立正确的认识。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约定，明治政府于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为驻大清国秉权大臣。又过了三年，何如璋于1877年底出任大清国第一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抵达日本时，距明治维新的发动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鼓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兴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获得很大发展，为日本后来的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面对日本的变化，何如璋进行认真研究，稍后将在日见闻编撰成《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向国人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情况，尤其是模仿欧洲风气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直接了解明治维新的细节，有助于纠正国人先前那些不正确的看法。只是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过于简略，也无法使中国人通过它建立对明治维新的完整认识。

观察与预测

中国人不赞成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坚守中体西用的半西方化。不过，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侵袭后，中国人并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学习的选择性。从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看，所谓西方近代国家的一般道路，实际上就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以，聪明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好处，如科学技术，如重视商业贸易，如开发资源，如重视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开议院，立宪法等，中国人则根本不必学。

按照张之洞后来的解释，洋务新政之所以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之所以不采纳西方近代国家开议院、立宪法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西方近代国家的这些制度貌似新颖，其实未必。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至于承平之时，朝政清明，人们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建议可见实行，朝廷固所乐闻，当然更愿意采纳。这种有序政治强调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无西方近代所谓民主国家动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弊病。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虽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其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中国洋务新政的领导人当然不会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

政治举措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方面，明治维新的重点实际上是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国家，特别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这一点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

中国人最早注意到日本改革的是著名思想家冯桂芬。早在倒幕维新之前、日本被迫开国之后，鉴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日本有些大藩如萨摩、水户等，也开始采用西方新式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冯桂芬的关注。

冯桂芬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与洋务新政的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巨大刺激后，长时期生活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冯桂芬很自然倾向于向西方学习，主张“采西学”、“制洋器”。

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冯桂芬对于日本的改革给予及时关注，他1861年就敏锐指出，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不仅同意开放国门，进行贸易，而且其回应远远超过西方的预料，日本乘势派员回访西方诸国，主动要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获得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对于日本这种主动走向世界的举措，冯桂芬感慨良深，以为“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像日本人那样放下包袱，加入日益成型的国际合作之中，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政治变革的效果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显现出来，而经济的成长则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而且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经济都有成长的可能。所以中国人在最初阶段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后的1879年春，王韬以香港《循环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的名义访问日本长达一百多天，先后游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实地考察，并到文部省、大藏省、工部省等政府机关了解咨询日本政策大概和具体措施，直观感受到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重大变化。王韬指出：

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所馁也。

王韬心中的疑惑是，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岛国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并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令中华帝国稍感担忧，这里面必定有其原因在。考察的结果，王韬认为是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结果。

王韬

就社会变化的层面看，王韬注意到日本的社会性质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发生根本变化，日本过去仿照中国古典政治体制，封建诸侯，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向幕府政权贡献赋税而已。而幕府政权的首脑将军本身亦是最大的封建主，霸占着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和领地。然而到了明治政权建立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王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面对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王韬感慨万千，以为明治维新仅仅十年的时间，就使千百年的历史根本易辙，使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崩离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的原则一夜之间替代了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王韬指出：

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分为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

旧有特权等级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下层的成长和社会上层来源多元化，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就社会经济层面看，王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日本摆脱了先前单一的农业模式，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一切悉用西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新兴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已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手工作坊，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数量更是获得极大提高，不仅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切在王韬看来，都应归功于明治政府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强调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扶植。

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必然引发社会风尚的改变，必然对旧有的道德伦理提出挑战，特别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思想文化感兴趣，日本旧有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新的危机。这一现象引起了王韬的高度关切，日本人千百年来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不断式微，中土儒家典籍几乎无人问津，人们的关切点莫不在于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文化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欢迎，各大城市都有传播西学知识的博物馆、图书馆。

对于日本在维新后的社会文化变化，王韬抱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矛盾心态，作为具有世界意识和西方背景的改革者，王韬看到了文化的裂变与转轨，看了文化发展的新机会与新前景，所以他为西学在日本的传播感到高兴，为之欢呼与喝彩，以为中国人的榜样和借鉴。然而作为孔子儒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知识人，王韬也对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衰落稍感惋惜，以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真实效果当时还难以真正看清楚，它或许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似乎不如中国的洋务新政“中体西用”来得稳妥。他指出：

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

在王韬看来，日本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强势压力下，东方民族确实需要改变，中国也应该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这种学习甚至可以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诸多方面，包括实行类似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因为有了议会制度，毕竟可以解决东方专制国家长时期无法解决的上下不能相通的政治难题，议会可以在民隐上达、君惠下逮方面发挥自己的功能。然而王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基本目标是要在东方建造一个“西方国家”，东方民族自动放弃自己千百年的道德伦理信念，转而信奉西方人的人生信条。王韬认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的这个做法是不足取的，因为对中西诸法的选择取舍中，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区隔，而实在应该以“善”与“不善”作为标准：“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这个道，就是永恒存在的人情、国情。所以，王韬不认为落后的东方应该尽弃其学而改学西方，更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要尽情吸纳西方文明中一切合理有用的因素，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合理实用为惟一的原则，“不必尽与西法同”。这大概就是王韬对明治维新的观感和批评。

