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血案促进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满清专制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汉人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包括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一连串革命运动。

笔者是成都人，1918年在成都市土生土长，父亲江河清（1884-1972）是老同盟会员。1905年在重庆第2支部工作，并在成都人民公报任编辑，参加过成都多次起义活动，1911年9月亲自参加了成都血案斗争。对于“成都血案”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详细。在我幼年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摆龙门阵，有声有色的提到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斗争的故事，有很多内容真是激动人心，所以我到现在还还能清楚记得。最近有几位朋友到成都旅游回来，对成都人民公园的对四川辛亥革命秋死事保路纪念碑，对成都的保路革命的英勇事迹非常感动，因此鼓励我根据回忆写篇有关四川保路的斗争记实的文章。但是，我已年过九旬，江郎才尽，心劳力拙，不敢动笔，后来一想到辛亥革命死难的烈士们，为了国家和我们后代的幸福，浴血斗争，舍身成仁的精神，因此才下定决心，愿在我有生之年，写了这篇有关“成都血案”的短文来纪念英勇成仁的烈士们。

常言道；“小猫吃鱼，有头有尾。”事件得从1904年说起。这年的正月，成都的天空飘着寒冷的雪花，在岳府街的一座大院里，由四川省二百多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正式宣布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所谓川汉铁路，是指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在此之前中国铁路均由外国人把持、中国人都成为洋人刀俎下的鱼肉。这回四川人扬眉吐气敢对洋人说”不”了，如川汉铁路公司明确规定：如非中国人之股，概不承认，一律收缴作废。这一举动意味着这条计划投资5000万两白银，全长1980公里的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都归民间。它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四川铁路史上第一次采用“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方式筹集资金并不准洋人插手。

当时的四川人买到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真是欣喜若狂，而这一条如此重要的铁路竟然能够由中国人自已创建，怎能不令四川人欢欣鼓舞呢？

1904年1月的那天，成都市民互相奔走相告修铁路、买股票的大好消息。铁路资金的募集，采取了抽租入股的方式，即按农田租谷的3%征收股金，这种募集方法，不仅地主、商人和官员购有股票，就是底层的平头草民也当上了股东。用吴玉章的话来说，那就是“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对此民办铁路都得到了利益”。铁路于1906年开始勘测，由著名的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1909年12月10日，开工典礼在宜昌举行，那天的成都万人空巷，在极快乐的气氛聚会庆祝。

可是好景不长，突然于1911年5月无耻的清政府竟然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管包括四川在内的四个省的铁路公司。清政府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目的是想以出卖铁路权为担保，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共6百万英磅）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图保私囊。

清政府的荒谬决定传到成都，全川哗然，上至地方官员，下到穷苦草民，对卖国求生，腐败透顶的满清府的可耻骗局无不义愤填膺。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有关团体开会，会外哀鸿遍野，会上一片哭声，对清政府完全绝望。与会者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要求满清收回陈命。

会议由蒲殿俊、罗纶（系亲满的立宪派）、张澜、吴玉章、熊克武（系反满清的革命派）等人主持。会上，宣读了一份致全川人民的宣言书，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在“保路运动”中，出现了立宪派和同盟会两种不同的主张。立宪派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同盟会员更为积极地分路到处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

一石激起千层浪！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全川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风起云涌，脱掉马卦，剪掉辫子，公开保路反清闹革命，四川妇女们不让须眉，撕掉缠脚布，个个花木兰，首先建立起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于是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闪电式地建立起保路同志分会，会员多至数十万。参加者何止一千万人，包含各种民族、各阶层人士：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8月5日，在成都召开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冲破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公开进行反清的暴力革命。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起云涌，天翻地覆地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惊恐万状的窘境。

人们发现，清政府的骗局后。立宪派威望下降。当时，四川总督王人文深明局势严重，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暂缓把铁路收归国有的建议。结果，王本人立即被革职查办，另派出一向以血腥暴力著名大屠夫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当时，实际上与立宪派的主张完全不同的是同盟会会员们都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认真贯彻孙中山的主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精神。四川的同盟会员们决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一方面，他们参与立宪派主持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地于暗中联络会党，寻找时机准备武装起义。

