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回首新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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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47年——从1951年到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使我实在无法接受。
凤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周之后永别人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是我万未料到，亦无从逆料到的。我亦无法设想，在召开追悼会的头几天里，家里接到各方来的唁电共计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没有一一看完，只有一份迟到的唁电——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转来发自江西省李坚女士的电报，由于是最后送到我的手里，我就看到了，电文说的是：
从文化报获悉评剧大师新凤霞不幸谢世，悲痛万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的演出，轰动西南。但谢幕时，不能站到第一排。当时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亲自上台，把她请到前排合影。后来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并为我们寄来了大作。几次文代会中我们亲切交谈合影，记忆犹新，怎能如此早地离开大家，太遗憾。她平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丰碑，盼祖光节哀保重。江西李坚。
近两年来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一过即忘，但是现在还能记得李坚女士就是当年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的夫人，电文中说的凤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当时已持续了很久，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剧场曾邀请凤霞的剧团演出。中国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一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一个女演员和凤霞共同担任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出。这样的安排立即受到当时上海市长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着的《刘巧儿》？”剧院领导无从回答。市长责令将《刘巧儿》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运到上海，因广大观众都等待看这个戏，评剧院领导只得照办。而《志愿军未婚妻》上演第一场时，即有大量上海观众询问今晚是哪个演员上台？剧场不作回答，观众就不买票，等到开演前半个小时，少数观众溜人化妆室，看见是凤霞化妆，立即票房爆满。反之，便几乎没有人买票。到了这个地步，另一演员在这种压力之下，进退失据，终于罢演而回。这种怪事、蠢事，只有那样的“领导”做得出来，这位女演员却是冤枉无辜讨来一场无趣而已。而凤霞在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以至事后回到家里，都以无限遗憾和同情寄予她的这位同她“争角色”的同行。看来，任何人要想担当与新凤霞“争戏、争角色”的任务，都会注定了以一败涂地而告终。然而，这应当怪谁呢？
凤霞在那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个灭绝人性、最残酷、最野蛮、最下流无耻的十年“文革”时代。以她的年龄和绝代风华，加上自幼苦练成材的表演艺术功力，本应是在舞台上最辉煌亮丽璀璨绝伦的时候，但她却被赶下舞台，成为人人可以任意驱使、叱骂、奴役、欺侮的对象。一次剧院正在演出，她只不过是担任前后台杂役的任务，由于高血压发作，她难于支持而倚在墙角稍事休息，评剧院当时的领导、党委书记恰路过，厉声问她：“你不干活，靠在这儿干什么？”凤霞说：“我头晕。”书记问：“生病了？”凤霞说：“血压高。”书记又问：“血压高，量过吗？”凤霞说：“今天在院里医务室量过，高压二百，低压一百。”书记应答如流：“我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二还照常上班呐。”为得很仁义，说：“记住明天早晨下乡劳动，现在你就回去吧。”
