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花 | 李香兰之谜

来源：佳易博览

2014年，李香兰在东京逝世。回看其一生，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1946年，以一曲《夜来香》红遍大江南北的李香兰被以汉奸罪推上审判台。李香兰称自己不是汉奸，而是生在中国的日本人。

【生在中国的日本女孩】

1920年2月12日，在中国东北的奉天，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婴呱呱坠地，家人为她取名山口淑子，她是一个生于中国的日本人。女孩的父亲叫山口文雄，他自幼受到家风的熏陶，对中国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1906年，山口文雄来到了一直向往着的中国。起初，山口文雄在奉天采煤所工作，后来调入在抚顺的采煤所。

山口淑子的童年是在抚顺度过的，那是一段愉快且又难忘的时光。然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随着“九一八”的炮响而骤然消失。随后，山口一家离开已生活了十几年的抚顺，迁往奉天。

在抚顺开往奉天的火车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走进了淑子的生活。她叫柳芭，是与淑子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山口淑子后来回忆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到了奉天后，淑子因为受了风寒，患了肺炎，痊愈后，肺部功能始终较弱，医生建议淑子用唱歌的方式来适当地增强肺活量。也正是这一原因，淑子结识了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而为她引荐这位导师的人正是柳芭。第一次见面，波多列索夫夫人认为淑子的嗓音不适合唱歌。柳芭恳求道：“夫人，请您一定要收下淑子，她是因为想要恢复肺部的功能，所以来学习唱歌……”终于，淑子成了波多列索夫夫人的学生，歌唱练习就此展开。

【山口淑子变身歌星李香兰】

让柳芭和波多列索夫夫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被认定没有歌唱天赋的淑子在练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唱功大进。

作为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都要在奉天大和宾馆(今辽宁宾馆)开独唱会，这也成了宾馆每年秋季里的主要活动之一。一天，波多列索夫夫人在授课结束后，突然对淑子说：“过几天就是大和宾馆的独唱会，你来我的独唱会唱歌吧！”

独唱会那天，大和宾馆小剧场里座无虚席。这是山口淑子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她唱了一曲《荒城之月》。淑子清澈纯真的嗓音赢得了满场如春雷般的掌声，也引起了一位特殊客人的注意，他就是奉天放送局科长东敬三。原来，电台节目一直在寻觅一位歌手。东敬三听了淑子的演唱，顿时眼前一亮，觉得这个少女从哪方面来说都颇为合乎要求。

“只是……”东敬三皱了皱眉，“为表达日中亲善，民族和谐，演唱新曲的少女必须是中国人。 ”“那可怎么办，我们淑子是日本人啊！”淑子的母亲说。东敬三说：“没关系，咱们可以给她起一个中国名字，因为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地道，说成中国人也不会引起丝毫怀疑的。”

“淑子有中国名字——李香兰。”于是，李香兰的名字就这样被写入了节目里，并作为一名青春、靓丽、能识谱、会唱歌、会讲日语的中国女孩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当全东北的收音机都开始播放着李香兰的歌声时，这个少女走红了。

【“我要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1934年，为了学习北京话，14岁的淑子遵照父亲的意思去北平求学。来到北平后，山口淑子以“潘淑华”这个名字进入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父亲的结拜兄弟潘毓桂的姓氏，“淑”源于山口淑子，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淑子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抗日的氛围也波及淑子所在的女中，当然，作为潘淑华，没有人知道她日本人的身份。

1937年，山口淑子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在会上，同学们纷纷表达抗日决心，有人说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人说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平，该怎么办”时，淑子竟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同学们迫切的目光盯视在她的脸上，有人鼓励她说：“潘淑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要怎么做，说啊！ ”淑子想了想，一句话脱口而出：“我要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

一片热烈的掌声，算是对她这个概念略显模糊的回应的鼓励。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出生地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平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从哪一方飞来，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淑子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曾几次下决心想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第一次回国挨了骂】

1937年，山口淑子毕业于北平翊教女子学校。回到奉天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她掀开了人生的又一篇章，山口淑子重又成为李香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在长春成立了电影制片厂，李香兰因为人美歌唱得好，被电影厂选中，成为电影厂第一批女演员。她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蜜月快车》。随后，第二部、第三部影片接踵而至，她连续接拍了《富贵春梦》以及《冤魂复仇》。从此，那个小歌星李香兰，成了电影明星李香兰。

