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问题──《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读后

近代中国粮食亩产量的增减，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充满了困难的课题。中美及海峡两岸学者赵冈、刘永成、吴慧、朱金甫、陈慈玉、陈秋坤合著的《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并得出了近代以来粮食亩产量在不断下降的重大结论。这自然会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只是在粮食亩产量的估算方法上，有一些问题可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研究粮食亩产量的增减，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弄清。首先，是比较同一块地亩，还是比较全国或一个较大区域的平均亩产？在清代中国，有新的大量的边际土地被开垦出来，这些新的耕地亩产量较低，并会因为它们的出现导致全国平均亩产量的降低，这些都是不难想象的，似也不必提出讨论。因此，问题似乎就集中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粮食亩产量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不过，若真对此抱有一致的意见，是否就不必再费心去计算那些县级、省级乃至全国的粮食亩产数字了（第二章）？似乎计算中的许多繁难问题，就此也可免去？

再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一块土地的粮食亩产量？当一个古人说某一地方的亩产量是三石或四石时，我们怎样才能接受他的说法和保证它的准确程度？他使用的是哪一种量器，与官定标准有多大的差距？又是否经过精确的计量？──在本书中，正是以2.5石与2.3石这样细微的区别来作比较，并得出亩产量下降的结论的（第46页），──还特别需要弄清的是，古人说的是当地哪一种土地的亩产量，它在该地（如一县一府一省）有多大的代表性？鉴于中国各地地土的复杂多样，这一点就更为重要。

例如，根据本书的记载，江西省的粮食亩产就有1.5石与4.4石的差别，对此我们究竟应相信和使用哪个？各地粮食亩产量类似的歧异记载还有许多，现将其列举如下∶

江西万安，6.6∶1.0石；南昌，2.97∶4.10石；都昌，1.4－4.0石不等；星子，2.68－5.28石；

浙江海盐，2.18－3.75石；永嘉，2.28－5.0石；

广东揭阳，3.0－6.0石；阳江，1.5∶5.4石；清远，2.6∶4.5石；灵山，3.0∶4.2石；连平，3.6∶4.8石；

福建南平，210斤－378斤；松溪，3.1－4.3石；莆田，3.0－4.0石；

河北天津，0.43－1.33石；

湖南湘乡，2.5－5 石；浏阳，1－3.2石；宁乡，1.89∶4 石；桂阳，2.2∶4 石；

湖北武昌，1.6∶4 石；黄陂，1.2∶2.8石；

安徽休宁，1.16－2.95石；歙县，1.65－4.39石；夥县，2.28－3.82石；

江苏苏州，2.16－4.5石；武进，3.46－5.2石；

四川灌县，1.6－5.6石；

陕西户县，1.2∶3 石；

山西阳曲，0.8∶1.6石；

甘肃肃州，1.26∶2.06石；宁夏，0.37－2.5石，……等等（第29－43页）。

在这些粮食中，有的是麦，有的是稻，有的是谷；有的是以一米二谷计算，有的小麦也照此办理（第85页）。而对这些出入很大的地方，都是以简单算术平均得出当地的粮食亩产量的，这些做法恐怕也应加以斟酌。

正是这些，使我们在对中国的数字史料（特别是耕地和人口史料）有了一个“批评性”的看法后，对这种由点及面式的估算方法，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笔者曾数次提出，以粮食亩产量乘耕地面积以得出全国总产量是一个不可取的方法；鉴于中国历代耕地面积数字极不可靠，其间且无可比关系，因此无论如何“调整”和加权计算，也弄不出一个妥当的耕地或粮食总产量数字。<1> 本书却正是这样从私家记载推及县、省，并最终推出了全国粮食亩产量数字的（第二章）。估不论其结论（全国平均粮食亩产量2.3石）是否可信，用这样一个从乾隆到光绪年间（1750－1900），跨时150年的凑出的数字来与清人包世臣的说法（乾隆末年，2.5石）相比，<2> 并由此得出近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下降的结论（第46页），这一做法本身恐怕也很有问题。

书中的再一个方法，是从纳税额来观察粮食亩产量的变化（第四章）。其基本假定，是清代田赋乃根据“田赋率”而定，因此用不同时期的每亩田赋额除以田赋率，即可得出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变化（第70页）。中国古代可能有过根据比率征收田赋的时期，如汉代的“三十税一”，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实际施行情况，也很难想象它是按年履亩核征的。以后朝代多不根据税率征税，所谓田赋率其实是后人通过计算而得出的，实际“计量”和征收却是另有原则。例如，清初决定“不加赋”政策，大体以明代“原额”为准，一经固定，便基本不再变更，其间并未考虑什么田赋率的问题；其后岁入随情况时有增减，但从来没有按照税率来调节田赋的收入。把清代田赋数字设想为根据不同年景按一定比率征收的结果，这未免距史实太远，──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也未曾做到这点。因此，以田赋总额的变化来确定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在方法上问题就更大了。

