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命运光影 ——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历史的天空扑朔迷离。

来自台湾的齐邦媛先生，在她八十高龄之际，毅然拿起笔，将一直沉淀在她心底、挥之不去的心旅、行旅，历经五年时间，写就了一部《巨流河》。来自海峡彼岸的她，用不枝不蔓的笔触，为我们展开她一生的命运光影，借她的眼睛给我们看……

——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生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料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

我想有些故事，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现在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期，到最后快来不及时，我真的全都做完了。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自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战订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日益加剧。一九O五年日本人在中国打败了俄国，取得了铁路控制权，以后不断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一九一五年强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一九二八年造成“山东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一年后成立伪满洲国。

“（日本人）这一连串的侵略行动，国民政府是清楚的”，1930年夏，卢作孚在《东北游记》就写道——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为，才憬然于日本人这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

可见，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已是“司马昭之心，人皆见之”。但是喘息未定之际，只能加快脚步，建军、办工业、组训民众。南京那十年，好似要拼命去增强一个百年沉疴老人的体力，那般辛劳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在《巨流河》中，首次见到“黄金十年”这个词语，也由此想到《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

两本书的作者均为杨步伟，她的丈夫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周有光（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说过，汉语拼音的产生曾借鉴了赵元任的研究成果。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赵元任谱曲。他是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与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相熟。

杨步伟在书中提及——

我们在南京住定以后。中山陵也开放给公务人员领买，我们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领买了两块，每块三亩，地段在汪精卫的地对面。月涵来南京办公时，我们总一道到那儿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来盖点房子叫梅村，我们的打算叫杏花村。

清华校长梅贻琦，字月涵。每次从北平来南方，公事完后，他总留几日，与赵、杨夫妇等人到处去玩一下。这次，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将在首都，比邻而居，也是人生幸事。当然，只有国家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又有一例——

在南京史语所，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层，特别讲究，隔音的地毯都是从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地毯，所有各种仪器也都是由外国定购的。这全是孟真预备的。因孟真想这些以后都是大家终身的事业了，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安心一意地发展他们专行了。

傅斯年，字孟真，作为史语所的一所之长，对同仁们的关切，始见端倪。如从另一个侧面，也见证着“黄金十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前几日，正好手头有一本《老照片》，主编冯克力，描述一张拍摄于1935年的照片——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幼儿园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他说——

这张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校长张伯苓先生，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

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

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

张伯苓，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1903年随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50万银元，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

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师，请学生们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

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1929年，南开女中首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是既幽默又深刻——

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1916年10月，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对教友们作了一次讲演。他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中国不亡吾辈在！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张学良，被深深震撼了。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沉缅于游乐，而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从此，他以师傅之礼，以待张伯苓。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立。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而我想说，张校长在重庆另有任事，在《巨浪河》中找到了答案——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张伯苓）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

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邦媛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在邦媛的笔下——

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本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齐老先生对东北家乡，用情之深，失乡之痛……

晚年的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地说着当年——

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其实，早在1949年底，齐世英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当时的情景，已令女儿惊骇莫名；一直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进医院。

邦媛说——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在齐世英心中：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

一九八一年，齐世英在荣总住院，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半个世纪首次再见，令他心情很不平静。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如今，从雄姿英发到白首苍苍，乡关万里，一生坎坷，唯有沉默。那些憾恨，虽已还诸天地，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

听了回答，朱先生想了一下，说——

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书中，邦媛并没着笔描述朱先生的神态，她只说——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我曾读过柳鸣九先生的一篇文章——

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是吸上一口，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摩的对象。别忘了，他专攻过心理学，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折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这里，想到一位“中国版的福尔摩斯”，叼着大烟斗，津津有味地品评着面前的人……

暑假，回到重庆，邦媛向孙晋三教授（《时与潮文艺》的主编，齐父的朋友）请教，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

孙教授说——

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分析，使邦媛下定决心，留在武大。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先生的“英诗”全年课。

朱先生坚信好文章要背诵，学生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

他说——

诗词比散文所含的无言之美更丰富。散文是尽量流露的，愈发挥尽致，愈见其妙。诗词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离，才能引人入胜。

济慈的《夜莺颂》，阅读和背诵都不是容易的事。他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

邦媛总结，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响应的知己之感。

直到有一天，朱先生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当他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读到此，深深地被打动，此时无声胜有声。由此，也想到——