1877年起担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也注意到日本在过去十年多年间“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他利用机会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及日本留学考察人员进行广泛交流，探究日本在过去短短十几年时间何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他的结论是，明治维新为日本体制的重要创新，使日本社会很容易地吸纳西方制度文化，比如日本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创设了自己的立法和财政等制度，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立国之本”。

由此反观中国近二十年的洋务新政，郭嵩焘认为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只注意形而下而忽视了形而上，缺少制度创新和重建。中日两国不同的变革模式肯定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稍具世界眼光的郭嵩焘预感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的变革可能较中国的变革更有利，甚者可能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

担心日本明治维新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威胁，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王韬、郑观应、陈炽等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这种担心。只是他们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以为明治维新为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郑观应指出，日本在受到西方挤压后，发奋为雄，厥后王公大臣游历西方各国而归，窥见日本及西方国家利病之故，洞见通商利害，日本天皇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外侮，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竟以富商者增国帑，而其捐资报效之多，固无论焉”。郑观应的担心之所在还是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动力，那么日本经济发展之后必然对中国发起“商战”，因为日本毕竟只是一个岛国，没有多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商业处女地。

基于对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忧虑，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不断借这个话题向清政府施压，希望清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致力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讲究商战策略，以商战对商战，遏制日本向中国无限度地倾销商品。陈炽指出：“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堂堂中国有器无人，遂将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辙，异日之隐忧深患，正渺然未知所终也。”

早期改良主义者既羡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幅度提升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更深惧中国他日难免重蹈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覆辙。他们期待清政府正视日本迅速崛起的事实，能够像明治政府那样尽快制定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法律，鼓励、保护民族资本的发展，维护民族资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洋务运动是中国领导集团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在坚守中国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所以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这种“小人气质”：不敢坚守自己的立场、随风而倒。此时的中国人更多地是以重商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只是把明治维新看作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洋务新政一样，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政治诉求的技术性改革，明治维新可供中国借鉴者主要还是在军队建设、军工企业的创建、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方面，若“海陆军之电扫风驰，枪炮制之日新月异，邮筒万里，借电线以飞驰，地宝五金，赖矿师以辨是，诚法所可用者也。”至于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的变革，此时的中国知识人似乎还很少有人看清其价值与意义，甚至以为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是得不偿失：“一但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髦，岂得谓是邦之福哉？”

效果初现后的忧思

明治维新的效果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在其当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明治维新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更不会有人联想到这个事件与未来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就时间先后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的洋务新政之后，而日本仿照西方国家技术兴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却要早于中国好些年。换言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确立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京师后的“庚申之变”之后，而日本确立向西方开放的战略也不是始于1868年，而是幕府末期开港倒幕之时。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经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这显然较中国洋务新政中的军事工业兴起的还要早。

日本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上来就坚信文化的整体性，就像过去千年一门心思学中国一样，他们现在铁了心地学西方。1860年代初，曾随幕府官员考察过欧美的福泽谕吉认同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以为所谓的国际关系从来都是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噬者是落后国，日本也应该加入吞噬者的行列，与西方文明人一起寻求可供吞噬的良饵，因此福泽谕吉提出在亚洲东陲创建一个“新的西洋国”，这就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主张的由来。

明治维新重建了国家权力系统，激活了日本民族前进的能量，所以其在后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快许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日本基本上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建立起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国力在成长。1884年，福泽谕吉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预言再过十五年即二十世纪初年，庞大的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时，日本应该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维新外交指向终于曝光，日本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给中国朝野很大震动，而其外交野心更使中国官绅忧心忡忡。

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在向西方学习不久崛起称雄，甚至敢于蔑视先前一向信服的中华帝国，并立下雄心要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日本的这种狂妄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所以那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由日本的成功敏锐地看到西方体制的价值与魅力。他们认为，日本的猖狂就是它学习西人进行变法改制，因此逻辑结论是中国要想防止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瓜分，就必须向日本那样向西方学习。

中国不是自1860年代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了吗？是的，中国是向西方学习了，但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日本民族大概是没有多少文化积淀，也就没有多少民族文化传统的包袱，所以当日本人决定向西方学习时，他们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立志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国家”。而中国或许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因为中国统治集团中的聪明人太多，中国始终不愿意相信域外文明有中华文明所根本不及的地方。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暂时落后只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只要中国人愿意，在形而下层面赶超西方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中国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不是重建了帝国的辉煌了吗？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不是像西方强国的舰队那样耀武扬威了吗？然而经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边境危机的一系列考验，中国的经济与军事似乎还是不行，其真实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如小小岛国日本。

日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获得如此大且稳固的成果，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困惑，也是当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竭力求解的难题。他们意识到，日本发展如此之快且稳固，肯定与其明治维新的变革成功有关，这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的聪明用的不是地方。正像左宗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中国人要想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像日本人那样痛下决心，取法西人。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晚期，在中国官绅内部在继续向西洋学习的同时，也在酝酿着一股向东洋学习的思潮。