1906年熊克武在成都召集30余名同盟会员会议于草堂寺，决定遵照同盟会总部的指示，积极准备在四川举行武装起义，已经聚集了几十支步枪，进展很大，但后来熊克武调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去了，分会会长黄复生负责在重庆和成都建立同盟会支部。遵照孙中山在东京总部的指示，四川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联络会党，策反满军，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武装斗争。1906年发动江油起义，1907年密谋江安县、泸州、成都、叙府起义，1908年发动广安起义，1910年发动嘉定起义，1911年1月发动黔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长留人间，并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当年9月，武装斗争在四川已大面积展开。

1911年8月4日，酷暑难耐，一群神秘的“盐商”受同盟会员龙鸣剑和王天杰的号召，行色匆匆地赶到千年古镇罗泉。当天深夜，他们在著名的袍哥首领秦载庚的带领下低声宣誓。这就是有名的“罗泉会议”。在龙、王二人策划下，保路同志会一律更名为保路同志军，解决枪弹来源，由秦载庚、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的起义。罗泉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在川的同盟会员正式决定利用保路运动，大张旗鼓开始进行了武装起义。9月5日，同盟会员朱国琛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以商榷自保为名，公开提出四川独立。至此，由保路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即便最不谙世事的人也已不安地预感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即将来临，至于这场革命到底有多么的波澜壮阔，尚难断言。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派人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和彭兰村等人，借娶宴为名骗到总督府逮捕，同时封查川汉铁路公司。

这一消息引起了全成都的震动，成千上万的人，纷纷揭竿而起，拼死反抗，手里捧着光绪的牌位喊冤，同盟会组织的府中学生们打着宽大的横幅标语，举着小旗，口号喊声如雷贯耳，（笔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请愿）到总督府门前请愿。但是赵尔丰拒不接见，而是只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不断。30多个请愿者倒在了总督府门前的血泊中就义，400多人严重受伤，赵尔丰并下令不准收尸。紧接着，又封闭全城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纵马践踏或是开枪射击，整个成都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督院街和提督街已经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当天，成都与外面断绝了联系，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带着几个人悄悄趁着夜色摸上了城头，从城头缒城而下。在成都南郊的农事试验场，他和朱国琛等人制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把这些木片悉数放入府南河中。木片在河里打了几个圈，便顺着暴涨的秋水顺流而下。很短的时间里，沿河拾到了木片的人奔走相告，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遍了四川。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水电报。这一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月28 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最先起义响应的也是他们。9月8日，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秦载庚在华阳中兴场起义。几天之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蒲江、灌县等地都打出了起义的大旗，几支队伍在新津县城击败清军，随后又转战到雅州，于大相岭再次击败清军。

龙鸣剑在发出了类似于战鼓的水电报之后，星夜赶回老家荣县。这时，他的好友，同为同盟会员的吴玉章、王天杰已经在荣县发动起义了。龙鸣剑和王天杰率5千同志军进攻成都，走出荣县县城大门时，龙鸣剑拔剑发誓，声称如果不能杀了赵尔丰，就绝不再入此城门。

大批同志军合围成都时，人数已达20万之众，但同志军仅有少数枪枝，都是揭竿而起，只有用链刀斧头与清兵血战，故成都却久攻不下。同志军连连失利，龙鸣剑于转战途中含恨病逝，秦载庚则在井研被杀。

王天杰率领余部回到荣县县城，他与留守县城的吴玉章在彻夜不眠的商议后，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举动：1911年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个月之遥，故荣县起义被称为是“首义实，天下先”。清朝政府得知全川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领原本驻扎于武昌的大批新军入川镇压。但是，端方和新军的入川，不断败阵，溃不成军，并造成了武昌的空虚，以至于在武昌的同盟会员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则引起了全国各地多雪崩般的连锁反应。清政府终于1911年10月10日，彻底倒塌，遗臭万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四川同志军的起义，而四川同志军的起义则加速了武昌起义。进一步讲，保路运动可谓辛亥革命的催化剂，树立了丰碑。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同盟会员尹昌衡任都督。12日，已经交出政权，但仍在暗地里企图策划兵变的前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军政府下令斩首。在上一张当时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的头被军政府行刑队砍了下来，他的身子看上去显得格外短小和滑稽。从那张失去了生气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出这位曾经坚信武力能够摆平一切的铁腕人物，他的死仿佛大清王朝在四川的最后挽歌。

成都的血战，导发了武昌起义。武昌首起义又进一步推动四川的革命独立。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入川清军在资中反正，杀死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清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1913年12月，为纪念保路运动中的烈士，川汉铁路公司开始修建“辛亥秋保路史事纪念碑”。四川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所以，这座碑是成都人民引为自豪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