那时我们自己购置的东单北帅府胡同一名马家庙的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时便被人强占，我家已在和平里楼房住了多年，凤霞回到家里，尽管身体不适，但在晚饭之后仍然强打精神，缝一条薄棉被，找了一些换洗衣裳，我帮她，找了一个小铺盖卷和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区农村劳动，不知何时回来，匆匆抓紧时间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铺盖卷可能是她背得动的分量，她说感觉头晕不舒服，但时间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在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书记来看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半月板”损伤。“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一些著名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得一身伤回家之后，翌日早晨手拿毛主席“大作”离家出走，到什刹海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到“新中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最终落得这样下场。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伟大领袖倡导和实施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一声“令下”，她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青年演员，此人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咬脐郎这个主要角色。他见凤霞看了自己，便把她拉出来毒打，因此左膝盖受了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终身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后，我的祖国前途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在新中国的首都，我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还是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示我的志愿还是做我原来的编剧，我虽然在香港做了两年导演，并拍了四部影片，但电影导演的任务太过烦琐，早已使我厌倦，不愿再做了。和我谈话的电影局主管人断然说：“新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一项光荣庄严的任务，参加新中国工作的人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看来是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的。我这才开了窍，知道“服从组织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当时由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崇敬，我也就老实听话，一切服从了。
到了电影局，头一个接受的任务是描写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的故事片《红旗歌》，由于我没有一点纺织厂的生活基础，几乎拍了近一年，结果当然极不理想，是一个十足的失败作品；当时既无拍摄的价值，拍后亦无保留的价值。往事不堪回首，不说它了。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同事之间，工作也都比较清闲。当时北京轰传出了一位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以新编的《刘巧儿》一剧轰动京华，剧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北京大街上商店里每天都在播放这个唱段，过路人、拉洋车的几乎没人不唱。我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的宿舍里，一些天天见面的同事由于知道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带着他们逛逛老北京的热闹地方，在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过久负盛名的天桥，看到过杂技演员“飞飞飞”，说相声的赵蔼如。这时有人提出了，来自天桥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她已从天桥进人南城的中和戏院，上演剧目是《小女婿》。有人替我了解了一下，她的戏票很难买到，我便打电话找到一个我当年的中学同学盛强，他正在大众戏院当经理，就托他为我买了中和戏院当中一排座位，共十几张票，我请了电影局的全部编导同志，包括上海来到北京开会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戏大家同声说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单舍饭寺电影局了，很久以后凤霞还记得，说等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却怕打搅她休息而没有去。