重走明治维新路

黄遵宪是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他的《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由同文馆刊刻印行。这一年，黄遵宪又开始《日本国志》的写作，其初编于1882年完稿，定稿大致完成于1887年回国后，其抄本开始在清政府政治高层中传阅，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都曾阅读过这部书稿，并给予很高评价。驻法国公使薛福成于1889年见到这部书稿，以为是中国几百年不曾见的好书，欣然命笔作序，并向清政府推荐黄遵宪为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

《日本国志》中传递的明治维新信息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关切，晚清流行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建议，似乎都可以在《日本国志》中找到影子。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上升状态，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居安思危表达过一些“盛世危言”外，更多人的中国人依然陶醉在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之中。

三十年的洋务实践使中国朝野无法认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模式，中国官绅依然相信中国面对西方的刺激、挑战，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是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人，而不是在文化根本、政治制度层面。因此，中国官绅也就无法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彻底变革。

中国在坚持旧有体制前提下进行着变革，从短视目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这个选择相对说来给中国带来的动荡最小、受益最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旧体制，所以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西方各文明国家并没有因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相反总是因为中国旧体制的顽强而不断抱怨。

具有莫名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当然不惧西方人的口头抱怨，然而到了1894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三十年举国之力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先前盛气凌人的中国人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前彻底丧失了文化底气，由先前的文化虚骄一夜之间变成文化虚无。

重新反思日本何以胜，中国何以败的根本，结果几乎一致认为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近代国家制度，而中国三十年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于是中国官绅在甲午战后的反省，就是中国必须放下架子向日本学习，特别是要补上明治维新这一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获得正式出版，立即引起国人高度关注，梁启超借题发挥，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轻易将这部著作的价值低估，不要将之视为纯学术的历史书，这部著作对于日本的政事、人民、土地，特别是明治维新变政之故之过程，都有很细致很径道的表达，值得国人反复吟诵，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稍后，在中国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学习日本，只是碍于老大帝国的面子，在很多时候谎称是向西方学习。其“维新”二字，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心目中的印记。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而此时最重要的鼓吹者已经不是黄遵宪，而是康有为。

据康有为自己说，他自1886年就注意到明治维新的划时代意义，并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他本人不懂日文，于是特地培养其女儿同薇专修日语，至1896年，所得日文书甚多，乃令同薇翻译成中文，并据此编撰《日本变政考》及《日本书目志》。

康有为的这个说法还可以再探讨。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观应该主要来源于黄遵宪的介绍特别是《日本国志》，他基本上承袭了黄遵宪的看法，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大变官制”，“盖一切事皆待官而办，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能舞弊，而必不能兴利”。所以改革官制也就成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大关键。

通过《日本国志》，康有为认为明治维新以三权分立为政治体制的基础是近代国家得以确立的原则，是近代国家政体之本，三权立，然后政体备。所以，三权分立是维新变法在政治制度领域预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明治维新使日本的力量急剧上升，并终于成为中国的巨大威胁，经过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成果差不多毁于一旦。第二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从来没有过的奇耻大辱。知耻尔后勇、见贤思齐，是中国圣人的教诲。

所以，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在甲午战前尽管有那么多人一再鼓吹应该像日本人那样虔诚学习西方，但总得不到朝野内外的真正重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邻蕞尔小国日本原本就是学中国，相信他们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

然而到了战败，到了条约签订，中国人赢得起亦输得起，很快就调整了自己心态，不仅潜下心来学习日本，而且在那不太长的时间里，竟然与日本的关系恢复的最好，朝野内外不断出现与日本结盟的呼声。

在甲午前后，康有为也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过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也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发自内心承认日本的成功，确信日本的经验有我中国所不及者。中国的未来，要必像日本人那样重走维新路。此后不久，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个“维新时代”。

维新时代的中国发奋为雄，全国上下确实洋溢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氛，然而经过差不多三年时间，至1897年底，德国人竟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紧接着，俄国、英国、法国等，都相继乘火打劫，中国的民族危机再次爆发。

胶州湾危机爆发后，康有为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题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希望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的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

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

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的“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以为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练好内功，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在今日世界竞争大势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无他图。

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和光绪皇帝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将要导致的民族主义新高涨这一背景，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定颁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葛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才俊出洋，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虽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才；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碑，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

这些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康有为关于中国变法图强的基本方案。在此后的1898年间，康有为所上的全部奏折、条陈，所建议的方略、谋略、计划等，都可在这份《上清帝第五书》中找到它的萌芽形态或影子。

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供主政诸公参考：

上焉者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参照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发动六部九卿真实感臣，集思广益，谋议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通饬各省督抚，就本省情形实行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康有为自信地以为，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当然，康有为是希望能够推行上策。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至于灭亡，重演煤山故事。

