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的税收改革及成效分析

1、调整税收机构

首先，普遍设置税务机关。1938年6月，省内各区设立税务处，直属财政厅；各县设税务分处，直属各区税务处，在适当地点分设办事处或检验所。

其次，设立查缉系统。浙江省政府分区设立查缉办事处，分别办理各区稽查事务，所有查获案件交由各主管征收机构执行。

其三，克服税收工作积弊。一是清查过去账目，清除田赋征收上缺串、亏款的积弊，规定一切税收应入缴金库。二是动员青年干部从事税收工作，遴选高中以上的知识青年办理税务。省政府还提出了两个口号：“纳税是人民抗战中重大的贡献！”“多一分收入，即多一分力量！”

2、开辟新税源

1939年11月，浙江省政府“制定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其中第九条规定：“将省县财政之基础，清理公款公产，以增加地方收入，举办公营公卖事业，以裕库收，发展地方经济，以培养税源”，次年1月正式颁布。

抗战前期主要创办了三项新事业：卷烟管理、火柴公卖、食盐运销。省政府将进口或土制的卷烟、火柴由政府统制公卖。规定在货价内除去统税后征50%的公卖费，其中三分之一解缴国库。至1939年2月止，每月收入40万元以上。后来，公卖制度改为专卖制度。火柴公卖的具体做法是：外来的与境内的火柴，由政府收购后核定售价，当时出售的存货一样收登记费。1939年度，火柴公卖收入占全部岁入的20.65%。食盐运销，则是抢运销售沿海存盐，并对外销盐每担加价若干以补助省财政，所有盈余与外销加价共有240万余元，造成财政上的一个特殊收获。这三项收入创办一年多已达1000余万元。

1941年，国民政府下令对盐、糖、烟、酒、火柴等日用必需品实行专卖，以增加国库收入。1942年5月1日，财政部设烟类专卖局，开始实行对卷烟的专卖。于是政府卷烟管理恢复了抗战之前的做法。

3、整顿旧税

1942年的十一项中心工作里，第二条明确规定为充实自治财政，对地方税、捐、款、产等进行整理。

(1)整顿营业税和屠宰税，提高税率。继1938年4月后，1939年9月浙江省再次调整战时营业税分类税率。或以营业资本额为课税标准，或以营业税总收入额为标准课税，分类提高税率。

(2)1940年南京政府将田赋改为征实，同年10月，浙江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田赋改征实物及米折办法》，次年3月施行细则出台，规定全省1941年田赋缴纳时实行征实。但由于所需的仓储、运输、配给等配套来不及准备，只得将赋额折成米，再按市场米价折算成法币，故仍收法币。此外，还整顿地方税捐，将烟酒营业牌照税改征普通营业税。

4、战区征税

战区征税实乃恢复游击区税收。1939年起浙西各县开始征收田赋，即田亩捐。除了田赋外，游击区县份还征收契税、营业税等。普通营业税依照营业数额按月纳税；特种营业税则改为特种消费税，游击区所征契税、营业税款，除拨征收费15%外，其余拨补地方。

税收改革后，前期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税收的增长是在牺牲民众的利益上实现的，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在实行田赋征实后，1941年浙江省国统区仅田赋实征一项即达1384214石，1943年增至1672873石 ，这还不包括各县的额外征收的乡镇公粮、捐献、军警副食差价、县自卫队经费、积谷捐等，除田赋外，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捐税也接踵而至。如龙泉县自抗战以来，各种捐税“综计每人每年平均需要负担2380.4元，每户9960元”，按当时市价折合成米，每人平均负担大米68市斤，1936年每人平均负担0.81元，折大米16.2市斤，因此，抗战期间比1936年增加了3.2倍。

总之，尽管浙江的税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集中了全省财力物力，但是税收改革存在诸多弊端，遭人诟病甚至反对。如田赋，实行田赋征实的本意是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控制粮价、调节民食，但却给予办理人员舞弊之机，反而增加了人民额外的负担。他们利用衡量工具不准确、仓廒建造不完全，缺乏与忽视容器包装，以及运价与运输的不合理等情况进行徇私作弊，这些损耗补偿增加了百姓缴纳田赋谷数量，给承办人员从中渔利之机。再如专卖制度，尽管专卖对浙江省财政帮助很大，但一切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初办之时卷烟公卖就遭到很多人反对，外国烟厂和烟贩抵制更厉害。而战区征税，增加了游击区民众的负担，他们至少有“敌伪的”“游杂的”“政府的”三重负担，那些间于敌我之间的地方民众尤其遭受巨大痛苦，损失也更甚。此外，1942年整顿后的地方捐税征收效果也不甚理想，仅屠宰税收一项稍好；尤其是其他税捐不免涉于苛扰，山地收益捐一项最受诟病，因为许多地方设关卡，百货皆征稽，类似通过税，导致了许多纠纷。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4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地方行政报告决议案》。该决议案除调整了省的权责、县的权责和有关省、县机构的设置外，对充实地方财力作了原则规定。这样，国民政府恢复了全面抗战前的三级财政体制，即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收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