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对晚清财政有多重要？没有它，晚清撑不过70年

清朝白河县厘金局义兴炉制银锭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清军为了围堵和威慑南京，在南京城外和扬州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副都御使雷以諴来到江北大营，找钦差江北大营都统耆善要军饷。

然而，耆善拿不出军饷，不仅耆善拿不出，整个大清朝廷都拿不出。当时，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3年，耗费饷银2950万两，户部结存支银只有22.7万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而随着江南膏腴之地因战乱“盐引停迟，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因军荒免缓征”，清廷的财政来源也出现危机。

雷以諴遇到的问题，是清军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当时几乎每支清军都面临缺饷问题。清廷既要军队打仗，又没钱供养军队，怎么办？雷以諴向户部捐纳局申请了1000多张部照，然后设局劝捐。劝捐其实就是卖官鬻爵，交钱买部照，拿到部照后去办手续，就是有功名的人了。

劝捐能暂时解决缺饷问题，但无法作为一种长期政策，1000多张部照卖完了怎么办？雷以諴的幕客（也称师爷）钱江想了一个办法：设立厘金局对境内和过境商品百货进行抽税。

钱江还帮雷以諴设计了具体的执行方案，计划先从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镇的米行开始试点，规定每1石米捐钱50文助饷，然后再扩大到附近各州县的米行，最后从米行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初定征收标准是值百抽一（税率1厘），所以被称为厘金。

厘金制度的出现遭到了商户们的普遍反对，但雷以諴不为所动，强硬推行，让钱江等人带兵收费，对反抗商户坚决镇压，几个月之后，商户们终于老实，雷以諴顺利解决了军饷问题。

繁华的街道是厘金的主要征收对象

在厘金制度出现之前，清朝的商税主要有两种：一是杂税，包括“芦课、渔课、田房契税、牙贴商行当铺税、落地牛马猪羊税”等；二是榷关税，即在全国水路要冲之地（乾隆时期有24处），设置关卡对来往商品征收过税。

杂税税率一般在3%左右，榷关税税率一般在3%~6%之间浮动，都是低税率的商税。清朝中期，杂税收入一直徘徊在百万两左右，榷关税则在四、五百万两左右。进入晚清后，随着吏治腐败和国家机器的低效，以及频繁战乱，这两项税收持续锐减，财政地位大大下降。

清朝前期及中期财政收入简表

厘金的出现，使得清朝的商税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并发扬光大。

厘金按行商坐贾分为“活厘”和“板厘”，前者是对转运中的货物征税，是一种通过税，后者是对产地或销售店铺按月收捐，是一种交易税。按照课税品种的不同，厘金又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进口鸦片）、土药厘（本土鸦片）四类，其中百货厘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商品，见货即征，不问巨细，这是厘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全部厘金的93%。

厘金最初是值百抽一，但后来清廷并没有统一标准，于是各省自定章程，致使各地税率不一，且呈越来越高之势，最高的山东曾抽银二分（税率20%），其他各省也都增至5%~10%。为了征收厘金，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厘卡。最滥的时候，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厘卡12000多处，其繁密程度“如网之密，如梭之织”，后来经过整顿裁撤，到同治初年还有3000多处。

名目繁多的厘金、较高的税率以及遍布全国的厘卡，使得清政府对商业税的增收力度和效率大大增强了，清朝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清朝光宣年间财政收入简表

从1853年到1865年间，清朝年均厘金收入约为1000万两（只统计了百货厘），而1870年到1873年间，清朝田赋年均收入约为1300万两，这意味着厘金收入已经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社会日趋稳定，厘金收入节节攀升。1882年，清廷厘金收入为1631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0%，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厘金收入达4318万两。

自古以来，一个朝代的灭亡，最直接的原因往往都是财政危机。当太平天国运动把清廷推到财政危机的边缘后，厘金制度的出现为清廷开辟了一个大财源，其巨额的财政收入也为元气大伤的清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此后，这针强心剂成了清廷的续命针，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厘金收入对晚清政府的续命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清代”湖北厘金光绪七年六月公济益”伍拾两锭