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着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对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至今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说话，说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风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民夫妇，另一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办事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阻如盖，所以不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云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那时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位青年演员倾倒，亦可能是她们听说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稿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上的单房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夫老伺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接受采访，回答了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那篇小文的日期是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吸引人注目的青年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但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老舍教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后台去看她，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上，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唯一的一辆，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你这车是在哪儿买的？”当我回答：“在香港买的。”便不作声了。有的则说了一句：“咱们北京没有。”只是在三年以前我感觉体力渐弱，凤霞加严管我，上街必须叫一位小姑娘跟着我，我也不敢再骑车时，才把这辆被多年为我修车的东大桥有名的王师傅屡次夸奖是至今北京唯一的一辆英国小跑车，像过去说的“宝剑送烈士，红粉造佳人”那样地送给王师傅了。王师傅告诉我，我曾告诉他，当年我告别香港买这辆车时，这辆漂亮的小跑车是挂在车铺的墙上取下来的，如今它还是挂到墙上了。当然它比起当年，和人一样，亦是老了、旧了、失去昔日光彩了。
凤霞让我坐下，二姨倒茶给我喝，就出去了。凤霞对我说，是因为过两天全国青联开会，她在大会上被指定发言，但实在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知从那里说起，也不知该说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找您帮忙。我坐下来，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对她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这时我发现她不断地往手上、脸上搔痒，问她怎么了？她说因为院子里花多，芍药开了，招来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后来点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里间屋的床位，便告辞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门，二姨也一同送我。回到栖凤楼，同院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赶来向我了解情况。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并且知道是老舍的热心介绍，一致赞美凤霞的美和聪明善良，预料我会很快结婚的，并且没有和我商量就径自去找到马彦祥说：“祖光为了你和云燕铭结婚把房子借给了你住到现在。他自己就要结婚了，你应当把房子还给他了吧？”马彦祥把房子交还给我，我把寄存在陈铭德家早已买下的一批红木家具放到栖凤楼的房子里。
头一次我去她家，后来凤霞对我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二姨急于要看到我的缘故。而我放在心上，一时也不能去怀的是她那脸上、胳膊上被蚊子的叮咬，我就立刻想起我有一顶从香港带回来的珍珠罗蚊帐，不正好给凤霞用吗？我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一柄小榔头、钉子、铅丝、绳子……回去开箱子，把帐子找了出来。晚饭后又去了凤霞家里，把罗帐给她挂起来了。到凤霞家里去了一趟，我感到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演员，而且善良纯真，但在生活上却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像夜里被蚊虫叮咬成这样就实在难以想象。