因各种原因，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并没有送达政府高层，不过其内容已在京城内外广泛流传，给康有为带来了无限好处，逐渐受到政治高层的眷顾，而康有为也适时利用这些优越条件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

1897年12月5日，德国海军舰队武装占据即墨城，掳去清军提督章高元。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人的主导下，委托俄国驻中国公使向德国言和，然而德国公使海靖甚桀黠，不仅不愿接受俄国的调停，相反却勾结一起要挟中国。胶州湾事件的结局似乎很难预料。

当此时，日本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商由日本暗中帮助中国联合英国以拒德。然而刚刚经过甲午战争的冲突，特别是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中国方面实在不太清楚日本的情形和真实用意，政府诸公亦多猜疑日本，恭亲王奕与李鸿章一样，更多地倾向于依仗俄国从事和平外交，尽量通过和平的手段处理与列强的关系，于是很简单地就拒绝了日本联合英国以抵制德国的建议。

获悉神尾宇都宫的情况后，康有为迅即向翁同龢作了报告，表示日本动机之“可信”。康有为甚至利用关系找到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进行谈判，建议日本政府将中国应偿还的赔款延缓十年，并减息。矢野文雄对康有为的建议表示原则同意，以为可以作为中日两国政府继续进行谈判的基础。然而中国政府主政诸公对此将信将疑，终不信是议。

针对清政府内部的疑虑，康有为很聪明地利用于1897年最后一天（12月30日）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奏折，题为《请联英日，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于1898年的第一天（1月1日）上奏清廷，根据自己所了解所掌握的外交内幕，揭露沙皇俄国与德国互相勾结，合而图我的阴谋，坚决反对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以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中国的阴谋。

联合英日以制德俄，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手腕，不过是李鸿章等当朝大臣最习惯、最擅长的“以夷制夷”谋略而已，所以康有为即便利用了清政府对新任监察御史杨深秀的信任与仰赖，清政府主政诸公也不会认为这个主意有多么高明。这份奏折也就不了了之。外交危机依然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演绎着，发展着。只是康有为联合英日的信念似乎不曾动摇。稍后，康有为又代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草疏，题为《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再请清政府联合英日以制德俄。该折略谓：

英自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与法战，乾隆六年以救澳与普法战，又二十一年以救普与法、俄、瑞、澳战，嘉庆元年攻法拿破仑而救普，咸丰三年至五年，与法救土耳其而联俄，顿重兵于斯巴土拨，死士二万，糜兵费七千万镑，光绪二年与法、奥、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顿重兵于毛鲁塌岛，故英真救人之国也。日本与我唇齿，俄、德得志东方，非彼之利者。昔东事之役，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胜，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得不恨俄、德，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英海军甲地球，又扼苏彝士河之权利，若英不欲战，欧西各国不能飞渡，若联英日，则东西南三面如环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势东流，皆以我为土耳其，若我与联，英人必出。

康有为将这些建议通过正常渠道上奏清廷的同时，也专门报告给翁同龢，请翁能在政府中主持此事，与在外的疆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呼应，相配合，达成与英日联合以抵制德俄的目标。与此同时，康有为又作《联英日策》，广为散发，遍告朝士。

对于康有为的联合英日以抵制德国的建议，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深然之，持以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廖寿恒具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倾向，在各位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中，也比较欣赏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自然比较容易认同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因而将康有为鼓吹的联合英日以制德俄的主张有意无意地在政府主政诸公中加以散布，似乎也是情理之常。

康有为联合英日以抵制德俄的建议在政府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甲午战后，中国政府内部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对各国也确实有着不同的态度，亲近英日的主政者自然容易认同康有为的主张，而亲近俄德的主政者则未必然。所以当这个主张越传越广的时候，在清政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臣李鸿章很不高兴，他当面诘问他的同僚张荫桓，而张荫桓也只是说：“英大国，未必许助我”。康有为的建议遂不了了之。

李鸿章的不以为然，特别是外交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府内部对德俄两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不是以武力与列强进行新的抗争，所以康有为联合英日以抵制德俄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政府的认同。不过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康有为的名声可以想见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成为政府内部某些势力集团争相延揽的对象。

在各位大臣特别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看来，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确乎暴露了德国政府对中国，对远东的政治野心，不过自甲午战争以来，德国政府毕竟一直对中国比较同情，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日趋广泛，民间交往、双边贸易在那短短的几年间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德国需要在中国沿海修筑一个海军基地以维护德国在中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内部稍有国际常识的官员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中国官僚阶层中的开明者基本上都能够同情德国的处境和心态。问题在于，德国人不能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明白白地关闭谈判租让、割让沿海一个港口的大门，中国政府需要的谈判时机，租让、转让、割让的理由，以便说服国内特别是政府内部的反对派，而德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日程表，动用武力解决问题，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政府同意。

所以说，让德国人占有或使用胶州湾，甚至将旅顺、大连湾交给俄国，将威海卫交给英国，就社会影响和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是一次外交危机，但是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和平发展，主张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主政诸公来说，这一系列的所谓“外交危机”不过是“外交困难”而已。