除上述几种方法外，该书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方法即是通过租册所做的考察（第六章）。它也是此项研究的重点所在。但依靠地主帐簿中收租数量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地租率的问题。著者主张一律按照50％的地租率计算，实际上，所谓对半分收，往往并不计算全部产量，有的仅计算主产收入，而置副产与田边地角于不顾。<3> 这不仅引出了用地租率计算亩产量是否准确的疑问，也带来了应用何种农产品来进行计量的问题（如陕西、山西之稻谷，第41－42页）。不错，全国粮食亩产量的计算中是应计入各类产品的，但在不同地区，我们却很难确定应该以谁作为“代表”，或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代表？因此，通过地主租簿所反映出的，可能只是地租实收量的变化，而不是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它势必还要引出究竟应如何看待租佃制度等许多问题。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租簿资料，经过计算发现，大多数地租数字的斜率是负值，也就是逞下降状，其下降幅度每年接近1％。正象全国粮食亩产量的得出是依靠1750－1900年间若干个资料凑起来的，对乾隆中叶以后租簿资料的计算是否就那么“科学”？……如果把它再往前推，又会得出什么结果？

实际上，根据本书提供的数字，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以前不少地方的租额早就开始下降了∶如祁门十八都下塘坑的二宗，在1666—1680年间，即清代前期已经下降；徽州胡怀忻三宗，从1621—1640年，也就是明朝末年即已下降；徽州陈坑黄姓一宗，在乾隆中叶以前也已下降。<4> 赵冈先生过去曾有研究指出，中国的粮食亩产量从明末以来即已逐渐下降。<5>这些论点一致的“史实”，与本书的主结论──乾隆中叶后中国粮食亩产量下降<6> ──显然也不无矛盾。假若再把它前推几百年，是否也会得出相似的结果？这中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些问题和可能？……

地主实收租额的下降，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近来的研究一般都把它与粮食亩产量的增减联系起来，实际上它可能还有着其他的原因。粮食亩产量的下降可能会引起租额的变化，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来，其幅度当比较小（如前引每年约1％即不是一个小数，第92页）；从具体案例看来，实收租额下降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1736—1775年，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小麦每亩租额由5斗下降到2斗，豆类由3斗下降到1斗，杂粮由6斗下降到3斗；又如1821—1903年，安徽祁门夥县五家地主租谷实收指数由100下降到50左右（第124、100页），这就不是拿亩产量下降所能解释得了的。

以上是分成租的例子，定额租册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定额租中有一类硬租，据书中所言实收租额没有变化（第93页）；另一类软租佃约，虽名曰定额，却是要审度“年成”情况由地主酌量“让租”的。本书提供的从明末1621年到清末1900年的33件这类定额租册中，不但每册实收租额都在变动，而且波动幅度颇大。具体说来，在这33个案例中，有26个是负值，7个是正值。如按一定的可信度标准计，则有13—15个为负值，仅3个为正值，年下降率约为1％左右。其中大于1％的有∶夥县孙姓两家，徽州胡姓，休宁尚书公祀产（20余年下降了将近一半），夥县汪嘉祯（下降了三分之二），夥县思诚堂，夥县杆木丘吴庆余（30年间下降了一半多），休宁古涧公祀（下降了一半），徽州王廷显等（第115－122页）。

除去某些当代经验，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指证这些租额下降的确切原因，正如本书也没有提出过一段古人直言当时亩产量降低的切实记载。但这些恐怕已足以说明，租额下降当还有其他的原因，而且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亩产量的增减，甚或可以说它与粮食常产量的变化已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决定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民身分地位的提高和佃农所做的种种反抗。这一情况曾为不少的明清史研究所指出，可惜它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根据现有的研究，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以来，在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和“庶民地主”身分提高的同时，佃农曾取得了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如“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相当普遍地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即永佃权），并通过抗租、减租等手段占有较多的劳动果实。<7> 在抗租行为中，不仅有个人单独做出的（主要见于清代刑科档案），据各地史料来看，也有不少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如江西瑞金平日“结党称雄”，岁歉则“竖旗抗租”，江苏江阴“公然结党抗赖，连村累市”，苏、松、常三府，结盟“以抗田主”，崇明书写揭帖，聚众抗租，广西一些地方也“聚众敛钱，抗租不交”，此外，浙江（永嘉等）、河北、湖南、热河、山东等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8> 农民不但在受灾时要抗租欠租，在“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业主，抗租免息”（乾隆上谕），歉岁固要减租，丰岁“亦且拖欠”（江西龙岩），即在丰岁，也是拒交全租的（崇明）。<9>