文艺界这种讯息流传很快，没有多久便到处有人谈到我和凤霞关系的话，而且显然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意见是吴某是从香港来的，香港来的必然是生活浪漫，惯于花天酒地，玩弄女人，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看上了新凤霞这个美人，好一阵便会扔掉了。持这种意见的，都是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而且其中大都是所谓“领导”人物，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新凤霞的命运的。凤霞是北京市的演员，当然一切都得听北京市的领导，她的直接领导就是李伯钊同志，凤霞是当时北京最年轻最轰动的女演员，她的终身问题自然成为领导同志首要关心的问题。凤霞后来告诉我，伯钊大姐经常找她到家里，为她介绍过很多进城不久的中、青年领导同志，而她对这些同志都认为不是她的理想，她唯一应付之策便是叫一声：“伯伯、大叔……”拉开距离，远远走开。她告诉我这是在旧社会学会的日常应付外界困扰的有效方法，当然假如遇见了真正的麻烦，这种方法是远不够用的。北京当时文化局的一位领导曾有一次约凤霞夜戏散场到他家里谈话，凤霞应命去时，敲开房门，这位领导却穿着绣衣睡衣，拥着红缎于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脸地和她谈话，凤霞转身便跑出房门。
由于凤霞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干扰现象，促使我们的婚礼作了隆重举行的决定，地点设在我家近邻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大院和大厅内，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这在1951年的当时是北京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凤霞的主婚人是阳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欧阳予情，介绍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京城文艺界的大师老友年青一代都来了。婚礼那天风霞剧团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来了一大伙天桥江湖卖艺的老伙伴，什样杂耍、曲艺。相声、武术、杂技演员，真叫做极一时之盛，我们都开心极了。
这显然是我的意外收获，和民间艺人的交往是我从小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和我的渊源有自，我将会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许多从知识分子那里难于得到的生活和知识的营养。
和凤霞的结合，我感觉这是我一生幸福的开始，我满怀喜悦之情，认为我将永远这样幸福生活下去。以常识而言，这完全是应该容易做到的正常现象。过去旧中国，外侮连年，刀兵水火无法躲避，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未来只有平安欢乐，是肯定无疑的。
1954年我用在香港做电影编导挣来的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面马家庙胡同九号买了一座十八间房的四合院，买房子主要是为把我半身不遂的父亲和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来终老天年。此外我也为了使从小受苦的凤霞从此有一个长期安居的理想住所，这当然也是我俩永久的愿望，凤霞是非常高兴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又是北京当时最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但又闹中取静的一条胡同里，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隔壁。我的父亲吴景渊先生，是一个饱学之士，兼擅诗文书画刻印的著名文人雅士，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半年前因病右肢偏瘫，口齿不清，但他头脑是清楚的。我和凤霞婚后曾去上海探望过父母，两老都十分喜欢这个美丽温顺的儿媳。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依然从事书画，但只能倚仗左手活动。父亲当时便发现凤霞也能提笔绘画，原因是凤霞从小唱戏，长大演主角，所有戏衣都需要自己置备，便在家和母亲一起自己剪裁刺绣，自己画花样，竟打下绘画的基本功，大出父亲所料，他非常高兴；尤其由于自己的十一个儿女，竟没有一个学画的就越发高兴了。
说到凤霞学画应当提到在这之前，我住在栖凤楼的时候。那时我没有接受电影拍摄任务，无忧无虑，经常找寻快乐。有一次我在家请了一些比我年高的客人，比如前辈梅兰芳、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我的同行老友如：于伶、陈白尘……前辈书画家如齐白石、于非阐以及住在同院的盛家伦、黄苗子、郁风等来我家吃晚饭，十多位朋友把我家客厅坐满了。齐白老是由他的看护人武则萱大姐陪同来的，齐老坐定之后，我为他介绍在座的各位，他看见凤霞便目不转晴地被吸引住了。武大姐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齐老生气了，说；“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凤霞走到面前说：“齐老您看吧。我是唱戏的，不怕看。”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郁风站起来说：“齐老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凤霞立即跪在地下叫“干爹。”齐老非常高兴地收了这个干女儿，并且在一家湖南菜馆请了一次客。