当然，既是困难，总需要设法克服。1898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清廷任命杨深秀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即1897年的最后一天，杨深秀就向清廷递交了一份题为《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杨深秀变法图存的政治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份奏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此前三年的维新运动进行了总结，基本上认为三年的维新运动与先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

杨深秀的这个说法自然很难获得政府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批评现实政治的一个绝佳借口。

所以，杨深秀的这份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清廷政治高层的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竟然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这实在有点惊天动地，预示着第二天开始的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光绪皇帝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三年来久已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后知耻而后勇，发愤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呢？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光绪皇帝和他的“众爱卿”。

痛定思痛，他们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经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898年1月16日，光绪皇帝在召见群臣时曾谈及中国的外交困难，颇诘问在诸多时事中何者宜先，并以变法为急务，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

各位重臣此时正忙于胶州湾危机的善后，根本无暇思考光绪皇帝所提出的什么政治变革问题，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闻言默然，谓欲改革须从内政根本起。翁同龢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对光绪皇帝的建议似乎根本无意回应。

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此时只是泛泛提及，并没有在政治高层展开讨论。在随后的讨论中，光绪帝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又拟斥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

政治变革的期待并没有在政治高层获得积极的回应，不过年轻的光绪皇帝并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示意翁同龢于第二天连发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皇帝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光绪皇帝此时关注内政与改革制度的心情似乎很容易使某些朝臣联想到康有为。不日前由高燮曾提议由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康有为的事情很可能于此时再被提出，主持朝政的重臣恭亲王奕碍于清朝的礼仪传统，以为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与其交谈，并建议光绪皇帝如欲向康有为询问什么问题，可由各位大臣代为询问。然后再根据面询情况决定是否由皇上亲自召见。

奕的折衷建议化解了矛盾，光绪皇帝虽然没有能够很快面见康有为，但毕竟使康有为能够在清廷诸位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的看法。

旧历新年的第二天（正月初二，1月23日），总理衙门总办根据清廷政治高层的决定，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到总理衙门接受王大臣的面询。1月24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康氏也乘此机会将先前并没有送达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递给政府最高当局。

西花厅问话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复原，根据康有为的回忆，他在这次谈话中曾郑重提及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一些维新措施，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称自己已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比较详实地考察了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过程，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政治变革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天，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令康有为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遵照皇上旨意，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随同《日本变政考》，还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开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请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着重强调向日本学习乃为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捷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

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強，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

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惟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的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康有为指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

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他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康有为于2月28日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

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皇帝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 4月13日，光绪帝命翁同龢将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慈禧太后御览。及至新政启动之后，光绪帝再要参阅《日本变政考》的时候，自己手头没有书，只好再令康有为誊写进呈。康有为又乘此机会对原书进行修改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由此可见，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以及《日本变政考》等，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康有为理念中的维新变法实际上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这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有突出的展示。这部“御览”著作倾注了康有为的全部心血，是一部翔实的编年体明治维新史，按年月顺序详述从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的维新过程，记载每一年度所采取的变法措施，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将自己的心得、看法写成按语，系于相关部分。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康有为也借此书予以表达，兼赅详尽，网络宏大，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从纲领、政体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无所不包。

根据日本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写有一百多条按语。这些按语全面阐释中国应该怎样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康有为指出，明治维新使日本获得巨大成功，其经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更是中国变法维新的不二法门。中国不变法，不更新，则已，要变法，要更新，就不必舍弃日本的经验而有异道，不必老是想着自己的“特色”而另外出鬼，要尊重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适性和普世性，“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彻底否定了先前中国人面对西方社会文化而耍弄的小聪明，更是对先前“中体西用”的清算与批判。他希望清政府特别是圣明的光绪帝采用明治维新的既成模式依样画葫芦，重走明治维新路。

康有为指出，中国要维新，要变法，就要确立变法的决心与成功的信心，特别是皇上更要像日本天皇那样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立定国是，大誓群臣，布告天下，使一国之人知所趋就，誓死相从，勇往直前，不委屈迁就，不为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动摇，在上者持之以定力，然后再能鼓舞全国之士气，变革有成。

日本所以能够通过维新自强者，其主因就是天皇能够博采维新诸臣的建议，坚决排拒守旧诸臣议政而已。康有为的这个总结是否就是明治维新的历史，我们姑且不论，但其无疑是希望光绪帝能够坚守变革的立场，纡尊降贵，简易通达，见农工，问父老，巡幸国中，会集草茅微士，悉心咨询，使野无遗贤；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破除常格，知人善任；弃虚文而求实政，反对循资升迁，力主尊贤使能，反对尊资使格；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最大限度安置天下英才贤能与共之。果如此，哪有变法不成之理？

借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康有为建议从改革腐败的官僚机构入手，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新政府。在康有为看来，这也是他研究明治维新史的一个重要心得。他指出，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治。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维新时代推行各种富强政策，主要是因为明治政府改变了官制，扫除了积弊。康有为建议官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改革六部则例，裁并机构，裁汰冗员；创设新机构，重用新人等方面。尤其是要学习日本政府专职专任，一部之事责成一人负责，一人专任一职，而不兼差。

