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河工为何疯狂侵贪奢靡

清朝治理河道衙门官员称作“河工”，河工生活之奢侈，扬名当朝。奢侈到何等程度，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对乾隆、嘉庆年间“河工”生活有这样的记述。

清人绘制的黄淮河工（局部）

其一，“玩”。乾隆末年，清朝河道总督衙门内的职能部门之一的首厅“必蓄梨园”，竟然拥有自己的戏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院班”、“道班”。到了嘉庆时期，奢侈风气尤其浓厚。每年过了霜降这一节气后，首厅官员们便用数万金到苏州召请著名艺人，为庆祝平安度过河流的秋汛而演戏。

其二，“吃”。河工们的公费吃喝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每年到了九、十、十一这三个月，就大摆宴席，吃喝玩乐。待宾客到来后，自上午七、八点直至半夜，只要宴席不散，就上菜不断，盛菜的小碟多达一百几十种。厨房中有煤炉几十个，一个厨师只负责一道菜的烹饪，不必看别人怎么做。只要各人自己分管的菜肴上了席，他便可以轻松地出外游玩了。当时有个绍兴人叫张松庵，特别善于财务管理，他垄断了整个治河疏浚工程的钱财供应工作。他整箱购买燕窝，一箱燕窝就需耗费数千金，他购买建兰、牡丹等名贵花卉也耗费了上千钱。就连宴席上用的柳木牙签，一钱可以购十多枝的，张松庵也要开具报销，数目高达数百两至千两银子。至于宴席上食用的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费用，报销就高达上万钱。

其三，“穿”。河道总督衙门官员们所穿的皮衣，大抵不从市场上购买，都是在夏秋之季，专程用车运载数万金到关外，去购买整块的狐皮回来，命制作皮货的工匠按照各块皮的大小，根据各块皮的类别情况，分成大毛、中毛、小毛等，因此制作的皮毛上的颜色都很均匀，整洁而且挑不出毛病，即使是京城的大皮货店的皮货也比不上他们的完美。他们缝制的衣服所用的苏杭绸缎，每年都一定要自己设计花样颜色，让纺织工匠另外纺织。每一件花色的绸缎只制作五件，那就是大襟一件、短襟一件、斗篷一件、外褂一件、马褂一件。

其四，“住”。“河工”生活中最奢侈最浪费的部分，是“宅门以内”，即住房也。他们家中正房之中，没有一盏油灯，没有一样是用布匹制作的物品，这是因为他们上上下下都是让人举着蜡烛照明，即使妇女用来缠足的裹带，也不用布做。他们及家人佩戴的装饰品，如珠宝、翡翠、黄金、玉器等，就更是数不胜数了。这些官员们胸前所佩戴的朝珠、衣带上的玉板、手上的戒指等物动不动就值千金。如琪南珠、有霞彩花纹的披肩、头上插戴的金玉饰品就价值三千金。若把琪南珠挂在胸前，“香闻半里外，如入芝兰之室也”，半里之外都能闻到它的香气，就好像进了种有芝兰的房间一样。

其五，“藏”。每逢吏员齐集来到长官衙门，向长官请示公务的日子，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各行业的商人云集到长官衙门，向官吏们出售丰富多样的书画玩物。其时，还有个故事。琦侯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非常欣赏元朝人王野云所画的《龙舟图》长卷。图中画了几千人，但没有一个面目相同的人。琦侯已经还价到了一千五百金，第二天来买时，却被河道衙门中一个姓万的官员以两千金买走了，气得琦侯立即到皇帝那里去弹劾了那个姓万的河工。

《水窗春呓》中揭露的只是清代河工侵贪奢侈的冰山一角而已。河工腰包之厚，油水之肥，他们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洋商、两淮盐商相媲美，怪不得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官员都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

清朝“河工”为何如此大胆地侵贪，如此疯狂地奢靡？

清代河工侵贪奢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客观上讲，是治河之难。黄河夺淮至清代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的淤积日益严重，黄、淮、运相交的清口一带的形势更为复杂。因而，清政府将黄、淮的治理作为重点，并投入巨额经费。仅以乾隆朝为例，治河工程费用平均在每年200万两左右，如此，整个乾隆朝的河工费用为1亿多两。乾隆甚为自诩的“十全武功”也不过耗银1.5亿两。难怪乾隆在最后一次南巡时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而“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清人绘制的治河图

另从主观上讲，是对河工贪污行为打击不力。首先是监管不力。对如此之巨的河工经费，清政府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防止河工位高权重滋生贪腐，努力使河工经费得用其所，但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仍给河工的侵贪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加之河督与其下属串通一气，相互掩饰彼此的浮估冒滥行为，中央政府的监督又不力，监管制度形同虚设，致使河工贪冒屡禁不止。

其次是执行不力。河工素质之差，与当时捐纳制度有关。河工通过“捐复”获得职衔，所谓的“捐复”，是指官吏降革离任、留任后，纳资捐复原职。乾隆以后，中下级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过“捐复”获得职衔，有的竟升任到总督的高位。河工还可以通过浮报保住职衔，捐纳的河工在三汛期内所辖汛段是否溃决，将确保他们的奖惩。因此河工上下串通一气，往往浮报一倍以上，以备不测。对此，河工对前来巡察的京官来时接风洗尘，走时馈赠“土仪”以搪塞掩盖浮冒行为。

清朝政府对河工侵贪不是没有过惩处，但权衡利弊还是对那帮贪官污吏让步。乾隆十八年九月，黄河在江南铜山县冲决，黄水掣动大溜，南入洪泽湖，致使高邮二闸被冲。乾隆认为南河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于是派大臣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2.5万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1.8万多两，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10余万两。不久，平日侵贪河银、贻误河工的铜沛厅同知李惇、河营守备张宾等人得悉朝廷派人清查的消息，自知获罪必重，遂于水涨之时消极怠工，任由决口增至140余丈。

对此，乾隆甚为震怒，下严旨一道：李惇、张宾即刻正法于工地，同时将主持南河事务的高斌、张师载缚赴该地，令其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按理，经过此番整顿，河工风气应当大为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二十一年，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发生。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钜帑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嘉庆年间，河臣预算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修防的仅在十分之一左右。河工也只能将经费的七成用于河工修防，另外三成用来孝敬贿赂“明津厅员”！

当年，康熙曾向总河赵世显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其实，这是康熙在明知故问，河工这一美差之“肥”的玄机，他心中非常清楚，只是不愿当面揭破罢了。乾隆帝亦曾大发感慨：“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河工贪冒奢侈之风如何猖獗，以致几代清帝都无可奈何，无怪乎晚清时期的魏源这样总结：鸦片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