以后我和凤霞多次去看齐老，齐老每见到凤霞都非常开心，假如有他的几个学生同在他家时，他常常要其他人回去独留下凤霞教她一人，并且常常叫他最信任的裱画工人刘金涛陪凤霞同去，而且不只一次把身上挂着的钥匙打开常年紧锁的大柜，叫凤霞随意取用他锁在柜里的大捆钞票，要她吃他在柜里的点心。凤霞看见点心已经发霉生毛却吃下一些，钞票从来不拿，告诉干爹：“我有钱，您留着用吧。”齐老还领着凤霞去参拜他已故世的夫人挂在屋角廊沿上方的灵位，叫凤霞拜“干娘”。我随凤霞去过几次齐家，在老人的门房。清宫老太监老尹手里买过几幅老人的画，但很少直接去买干爹的画。那时齐老的画“润例”价格十元一尺，我花钱去买，怕老人不收钱；而老尹有些画，是老人平时不给他工资，只是一月给一张画作为报酬。只有一次陈毅同志来我家，要我和凤霞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我代陈毅付了三十元，那幅画是三尺。我们辞别老人出来时，将军（那时他是上海市长）说：“还要给钱的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只是凤霞演出十分繁重，虽然干爹特别喜欢她，她不能常去跨车胡同齐家。干爹却几次到剧场看她的演出，而且戏散了仍坐在剧场外厅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凤霞只是凭着干爹的几次教导和公公在家时的很少的指点，在以后受害致残后成为一个画家的。但是由于她的毛笔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要我写字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画，等待我慢慢给她填补。她爱说的就是：“干爹说的，我画画，你题字。夫妻画难得：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凤霞在天津南市贫民区家庭长大，从小在“堂姐”家里学戏，受尽折磨和辛苦，第一个心愿就是把戏学好，挣钱养家，另一个心愿就是学文化、识字。开始挣点钱了，就只能买小人书看，多么希望能识字，看印着文字的书！
住在栖凤楼时的一件大事，是住在我们大院楼上一间大屋的好友盛家伦在音乐、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识方面对凤霞的帮助。家伦学贯中西古今，是国内极为罕见的音乐大师，又是著名的“鲁男子”，平日对当代女明星及名女人极漠视，不尊重，但对凤霞极为重视、爱护，经常给凤霞讲课，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学方法，凤霞十分认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戏演完还上楼找他长谈。家伦长年过单身汉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建议干脆请他下楼在我们家吃饭，还买了一块小黑板作为凤霞上课之用。凤霞学习之一是识乐谱，但对此悟性甚差，我发现她始终学不会五线谱，即使最简单的简谱到老也没有学会。正像后来在电脑流行时，我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也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在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凤霞唱腔选集》一书中，凤霞在前言《我的唱腔创作》和末后一篇长文《一个音乐家对我的帮助——怀念盛家伦》中对这一段重要的生活有详尽的论述，我最近重读一遍感动得流泪。
凤霞认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室书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马家庙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为她安置新购买的一个雕花嵌石的小书桌，旁边一个红木书架，买了一架给她阅读、学习的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小说排满了一书架，看到她满心喜悦的样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凤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创腔、排戏，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并且开始了写“作文”，作完了拿给我看。她进步之快使我惊讶，在这期间，她曾参加过大约半年官方办的“六联学校”，是六个单位合办的一个为文化不高的来自农村的老干部提高文化的学习班，她也是非常认真，用功学习的。她的头两篇作文：《过年》和《姑妈》应该就是学习的“作业”，现在回忆，时间大概是1957年的春天，我查了一下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集的《新凤霞回忆文丛》，竟没有收进这两篇文章，该是很大的失误，也很难弥补了。当年这两篇短文就放在我的书桌上，正巧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到我家来为日报第八版约稿，看到这两篇短文，十分喜欢，我就给了他。