这样，既可以避免相互掣肘、推诿，又可以集中精力作好所任专职。整顿吏治，主张弃捐官，去浮费，厚俸禄，除中饱，既要以廉洁精神教育鼓励官吏，更要设身处地解决官吏们的体面生活，高薪养廉，使官员不会因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尊严。

对于官制改革，康有为也根据他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提出比较详细的方案，大致是要求减少层级、科层、层次，废除督抚司道，将全国的行政体制优化为府、县两个层次，果如此，当然减少不少官员数额。至于县这个层面，康有为也根据日本的经验，建议不要大包大揽，县一级政府只需管理讼狱、赋税两件事即可，另外可以设立民政局，专任民政，包括学校、农工商业、山林道路、水利开垦等事务。

在法制方面，康有为建议像日本那样直接仿行泰西成法，减刑轻律，设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设立巡捕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有日本榜样，其实在英国人管理的香港以及上海租界中都有很成功的经验。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明治维新的重点，也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中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样也得到康有为的重视，只是经济毕竟不是康有为所长，所以他除了如实介绍明治政府的经济措施、法律保障外，似乎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具特色的主张。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这是康有为的专长和职业，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观察比较仔细，建言也比较得体和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民智未开，而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发达，学校林立，人才辈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最精髓的东西也在教育方面，以教育立国，广设学校、图书馆、仪器馆，鼓励大规模翻译域外书籍，鼓励学子出洋留学，鼓励开办各种各样的学会，以此造就大批人才，以促成明治维新的空前成功。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这方面的经验最值得中国人学习。

明治维新就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以，康有为在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并向国人推广时，最看重的就是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这也是中国人先前最瞧不起日本的地方。而在甲午战败后，这恰恰又是中国人最希望获得的经验，最希望进行的政治实践。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等一系列文献中反复强调开议会的重要性，称赞议会制度有助于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

这既是西方诸国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与中国同时起步学西方，而不到三十年远远超过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要强盛，无论如何不要再像过去三十年那样自作聪明，要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老老实实学习西方，将西方的经验原原本本学来，就像胡适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只有充分的世界化，才能充分保留民族的东西。

议会民主是西方国家政治的根本，也是日本走上富强，走上成功的根本经验，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以议会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所谓大纲领，所谓政治上有办法，就是指的建立议院体制，只有议院立，宪法成，然后君位日益尊，国日益安。这就是康有为总结的明治维新的根本经验，所以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无不以此为目标，强调设立议院、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重要性。

对明治宪政的模仿

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变革成为1895年之后中国的政治主题，而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建立宪体制下的皇权尊严，重建近代国家制度。然而由于中国人在甲午战后的焦灼意识太过强烈，恨不得用最短时间补上日本几十年的功夫。

当日本前内阁大臣，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来中国游历时，中国朝野上下都对他充满了期待，希望他能够当面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明治维新的经验，促进中国的发展。

然而欲速则不达。激进的政治变动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而康有为不惜调动军队乃至江湖中的人去解决和平变革中的僵局，更是触犯了政治大忌，1898年秋天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变革进程嘎然中止。

又经两年蹉跎，中国在饱尝民族主义的苦果后，于1901年重新起步，进入政治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所谓官制改革、所谓仿行立宪等，其范本、模式，在在刻意模仿明治维新。

具体如商部之设，即来自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和移植。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的记忆中，终于从同光新政时期第一阶段的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中经第二阶段戊戌新政时期的五体投地，到了1901-1905年新政时期的的平常心对待。经过短暂的几年时间，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1901年开始的新政在制度移植方面大幅度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同光新政和戊戌新政两个时期，只是从统治者的立场而言，清政府对先前两个时期不太敢试验的一些制度层面的东西开始进行尝试，但在根本制度方面如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能拖就拖。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但何时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好处似乎还很漫长。

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奇怪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打破了清政府在新政中的僵持，使一度不易前行的政治变革获得了新的动力。

日俄战争是这两个新兴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战争。俄国人因其领土与东北接壤，很早以来就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后，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俄国人的殖民地，成为俄国人的“黄俄罗斯”。而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政治改革后，实行君主立宪，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迟到者，其野心勃勃的所谓“大陆政策”，就是吞并朝鲜，占领东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整个亚洲。这样，中国东北地区就成了两个新兴大国争夺的矛盾焦点。

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从1903年起就与俄国就东北的利益进行多次谈判，但一直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双方都意识到无法谈妥的东西只能凭借武力解决，于是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战争一触即发。

东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更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可是清政府在这场将要爆发的战争中无能为力，将战争于1904年2月终于正式爆发后，竟然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自以为是宣布日俄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清廷莫名其妙的立场并没有阻挡住中国人对这场奇怪战争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强烈谴责这场战争带来的兵燹之祸，对于清廷局外中立的立场予以严厉谴责，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那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政治人物，他们对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厮杀非常愤怒，同时也期待、祝愿已经实现君主立宪日本能够战胜依然实行君主专制的俄国。

