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为何失败?从一中层京官前后态度变化,就可看出原委
作者:浩然文史
1906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随着立宪活动的日渐深入,各地立宪派纷纷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国会请愿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时,一大批中层京官越来越难以置身事外。其中,有“中国宪法第一人”之称的汪荣宝的行为十分值得玩味,从冷眼旁观,到热情推动,再到参与消解运动,他的“善变”,暗含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
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一、从冷眼旁观到热切关注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小日本战胜了庞大的清朝。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小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国。
十年间,两场战争的结果,深深地刺激着、刺痛了国人。人们纷纷认识到,立宪制的日本,总是能战胜专制的国家,所以,大清要恢复昔日的王者荣耀,就得学习宪政。清政府于是派遣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
一年后,五大臣回国汇报考察情况,认为立宪的好处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口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靡!
1906年9月1日,慈禧正式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两年后,即1908年8月27日,清廷公布了《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第二年,除新疆以外,各省咨议局也都组织起来。
反正立宪活动是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
但是,9年的预备期实在太长了,眼下民族危日益加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士绅阶层迫切要求确立立宪政体,而不仅仅是预备。
1909年,袁世凯的老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牵头,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12月底,各省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商议请愿速开国会。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后,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由此发端。由于清廷的反对,这次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张謇
此时,在宪政编查馆任职的汪荣宝,正潜心于编纂中国未来第一部正式宪法和各类法典。这个时候,有几个人找上门来,希望他能为“速开国会”一事居中联络。
这几个人正是雷奋、孟昭堂等,他们是江苏谘议局代表。而江苏谘议局在这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受到地缘、学缘因素的影响,汪荣宝跟与他们的联系比较密切。汪荣宝本来对速开国会运动不太关心,他跟当时广大的中层京官群体一样,属于“缓进派”。但事情的深入发展使得他逐渐对速开国会一事密切关注起来。
1911年在拙政园成立江苏省议会
二、汪荣宝的积极推动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和第二次请愿运动都失败了,但全国要求速开国会的热情却被点燃了,各省代表决定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次请愿动静特别大。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1—2人到京,近省100人以上,远省50人以上;二是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请愿,然后再向各省督抚请愿。这次请愿活动还得到了地方实力派、海外华侨华人等的响应,总之规模空前。
清末北京城
各省代表齐聚京城,京师震动,国会请愿运动达到了高潮!
作为资政院议员,汪荣宝积极推动此事。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如期召开,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这次讨论,整个资政院没有一个人反对。汪荣宝非常激动,带头高呼:
大清帝国万岁!
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
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在此次会议中,汪荣宝还力主将陈请速开国会案作为资政院具奏案。“具奏”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在呈递的这份“请速开国会具奏案”中加入资政院自己的意思,而不像“代奏”那样直接原封不动地转奏。因此,这份具奏案的起草就需要费一番心思,内容和措辞既得如实反映国会请愿代表的要求,又要考虑朝廷的接受能力。
汪荣宝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曾经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过 政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法知识,在奏稿中阐明两院制国会有助于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维持政局稳定的意义,阐明了召开国会的法理依据。汪荣宝参与修订的奏稿得到了全体议员的一致赞成。
当时几位有名的宪政人才:左二为汪荣宝
三、登上京城热搜
运动期间,为了减少朝廷内部对“速开国会”的阻力,汪荣宝利用其在京任职的条件,多次拜访朝局中颇有影响力的“宗室集团”重要人物,如军机大臣毓朗、资政院总裁溥伦等。
然而,汪荣宝频繁在亲贵之间走动,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议员的质疑,一度把汪荣宝推上了热搜。当时的报纸刊发了《异哉,汪荣宝以一人而具两副之面貌》,指责汪荣宝首鼠两端,一方面在资政院议员面前表现出支持速开国会谋取声望,另一方面又暗通亲贵,诋毁阻挠国会请愿运动。汪荣宝身陷舆论的漩涡。
资政院会址照片
谣言顿炽,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
这个“鬼”就是时任军谘处大臣的载涛,原因嘛,无非就是宗室集团的权力斗争,汪荣宝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汪荣宝与载泽、溥伦等亲贵关系密切,而这两人因为支持立宪的开明形象,颇为舆论以及摄政王载沣推崇,载泽更是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有力竞争人选。为了争夺权力,载涛必须打压这两个人,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汪荣宝就躺枪了。
时任军谘处大臣的载涛
所幸的是,汪荣宝虽然因外界的猜忌而颇感苦恼,但仍然热情地推动速开国会。在汪荣宝的努力下,速开国会具奏案提前完成。此后,政务处开始商议召集国会期限问题,国会请愿进入了最后阶段。
四、从推动者转变为运动消解者
政务处王大臣集议的结果并不如意。当时大多数亲贵并不支持速开国会,但又不敢公然反对,以免站到公众的对立面,所以在国会问题上属于两面派,整场会议亲贵无人作声。
会议最终达成了“请以宣统五年为召集国会之期”的说贴,与汪荣宝期望的宣统四年不同。
时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
此后,汪荣宝变了。
因为溥伦告诉他,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已经是朝廷作出的让步了,要想再提前,基本不可能,还嘱咐汪荣宝,要想办法稳定议员,别再反对朝廷的决策。此后,各省请愿速开国会代表集议代表团即行解散。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至此结束。
文史君说
清末民族危机加剧,“立宪”在当时成为大多数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希望。以汪荣宝为代表的一批中层京官,受到全国立宪、速开国会浪潮的影响,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利用自身优势推动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然而,当国会、宪政和责任内阁成为亲贵集团争权夺利的砝码时,一切都不得不以朝廷内部的权力均势为转移。汪荣宝的转变无疑表现了一个进步的中层京官的无奈,国会请愿运动乃至整个大清预备立宪的失败其实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