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九一八事变与大国的竞技

在日本说起中日战争，一般即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战后反思，认为这一事件是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乃至日本战败的伏笔。现在回溯史实，必定要涉及九一八事变的幕后推手，当时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

1929年，号称“陆军第一天才”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后，即提出了侵占计划。在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支持下，石原莞尔拟定了私自出兵侵占东北，再迫使日本政府追认事实的策略。根据这一计划，关东军首先袭击沈阳，打掉东北军的指挥部，并出兵占领营口和丹东。由此关东军既阻断了关外的东北军，又获得了驻朝鲜日军的越境增援，可以一举占领东北。

这一计划在军事上几乎毫无漏洞，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军事上的胜利并不一定能保证政治的胜利，而近代以来，中国东北一直牵连着各大国的利益，是国际政治角逐的竞技场。

日俄角逐中国东北

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清朝陷入太平天国战争的机会，在东北亚大肆扩张。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俄国从中国东北割走大片领土，将其实力扩至黑龙江流域。俄国占领海参崴后，将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去征服东方”，暗示了继续扩张的野心。甲午战争后，俄国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交出《马关条约》中侵占的辽东半岛，同时以铺设铁路、租借港口的形式将势力扩张至全东北。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俄国乘机派兵占领东北全境。

俄国的野心不仅威胁到日本的利益，还引起了老牌帝国英国和新兴强国美国的不满。在英、美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下，日本在日俄战争中重创俄国。三大舰队中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被歼灭，俄国再也没有恢复在海上的影响。受此重创，俄国被迫将大量侵占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失去了在远东扩张的势头。一战结束后，俄国陷入革命，国力更加衰弱，日本甚至出兵占领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地区，先后扶植了几个傀儡政权。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国力逐步恢复，而日本陷入经济危机，被迫裁减军备。在远东地区，苏联红军开始对关东军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郭松龄的兵变，以及冯玉祥部队在北方的活动，都削弱了日本的影响。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东北军被苏联红军重创，这既激发了石原莞尔打败东北军的信心，也令其感受到苏联红军的威胁。石原莞尔认为，如果不把握当前的时机占领东北，夺取战略资源，关东军在未来将很难抵御苏联红军的压力。

日美争夺远东霸权

日本近代的崛起是列强在远东角逐的一环，尤其与英国的支持密不可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伤亡惨重，却不仅没有获得战争赔偿，还背上了巨额的战争债务，因此日本朝野都将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视为对战争代价的补偿。但在一战之前，日本的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赞同。而新兴的强国美国则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拒绝承认日本的“特别权益”。日俄战争之后，美国铁道大王哈里曼提出经营中国东北铁道的计划，但遭到日本的反对而流产，因此引发了美国的疑虑。

一战时期，日本进入战争景气，在对协约国的军火出口，以及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中收入颇丰，并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战后失去霸主地位的英国，开始不断向日本的要求让步，比如承认了日俄之间瓜分中国利益的密约。在英国及其盟国法国主导的凡尔赛和会上，日本的不少要求都得以满足。

但日本遭遇了一个更强的对手，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美国这时登上了世界舞台。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海军舰队进行环球航行，16艘新锐战列舰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舰队。由于军舰统一为白色涂装，因此称为“大白舰队”。这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以压倒日本海军的舰队，在途中访问了日本横滨。这次战略示威不仅显示了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更直接压制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

“大白舰队”之后，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具有领先优势。1921年至1922年，列强为解决军备竞赛和凡尔赛会议的后续问题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美国利用主导会议的机会，不仅确认了对日本海军的军备优势，还迫使日本放弃在凡尔赛会议上获得的许多利益，并联合欧洲各国在远东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在这次会议上，列强间达成了对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势力划分，海军力量对比，以及利益协调机制的妥协，在此之上建立的“华盛顿体制”一直维持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打破。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国际法以及国际舆论也有很大变化。在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倡议下，英、美、法、德、日等15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巴黎非战公约》，至1933年已有63国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非战公约》成了审判德、日主要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

总决战的倒数计时

石原莞尔等人认为，当时的世界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若不采取有力行动，日本不仅会失去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权益，连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了列强地位也无法保持。石原莞尔的这一想法，不仅受到军部和关东军军人的支持，也获得许多政府文官和民间舆论的认同。这是石原莞尔等人私自出兵，引发九一八事变的一大前提。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高官们十分清楚，在华盛顿体制和《巴黎非战公约》下，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都是非法的。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日本一直在寻求绕开或打破华盛顿体制，比如通过奉系军阀间接控制东北，或者利用英国和苏联的矛盾周旋其间。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中炸死了张作霖，企图扶植亲日军阀控制东北，结果以失败告终。

面对这一困局，石原莞尔提出了更加冒险的计划，即与其期望华盛顿体制承认日本的“特别权益”，不如以军事行动将与苏联接壤的中国领土，即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建立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再迫使列强尤其是苏联和美国默认。在石原莞尔看来，中国东北地区战略资源丰富，足以建设成对苏决战乃至日本参加世界大战的战略基地。通过占领中国东北而独立于政府的关东军，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可以避免日本政府和国内政治的干涉，全力完成战争准备，在最后决战中与苏、美两国一决胜负。

这个冒险的计划一度逼近成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宣布严守中立；1931年底，苏联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在苏联的容许下，关东军利用前者控制下的中东铁路实施了大量军事行动；伪满洲国建立后，苏联也是世界上极少数承认这个政权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由此放弃了俄国在东北的最后遗产。这些妥协令关东军野心膨胀，先后挑起了张高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在苏德战争前期牵制了苏联红军的大量兵力。至于美国，九一八事变后其一手建立的华盛顿体制动摇，而美国并无坚决捍卫的决心，七七事变发生后，美国也长期采取对日绥靖政策，最后引发了珍珠港事件。

1928年，在一次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讲演中，当时在日本陆军大学任教官的石原莞尔直白地表露其野心：

“只能在得不到国内援助的前提下进行战争，如果是对苏战争的话，只需要数个师团即可进行，如能有效地利用全中国的资源，能够对苏坚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战争。”

在听众中，永田铁三、铃木贞一、根本博、东条英机、土桥勇逸，这些日本陆军中枢掌握大权的军官，与石原莞尔一拍即合。不久，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九一八事变乃至最后毁灭日本帝国的总决战，一天天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