他们在战争爆发不久就预言，这场战争将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国家强弱的分别不再是因为人种或其他原因，而在于各自所选择的政治制度；这场战争还将使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向更为明白，其结果肯定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所以战争对中国固然是不幸的，但这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使浑浑噩噩中的中国人通过这场战争彻底觉醒，彻底意识到中国必须仿照明治维新，重新走上政治维新、君主立宪道路的必然性。

战争的结果不期然与这些立宪派的预言相吻合。日俄两国的海军舰队在旅顺口附近海面多次交手，俄国舰队受到重创。而日本的地面部队自新义州渡过鸭绿江，接连突破俄军防线，俄国驻旅顺口守军于1905年初被迫。

稍后，双方又在沈阳展开决战，俄军不敌。为挽回败局，俄国政府从欧洲调集舰队东来，不料被日军歼灭于途中。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奇怪战争历时一年有余，终以俄国惨败、日本大胜而结束。世人皆曰立宪胜于专制，于是模仿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实行君主立宪，重走明治维新之路的问题再次被提起。

此次最先重提建立立宪政体的来自清政府内部，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清政府驻日公使孙宝琦奏请清廷，要求改行宪政，特别提出日本的宪政其本质是尊君权而固民志，与大清王朝的政统适相吻合。同时，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及观察，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怪战争，必将以立宪国日本的全面胜利、君主专制国俄国的全面溃败而结束。而日本的胜利，主要胜在其国家政治体制上。这一点，也是十年前中国于甲午时期败给日本的主要原因。

孙宝琦的奏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激起阵阵涟漪，各地督抚和驻外公使纷纷以立宪为言，与孙宝琦的主张遥相呼应，大家异口同声要求清政府最高统治层不要再犹豫不决、蹉跎岁月，要痛下决心，效法日本，尽管推动政治变革进程。

1905年的中国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则是风雨飘摇，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在国外获得很快发展，并不断在国内掀起一阵阵风浪。说清政府此时就处在危机之中或许稍过，但清政府在政治变革进程裹足不前，远离世界大潮流，确实越来越令人失望。

内外臣工的吁请，给清政府政治高层添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最高统治者鉴于从同治新政当戊戌新政，再到目前停滞不前的新政种种经验教训，不得不格外看重内外臣工的政治态度，即便是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也应该借助于立宪政体进行变革了。

清政府政治变革的基本思路还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于是清廷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前半年，就曾先行派员到日本考察其宫内省制度，以为清政府将来改行立宪政体时的参考。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清廷学习日本在立宪前选派重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为改制张本时，清廷很爽快地予以积极回应。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一道御旨，宣布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稍后，考虑到载泽太过年少，加派商部左丞绍英为出使大臣。

五大臣考察阵容不仅庞大，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在中央部院任职甚久，经验丰富，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至于端方，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所以，五大臣阵容分量重、责任大，自然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普遍认为，清政府此次派员出洋考察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中国终于下决心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法体制和经济体制移植过来了。

根据安排，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的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由徐世昌、端方带队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两个庞大的考察团很快组织起来了，经费的筹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抚，特别是直隶、湖北、江苏等省支持下迅速解决。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在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尽早政治民主化，连边远的新疆这样的省份也为考察团任筹一万两库银。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当然也有不愿清政府立即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所以当五大臣考察团刚出京城，就在天津站遇到积极排满的革命党吴樾的自杀性攻击，吴樾的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伤势稍重。

吴樾对五大臣的自杀性攻击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但在当时却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舆论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政治作准备，关系中国政治前途，但凡稍具爱国心的人都应该郑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应使用这种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各方面慰问和支持下，清政府的宪政决心并没有因吴樾事件而中断，鉴于绍英伤势稍重，清政府改派新任驻比利时大臣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为考察宪政大臣。

清政府立宪决心没有因为吴樾的炸弹而改变，除了国内外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者俄国于此时也幡然醒悟，突然加快立宪改革的步伐。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机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沙皇政府决定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宪法、召开国家杜马，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

俄国的消息深刻影响了清廷决策者，10月27日，两宫面谕军机大臣说，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克服困难，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两天后，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周馥，拟联衔奏请两宫明降御旨，宣布立宪。袁世凯当即电复同意。6日，俄皇宣布释放所有政治犯。俄国的政治举措在在促动清政府实行立宪政治的步伐。

11月18日，光绪帝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显示出清政府和光绪帝急起直追的决心。25日，清廷决定设立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中央机构，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向清政府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同一天，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等联衔五年后实行立宪。

内外臣工的积极态度无疑对清廷是有力的支持，清廷为防再生不测，对于出洋考察只能暗中部署，重组考察团，兵分两路，分期启程。12月7日，出洋考察团第一路数十人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由正阳门火车站上车，至秦皇岛转小火轮至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巨型油轮“西伯利亚”号向日本驶去。翌年1月14日，出洋政治考察团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乘法国轮船“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先至日本，再转赴欧洲诸国。