农民在这种斗争中，曾采取了多种手法，如收获之后“先尽私用花销，只且存下糠粞瘪谷并着水搀和搪抵，或将低钱粗布任意准折，还未及半，竟行侵占”；或“先将好稻收藏，百计延挨，甫以糁瘪，拌土挜交，或短少租额，全以破物掗抵”；“或分收不均，或私行偷割”，……<10> 其主旨是欠租（让租），而不是抗不交租，且多半以悄悄的行为为主。

应该指出，中国农民一向有着若干的“秘密行为”──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它们与公开的反抗不同，有些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也不一定能见于史书的记载。但看不到这些，或不承认这些文字记载以外历史的存在，恐怕并不是正确的态度。显然农民在用多种手段来压低租额，和减少实交数量。前述额租实收量的降低可能就是通过这种种办法而取得的，其他一些例子也可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斗争。

例如，一项对徽州地区292宗租簿的研究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田租的更改中，没有一次增额；其后直到十九世纪末，仅有少数的增额。总之租额变动的基本趋势是下降的，经过修订的新额约当原租额的70％多（应为73％）。特别应注意的是其中30宗有改额前后三年实收地租帐目的记载，可做一前后对比，其合计数为∶

原订租额 4292.1（斤） 100.0（指数）

改额前三年平均实收数 2731.7 63.6

新订租额 3389.1 79.0

改额后三年平均实收数 2839 66.1

据此可知，改额前实收数约为租额的63.6％，经过修改租额下降了21％，实收额在改额后虽增加到83.8％，但实际交纳的田租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1> 这难道不都是农民“悄悄的”斗争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在本书租簿史料的选用方面（当然它不是有意选择的，而是尽力搜集的一个结果），较多地选用了皖南和江南的资料（仅徽州的就有57件，其他地区一共有8件，有的质量还不很高），又因年代有许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如徽州的60％，江苏、浙江的全部），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实交租额或粮食亩产量的下降，是否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战争破坏和人口下降的影响？……

总之，近代中国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认为它在逐渐下降尚找不到经验的证明，而只能通过某些数据的计算。但在这些计算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如地亩的大小、量器的区别, ……其核心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如何对待那些租佃史料，乃至如何看待中国租佃制度的问题。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却有着若干的空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和使之深入到制度的内涵和农民的实际生活，包括他们的“隐秘生活”中去。

关于清代或近代粮食生产形势和亩产量的变化，并非本文主要讨论的范围。不过在上述观点之外，也存在不赞同“长期停滞论”和“粮食紧张论”的看法；在具体方法上，在关注亩产量问题之外，也有强调观察多少土地在实际利用，及其利用程度等方面的主张。譬如说，清代中国人口从一亿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仅有较为有限的增加（大概不到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其多增出的供给怎么可能仅由粮食亩产量的提高来做出解释？……对此，我们都将期以来日。

注释：

* 关于近代史的划分，中国史学界一直是以鸦片战争为界，即认为1840－1919年为中国的“近代”。不同的看法有剑桥中国史，主张从1800年开始，代表人物为费正清；美国学术界则以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为魏斐德极力提倡；黄仁宇则主张一直贯穿至今，五百年为一元论；高王凌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美国）。鉴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前至乾隆中叶或更早），所以对此做模糊的处理。

1.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 1992∶3、1994∶3。

2.包世臣在《安吴四种》卷七《说储》上说∶“今者幅员至广，其内陆北尽边墙，西距嘉峪，东齐海，迤岭而西，南交缅，通以中壤中岁，亩产二石五斗”，见本书第77页；如按全国9亿亩计（第71页，据我研究实际亩数还要高出一些），约为22.5亿石，以乾嘉之际人口3亿计，人均7.5石，以一石合140斤计（第11页），当时人均占有粮食约1050斤，这恐怕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3.书中华北亩产奇低可能即是其表现之一，见本书第15－16页，其中河北详见27－29页，陕西、山西见41－42页（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仅以稻谷来计亩产）；有些地方租册注明，只收小麦、高粱或豆类、杂粮，实际几者之间完全可能存在轮作关系（第44－45页，山东；孔府的规定见第97页）。另外，有一些记载明确表示了只计主产收租，如江苏淮安府，“麦归佃收，业户专待秋成，照揽收租”（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北京，页159）。四川的史料也表明地租全部征收稻谷（本书第14页），而根据我个人过去的研究，许多田地都是要种小春作物（江南称为春花），而并不收租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两季都收地租，如安徽夥县的部分地区，本书第119页（但在这二个案例中，田地亩数虽然不清，租量却很低，前者的“常数项”为300多斤，后者为80多斤，第95页）。又据研究∶春花在永佃田，一般归佃农所有；非永佃田，或地主与佃农均分，或归佃农独得（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