第八版是专发文艺创作的副刊，很受文艺界的喜爱和重视，发表之后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首先就是文艺界大家尊重的长者叶圣陶先生，并且马上电话通知我，说凤霞两篇小文引起他很大的震动，要我鼓励她多写，而且希望和她见面，为此我和凤霞一起到东四八条叶家去看望过他。叶老十分热情地夸奖凤霞的成绩，鼓励她坚持写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告诉我凤霞的作品具有真挚的生活气息，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希望她坚持写下去，要给她充分的条件。老人对她的关爱和期待之情使我十分感动，假如时势太平，生活安定，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一个把“阴谋”称为“阳谋”的运动，将数十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结果我——当年抱着赤诚热爱祖国。热爱党，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国的怀抱，把家藏的价值连城的二百四十一件无价之宝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接着动员妻子把她全凭自己血汗、甚至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戏衣、头面……几个大戏箱也全部捐献——成为“反党”和“右派”，而妻子对我一腔忠贞、一片赤诚，只为断然拒绝了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和我离婚的威胁，她虽然一个意见没有提，一篇提意见的文章没有写，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风华正茂，在人民的舞台上正在迸发光芒、冠绝当世，就凭她一片坚贞，也凭她在舞台上的奕奕光彩，场场演出都为剧团挣得满座，以大量收入养活全团，闭幕后却不容谢幕就得到后台去劳动，倒痰盂、扫厕所，服贱役、受虐受苦……
“反右”以后，我被送到“北大荒”受了三年磨难，同去的一批“右派”，有的人甚至被折磨至死。但我应属于不幸中之幸，原因是要利用我写剧本，所以一年之后便把我从“劳改”中调到农垦局的文工团，从事写作。于是保得健康身体，三年后平安返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从北大荒回家的那天，凤霞带着三个孩子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贴满“欢迎”字样的剪花、剪字，喜气洋洋的光景。但临去北大荒告别因“中风”而口齿不清的父亲的形象，也涌到心头。又想到接得电报“父逝速归”而收到时已过半个月、只有悲伤落泪的情景。自然也会联想到三年前告别父亲时不敢说明我被诬为“右派”只说是因公出差，父亲已半身不遂，全家把报纸、杂志对父亲封锁怕他知道真相导致病重，更想不到半年之后父亲会和我永别，而以后又出现了更加粗暴野蛮的“文革”，把我关到了所谓“干校”，使凤霞也失去了自由，从而使我年高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婆婆”虽然年近九十负起一家的重担，最后精疲力竭在医院去世。
凤霞受苦受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所致，当时整个北京文艺界对我进行了严厉的、决不留情的批判，大会小会不下五十次之多。而我的妻子新凤霞受到的便是从她自己的直接领导中国评剧院，上至北京市领导，再上至中央级领导，都劝她和“大右派”的丈夫离婚，但凤霞表示出的是对于这样的压力绝不接受，一切威逼、利诱，软的、硬的都置之度外。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已成了一片“打、砸、抢”的人间血海，她在一切威胁压力之下，没有丝毫的动摇，所有的迫害在她后来出版的《我与吴祖光》一书中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但是使我更加愧悔的是，这本在四年前广西出版的十五万字的小书，我竟是在今天要写这篇小文时才在两个深夜里，在凤霞这些年来每天伏在的这张书桌前读完的。凤霞已经别我而去，我怎能不伤心落泪！她受了多少压力，挨了多少打骂，没有丝毫的屈服。对于那些冷酷的所谓各级“领导”，那些野兽一般的“群众”，没有点滴的屈服。她总是说我是男子汉，而她才是真正的女英雄，我远远比不上她。
事情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而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和平安定的今天。亲爱的凤霞居然以残废之躯，半个身体没有虚度过二十三年每一个日日夜夜，写出了四百万字，画了几千幅白石老人风格的水墨画，每幅上我都为她题了字。
对于凤霞寄予最大期望的、已经去世的前辈叶圣陶先生曾在她左肢致残后为她写过两首诗，表示了老人对她最诚挚的感情：
其一
家常言语真情意，读来深印心儿里；
本色见才华，我钦新凤霞。
人生欣与威，自幼多经历；
尝诵闯江湖，文源斯在夫。
新凤霞同志每有新作刊布，诵之辄叹赏。因填菩萨蛮一阕藉致钦慕之意，幸笑存之。
一九八零年秋叶圣陶
其二
宛睹击庐白石毫，凤霞寿我十蟠桃；
心灵手巧多能事，剧艺文章价并高。
凤霞给蟠桃惠贶酬以一绝。
一九八四年十月叶圣陶
我和凤霞一同去北京东四八条叶圣陶先生家，叶老对凤霞的关心和喜欢至今如在目前。他是第一个对凤霞寄以厚望的老前辈，凤霞没有辜负他的心愿，她一生取得的成就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她受到的冤枉、委屈、折磨、虐待，无人可代，她取得光辉业绩，她的坚贞勇敢也无人可及。