在日本，载泽一行受到日本朝野的殷勤款待和真诚欢迎，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朝野确实期待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政府不仅安排天皇接见考察大臣，给予优厚的礼遇，而且安排政府现职各大员、故臣元老以及有关专家与考察大臣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则，政治沿革和损益等，进行“从容讨论”。

参与日本政治变革全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向载泽等人详细讲解日本宪法，又对考察诸大臣提及的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官吏任免、军队统领以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方面的疑问进行详细解释，特别是伊藤博文结合自身经验，提醒中国在政治变革时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君权旁落：“贵国为君主国，虽立宪而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于臣民。”

日本的经验和热诚赢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从两国国情上说，日本的国情及其维新举措确实要比欧美诸国更合乎中国当时的需求。所以，载泽等人对日本的经验和制度格外推崇，他们将仿照日本推行宪政列为考察欧美日诸国的最终结论和优先选项。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标就是宪政，所以考察团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变成了首要任务。久之，考察团成员对于日本和西方诸国议会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但其重点似乎还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维新为范本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当载泽、李盛铎一行考察完日本后，又特别留下随员钱恂等人专驻日本继续详细调查。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在清政府预备立宪运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考察大臣先后归国。他们很快就向清政府提交了《宪政考察报告》以复命，向清廷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以为君主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

清廷愿意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其实在这一运动一开始，慈禧太后就向内外臣工公开了政策底线即清政府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那就是这一改变必须于君主的权力无根本妨碍。所以，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其本意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欧美诸国实地考察，区他证明立宪政体对君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所以，载泽等人归国后，不仅从整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欧美日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

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在诸考察大臣看来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相近。所以比较而言，诸考察大臣愿意向清廷推荐的，也就是说，他们估计清廷最愿意接受的，恐怕只有日本的体制。因此1905年的出洋考察，诸大臣虽然遍游各国，但其重心始终放在东邻日本。

与考察团的观察相呼应，驻日使臣杨枢也在此时接二连三项清廷上书，要求

考察团对东西洋各国宪政的考察应该说是很有成效的，在此基础上，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书。这里的所谓“仿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仿行的对象，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都清楚所指是日本。稍后的各项举措也无不与日本为楷模。

预备立宪宣布后后不久，清廷又选派提学使黄绍箕前往日本考察学政。稍后又决定于保定设立通国武备学堂，一切组织概模仿日本振武学校章程办理。所以，清廷的预备立宪虽说从理论上说是对欧美诸国政治体制的择善而从，但在清廷内外臣工乃至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都是将日本明治维新形成的政治格局、政治举措列为预备立宪施政首选。

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并不讳言的行动，在那几年，清廷不断派员到日本进行考察。1907年，清廷派遣达寿、李家驹等三大臣进行第二次出洋考察，专门考察同为君宪制的日、英、德三国政治体制的细微差异及其运转细节。

在日本，达寿等人同样受到热诚欢迎，明治政府派出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等与考察诸臣多次会面，就宪政的历史、宪法、立法、行政、司法、财政诸问题研求原理之所存，推见立法之本意。通过进一步考察、权衡与比较，达寿、李家驹等考察大臣根据三国不同背景与文化传统，将之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即民定、协定和钦定宪法，以为这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分别体现了三种政治形态，即分权政治、议院政治和大权政治。很显然，所谓“大权政治”就是日本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的天皇政治。于是达寿等人奏请清廷仿照日本的先例钦定宪法，才能符合已经宣布的“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宗旨。

达寿和李家驹对日本的宪政是发自内心的信服，所以他们在归国后有计划地系统编写了《日本宪政史》、《日本宪法论》、《议院法》、《日本官制通释》、《日本行政裁判法通释》、《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数十种，这对于国人系统了解日本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后两次的出洋考察，都将落脚点归结为仿行日本，所以清廷由此更坚信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只有仿照日本才能既有利又可行，君主处于权力的中心。根据这个思路，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制度层面终于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廓，中国未来宪政的基本形态，大致如日本的“大权政治”。

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刻意模仿日本并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六十多年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日本与中国的国情确有相似相同之处，而日本在1860年代迅速彻底转身使其真正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体面与尊严，而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间不断磋砣与创新，不是踏踏实实学西方，而总是怀疑西方的经验的有效性，强调中国本位的价值与意义。结果，中国失去了时间，失去了机会。所以，六十年的经验使中国意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下定学西方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在清廷最高统治层看来，仿照日本进行立宪，一方面迎合了世界潮流，满足国内社会各阶层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呼声，有利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实行立宪政治，可以极大程度满足国内最为活跃的立宪派对政治参与的期待，将国内正在成长着的这个新兴阶级纳入统治阶级的内部，顺势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原先对清廷抱有莫大希望的立宪党人终于觉醒，开始与清廷疏离，与革命党靠拢。稍后，清政府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