李香兰红了，不仅在中国，而且还红到了日本。她饰演的几乎都是与日本男人苦恋的中国女子。所有的故事如出一辙，表达的都是“中日亲善”的主题。

1938年10月，已成为电影厂当家花旦的李香兰以“中日亲善”的代表头一次回日本，她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终于可以去日本了，那里是我的祖国，可我却从未见过她究竟是什么模样，我要去看看富士山……”

然而，亢奋无比的她却万万没有想到，祖国迎接她的却是另一张嘴脸。当她交验了护照刚要下船时，却突然听到一声粗暴的斥喊：“你回来！”她让同行的女演员先走，随后自己来到了那个日本官员的旁边，按照要求再次把刚刚审理过的护照递交过去。日本官员再次逐字核实了李香兰的护照，随后双眼圆瞪，大声呵斥：“你这东西还是日本人哪！不觉得羞耻吗！”

李香兰在自传中回忆：“这使我对祖国日本的憧憬开始幻灭，让我感到可悲的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的母亲之国的侮辱。”

 左起：白虹、姚莉、周璇、李香兰、白光、吴莺音

【从被判死刑到无罪释放】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被押上了审判台。1946年2月，上海军政部审讯庭。“你叫李香兰，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的时候，用的是潘淑华这个名字，这难道不是你作为中国人的证据吗？”法官问。“不是的。”李香兰焦急而又肯定地回答着。“你说你在北平留学的时候取名潘淑华，你怎么能证明，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这三个人是同一个人？”女子哭喊着：“我真的是日本人……”然而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上，她已经挣扎得精疲力竭。如果她可以证明自己是日本人，那么，她便可以洗脱汉奸的罪名，走出监狱；但如果她最终还是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等待她的只有死亡了。

就在李香兰被判死刑准备赴死时，她生命里那个最为重要的人——柳芭，再次出现了。柳芭当时已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为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找到了李香兰日本身份的证明，法官最终宣布李香兰无罪释放。法庭上，李香兰向旁听席、也是向中国和中国人民深鞠一躬，对自己前半生的欺骗和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柳芭与李香兰

【战后成为“亲华派”】

战后的李香兰是一位日本左翼人士，和那个时代诸多怀揣理想的日本人一样，对中国的乌托邦试验充满隔岸旁观的好感。

1960年8月20日，日本“读卖新闻”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电影故事片“五朵金花”(译名是“五个姑娘”)，其中特别提到看了这部电影试演的大鹰淑子(李香兰)所发出的感叹：“当我看到演员们的朝气勃勃的美丽而新鲜的魅力，并以这个心情而生活着的年轻人们的情形时，使我不能不对于日本的年轻人们应有的状态有所考虑。”(转引自《参考消息》1960年10月22日)这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回暖，李香兰先后三次访华。

晚年的李香兰第二次回中国是在1978年，以日本环境厅政务次官身份访问中国。在别人都去参观故宫时，她自己跑到了菜市场，到处找小时候常吃的胡萝卜芽。一下子买了很多，用塑料袋包了几包带回日本。

1978年，李香兰（前排左二）以大鹰淑子身份访问长春电影制片厂

1991年，她应邀访华。在宴会上，李先念主席对她说：“大鹰女士，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你演的《万世流芳》。我听许多人说过，他们看了你的那部电影才加入了抗日军队。”

历史至此展现了巨大的吊诡，在日本侵华期间拍摄电影的李香兰，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汉奸”，但40余年后，却被认为影响了许多人加入抗日行列。

在日本国内，李香兰是著名的亲华派。香港导演张婉婷筹拍《李香兰》，专程前往日本去拜访她。据张婉婷转述，李香兰为当年帮日本人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而感遗憾，鉴于日本政府曾篡改教科书，现今的日本青年不知道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故李香兰希望她能在电影上将此中肯地表演出来，作为对中国人道歉之作品。

李香兰曾在自传中说过：“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或者加以说明解释，也是幸福的。”2005年，李香兰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9月7日上午10时42分，李香兰逝世，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