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源远流长的官办工程采购怪相

作者：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

官办工程采购的贪污腐败，是历史悠久的事情，在清朝，就有专门的名词形容它，叫做“浮冒”。“浮冒”，这是清朝工部则例法律术语，大意就是虚报价格，谋取利益。

以清朝为例。清朝最大、最花钱的工程，应该是治河。道光朝河工费用一项即耗去国库存银2~3亿两左右。道光满腹牢骚地质问河臣：“似此逐岁增加，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这个问题，其实他爷爷乾隆皇帝早就回答过了。乾隆皇帝说：“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

清代河臣对河工经费的侵贪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从治水名臣郭大昌的经历中可窥一斑。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决老坝口，进入运河，运河附近的高邮、宝应等地被淹。南河总督吴嗣爵请郭大昌以“钱粮五十万”加以堵塞，但郭大昌只接受了10万两。嘉庆初年的丰工工程，河臣预算120万两，河督减至60万两，商之于郭大昌，郭大昌请再减一半。河督面有难色，郭大昌解释说：“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从郭大昌的故事中可以推知，嘉庆年间，河臣预算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修防的仅在二成左右。记载这段故事的包世臣认为，即便“真明钱粮”的河臣也只能将经费的七成用于河工修防，另外三成用来“明津厅员”。

官办工程中的浮冒经费，当然不会被某一个人拿走，参与分肥的人数众多。只要是略具规模的官办工程，从启动到核销，都有一套复杂程序，几乎在每一道环节上都需要银子通关。在这种贪官污吏集体分肥的体制中，谁如果坚守原则拒绝浮冒，反而成为官场的异类，不能存身。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一场大火将乾清、坤宁两宫烧成灰烬。皇上皇后没有房子居住，灾后重建工作马上展开，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为工程总指挥，历时两年而竣工。工程完工核算，用了72万两银子，比预算节省了近90万两。显然，实际用银不到预算的一半。节约应该受奖，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次年的年度考评中，贺盛瑞不仅没有因此升职，反且被贬到地方去了。

贺盛瑞听说被贬官的理由是有人告他贪污工程款，于是他写了《京察辨冤疏》，向皇上汇报工程财务，把工程各项开支的详细账目都开列出来。但是材料并没有送到皇上手上。贺盛瑞又写了《冬官罪案》，将整个工程过程公开。但贺盛瑞直到死在地方官任上，也没有等到申冤的那一天。公元1616年，也是他死后一年，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他留下的材料写了一本书，名叫《两宫鼎建记》，继续为贺盛瑞所受的冤曲鸣不平。贺盛瑞生前的朋友邱兆麟应邀写了序言。邱兆麟在序言中一针见血指出贺盛瑞受冤曲的根本原因。邱兆麟说，朝廷兴建乾清宫、坤宁宫这样的大工程，各项费用原来都是有标准的，而贺盛瑞却为它省了90万两。“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这90万“是力争中珰（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你省下了，是“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既断了太监们的财路，又对比出同事的贪污，人家还能饶了你？

同样的故事，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再次出现。同治年间黄河大水，郑州附近一段大堤被冲毁，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与河南巡抚一起奏请100万两银子修复。完工后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廷魁力主缴还户部。巡抚便捏造罪状，上奏折弹劾苏廷魁。而户部对苏廷魁的做法也大为不满。按照惯例，“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外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即虚报的那些钱通常由户部和地方官分成，而苏廷魁实报实销，把所有的钱缴还国库，户部也就捞不到好处了。于是他们从苏廷魁的奏报中挑出“不合例数条”，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苏廷魁。地方高官和中央部门联合，内外夹攻，苏廷魁最终被革职（留任）。（见洪振快：《清官为何会被“逆淘汰”》）

哲人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今日高铁的怪相，正是历史上官办工程浮冒顽症的自然延续。今日之官办工程，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是历史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浮冒怪相，一定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