文革中，老舍自杀后，季羡林也曾下定决心去自杀。当他看到”棚友”朱光潜竟然在偷偷锻炼身体，很是惊异。觉得自己和朱先生还存在着差异，自己也应该执着于生命，执着于事业，坚决要活下去。

学生是心灵的后裔。邦媛去台后，曾从事教学工作。对她而言——

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分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

人能笃实，自有辉光。

邦媛也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

邦媛回忆——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收到信后，邦媛不再与同室的侯姐姐去读书会。而侯姐姐——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同寝室友）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当邦媛要搬至另一宿舍时，侯姐姐用她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

有些人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

邦媛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后来，邦媛咨询公费的资格，得到的答复——“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

有一天，在她上楼经过原来房间，侯姐姐看到，大声说——

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邦媛心中十分难过，记得刚住进时，侯姐姐对她殷勤照顾 ，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着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她。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一九四五年九月，邦媛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游行越来越频繁，有时老师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但邦媛有一最好的朋友——鲁巧珍，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犹如一杯清茶，淡然中沁入心田。有时候只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便一切尽在不言中。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两人再见面，已是一九九三年。巧珍肺癌已至晚期，住在医院，她说——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喘息之间，断断续续说了别后五十年间往事，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

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巧珍感慨——

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

她要邦媛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着。

此时的邦媛，已是泪不能止。走出医院，知道这重逢便是诀别。回到台湾，巧珍已逝，六十九岁。

突然有一天，在家中看到了马延英叔叔。马叔叔是地质学家，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

听说台大外文系在找助教，马叔叔就建议邦媛——他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两个日本教授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做助教吧。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每一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当作是见识新的天地，看看就回来吧——大家都给我留一个宽广的退路。

九月下旬，邦媛随马叔叔渡海到台湾，向往着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每一次空间的别离，都代表了生命的转折点。

在上海，邦媛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

——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机缘是连环的，缘中有缘。

读过《巨流河》，之后，就不期而遇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原名马国光，台湾作家，而他正是马延英叔叔的儿子。

他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从中我们知晓了马先生的在台岁月。晚年穷困潦倒，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

而马国光与母亲自台相别，数十年（1988年）后重逢，“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国光说，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

邦媛说过，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母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无巧不成书，还有更巧的——

章诒和笔下，描述过父亲章伯钧与章乃器，在康老（康同璧）家见面的情景。那个动荡年代，联系人就是章诒和和章乃器的幼子章立凡。

而章立凡与马国光（亮轩）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国光生母与马延英离异后，嫁给章乃器，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章立凡。

章立凡在给哥哥此书（大陆版）的序中——

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苦，但同时承担两种痛的，是母亲。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庭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大江大海》），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我恨的是中国的积弱啊，自己积下来的弱，叫人这么欺负。多少年，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是当年从南京逃出，在火车上船上被日本人追着轰炸的场景。叫喊声，硝烟炸药的味道，都会重现。你看《巨流河》的封面，用的就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惨不忍睹。听说到了你们内地，换了安静的巨流河的封面，颜色也换了蓝的，没用红色。”

邦媛如是说——

《巨流河》，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无，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入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鸟啼霜满天“的心境。

2005年初春，邦媛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忍受着各种病痛纠缠，终下决心，把淤积一生的心中块垒，用纸笔浇出。

她曾祈求——

主啊！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说完他们的故事，那烈火烧遍的土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飞、和烽火旁的军人，风雪中的学生，和他们后面追赶的我，请你让他们在我笔下活着。感谢主，他们都将与《巨流河》不朽。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

漫长的五年，近千页的手稿，《巨流河》成了邦媛最后对自己一生、对父亲、对家国、对故乡、对整个二十世纪“埋藏的巨大悲伤”完成的一次回望。

如果不完成这次回望，于她或是于父亲齐世英，也许都渡不过心里那条“巨流河”。“那是心里的一道槛，对于一生流亡的知识分子，更深。”

合上《巨流河》，独自坐在窗前，细细体会，它内在的张力，在平静中带给我的震撼。

齐先生掠过一生的命运光影，在丰富的安静中对我们说——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人生是由经过的地点和遇到的人构成的。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