厘金制度出现于镇压天平天国时期，因此它的最直接作用是帮助清军解决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问题。有学者统计，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总支出为29259万两白银，减去厘金制度产生之前的3年的军费开支2950万两，可以得出清廷从1853年到1864年的军费开支为26309万两，其中厘金收入占了48.3%，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部分。在封建王朝，中饱私囊的部分是必须的损耗，可以算得上一种隐性开支。

在太平天国活跃过的省份，如湖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等，厘金收入几乎全部被用作军费，曾国藩在奏折中曾写道：东南各省“用兵十年，全赖厘金一项支持，凡三省两湖各属无论已被兵，未被兵，几乎无处不设卡，无处不抽厘”。厘金是湘军稳固的“养命之源”，湘军、淮军的扩充、养训、作战，都仰赖于厘金。

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廷曾打算酌情裁撤各省厘局，但遭到地方督抚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各地开支浩大，但是常规的地丁银（农业税）只能满足十分之三四，剩下的十之六七都靠厘金，所有厘金“万不可骤议裁撤”，清廷考虑到财政困难和地方政局稳定，只得默准厘金制度继续推行。

地方督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太平天国平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厘金收入仍是各地军费的主要来源。1870年到1873年，清朝各省厘金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军费支出，山西更是将全部厘金用于军费开支。直到光绪年间，内乱基本平定，厘金才转用到其他事项上。但是，八旗、绿营以及海军的军费，仍然有不少来源于厘金。除了军费开支之外，厘金也被各地方政府广泛用于战后重建。

湖南湘西洪江古商城之厘金局

晚清时期，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一些对外战争失败导致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窘迫，不得不大量举外债度日。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曾多次赔款和借债，但所借数额不多，时间也较短，一般都能还清。

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这段时间，清朝国事日非，战争开支、编练新军、对日赔款以及庚子赔款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支，这都不是清政府短时间内所能负担得起的，为此，清廷多次向国外借款，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偿还债务，清廷把债务摊派到了个各省，各省为了完成摊派任务，开始增加税收，而此时厘金收入也更多地被用来偿还债务。

以1902年到1906年为例，根据统计，当时清廷每年偿还债务总额约为4400万两，厘金收入为1800万两左右，其中500万两左右被用来偿还债务，约占偿还总额的10%以上。比例虽然不高，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

咸丰十一年浙江义桥古镇厘金票证

19世纪60年代，清朝为“自强求富”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建立新式海军等。

显然，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肇始，洋务运动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每一个小目标的落地，都需要不菲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并不都属于中央财政开支的范围。事实上，清朝中央财政收入一直比较拮据，对洋务企业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只有极个别大型洋务企业能够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其他洋务企业的创办和运营只能依靠地方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厘金收入。

清朝财政支出中，投入在洋务企业上的花费约为5900万两，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海关税收，其次是厘金收入。厘金收入基本都隐匿于各省军费与行政用费之中，所以很难弄清厘金收入与洋务花费之间的关系数据，只能从个别洋务企业中窥其一二。

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为例，按照生产计划，该厂每年经费为80万两左右，从1893年到1910年，厘金在该厂年经费支出中最少的时候占15%，最多的时候超过50%，平均下来，该厂每年经费支出的25%来自于厘金。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厘金收入，很多地方兴办的洋务企业都会因为经费短缺而无法维持。

厘金制度极大充实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暂时帮助清政府延续统治时间的灵丹妙药，但是从长远来看，厘金制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一方面，遍地设卡，重叠抽征，“举凡一切民人从生到死衣食住行所用之物，无不抽厘金”，税吏杂冗，盘剥商人，中饱私囊。凡此种种，严重破坏了国内营商环境，加重了商业成本和人民负担，削弱了本国商品的竞争力，便于外国商品倾销（外国商品不缴纳厘金），同时也摧残了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压制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阻滞了整个社会的进步。难怪时人对厘金怨声载道，称之为“恶税”，认为“厘金之弊，罄竹难书，近创虐政，奠基厘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