写到这里，想到凤霞生前对我的一片深情，真教我惭愧无地，无从报答。我现在只能以常州的告别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两个月前的阳春三月，我接到我的故乡常州的邀请，由于前辈画家刘海粟美术馆落成，将于四月五日举行开幕典礼，要我和夫人新凤霞一同参加。凤霞近年来行动日见迟缓，毕竟日见衰老，和我们从和平里迁居过来的时候，不觉已经过了二十三年了。那时候她以残疾之躯，只要有人稍事扶掖便可以轻松地上楼下楼，但近年来显然地腿脚大不如前，遇到热情的客人邀请出去吃饭，至少要人在我们的四层楼里背上背下，那也只是遇到难以辞谢的原因。但是这回听我一说是常州之邀，几乎没有多想便说：“我是常州的媳妇……”以满腔欢喜的心情答应了邀请。而且立即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中国铁道报副社长郑全庭先生，请他给我们俩以及日常照顾她的山东小枣之乡的乐陵姑娘王朋朋买来四月三日下午的直达上海的火车票，全庭还亲自送我们上了火车，同车的还有一对画家毕克官、王德娟夫妇，另一位是我们年轻的热情朋友天津“东方周末”的记者田丕津，这个摄影记者多年来过从甚多，有踩破门坎的交情，他行动快，办事快，说话快，一切麻利，力气也大，是凤霞最信赖的人。
长年来，凤霞所到之处都会引起轰动，她是一个快乐天使，在火车上，除了引起同车旅客的注意，常常过来看她之外，列车员引来列车长、车警，以至餐车的服务员、厨师和厨师长都先后来到我们车厢里和她一起拍照，大田随身带着照相机几乎没有闲的时候，每张照片都记下人名，我们那个车厢从动身到常州的终点都是一路欢声。
4日车到常州，我们住在常州大酒店，大田陪我住在1426房间，小朋朋陪凤霞住在隔壁1427房，凤霞的喜悦溢于颜色，多次提到她是常州的儿媳妇。第二天就和我一起参加了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式，并且由我推着她的轮椅细看大师的每幅作品，我们都想到几年前大师和夫人夏伊乔一同来到我们的北京东大桥家居的情景，大师现在已经成为古人，夏伊乔夫人也由于身体的缘故没有出席这个展会。人世，就是这样无常的。
6日下午我和大田一起去了常州的红梅公园，我一年前为公园书写的一对长联悬挂红梅阁正面的两根抱柱上，大田照了相，常州电视台带着摄像机，并派记者一路采访。走遍了历代常州名人、名士的纪念馆，又去了常州著名的文人名士聚居的“青果巷”；令人惋惜的是旧时的房屋，大都拆毁改建，只立了一块令人怀旧的碑碣，看来留存遗迹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人们的记忆却是难以消失的。
从青果卷回到酒店之后，凤霞抱怨我下午没有告诉她跑出去半天，但我临走前见她睡得正好，就没有惊动她，又有朋朋在照顾她便放心走了。那天下午王德娟女士还给她画了一幅素描小像，她看了说是一个“小胖子”，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可爱的小胖子。当天晚上我们还一同到剧场去看了当地剧团演出的常州喜剧《龙子龙孙》，她不太懂常州话，但非常专心看戏，演出结束还上台和演员见面。演员出身的凤霞对她的同行一向是十分尊重的，她上台对演员表示感谢，并说这戏表现的是当前生活的非常重要而严肃的选题，也表现出演员的功力。由于她的上台，全场观众也大都留在场里看她，和我们一起出场。
第二天我大部分时间在屋里接待当地的访问和看常州的一些材料，凤霞则被常州的一些朋友留在她的房间里画画，大概画了近十幅水墨大画，我过去看过她几次，感到她兴致勃勃，难得每幅画都画得很好。在家画画不是能保证张张都好，而我认为不好的就不肯为她在画上题字，她则是一贯照她义父白石老人的关照她画我写的惯例，连签名都不写，经常告诉朋友们或求画者，说这是“义父”和“老师”生前的遗教：“夫妻画”。而四月六日的近十幅大画真是张张画得都好，十分难得。将近六点钟，又答应了晚上还要去剧场看戏，当时在她的房间里除去我两个、朋朋、大田之外，还有毕克官夫妇，我的常州表妹——常州文物商店经理庄宜，刘海粟美术馆的书记张安娜女士，我们要下楼去晚餐，然后同去剧场。下楼之前，凤霞要朋朋扶她去一下厕所，进去不过半分钟就听见朋朋急着叫人，庄宜和王德娟就跑了进去，我也跟进去，见凤霞已扑倒在朋朋腿上，在不断地呕吐，并用右手捶头，说：“疼……疼……”大家忙着把她抬了出来放在床上，她仍痛苦地说：“疼……”呕吐不断……
我们立即把常州为我们照顾身体的医生请来急诊。他开始急诊，并诊断为“脑溢血”，立即通知了市领导，很快由急救车送到常州第一人民医院，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便由一位专家进行了检查，通知我立即进行手术治疗，但有一定危险，要我签字。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的救治方法，她便被送进了手术室，由于是无菌手术室，我不能跟随进入，只有在外面等待。事出意外，而且事起仓促，常州当局尽一切力量抢救，并通知我手术后人已昏迷，但情况正常，希望可以抢救过来。使我感动的是政府各级领导动员一切力量，包括中央有关领导都表现了巨大的同情和关心。江苏省委和政府也都派了专家、医师参加抢救工作。经我再三要求看看凤霞在病房的情况，医院才同意我隔着窗子看她，但是太远我看不清楚，我又要求给我一个望远镜，只稍许近看了一些。这时，我已把三个子女都从各自的所在法国、香港和美国电召来到常州。来自北京的四个花篮：全国文联、全国剧协、周巍峙、高占祥的一直并列摆在凤霞的病房里。由于出现了第二次溢血，凤霞于4月12日11时逝世于常州，其间中央领导同志表达了热情的慰问，李岚清和丁关根同志并且来电询问病情和关怀，都使我全家十分感谢。
从4月4日至11日凤霞在常州只匆匆过了几天，清醒的时刻，则只不过三天而已，但她是在自称为“常州的媳妇”幸福而欢乐的时刻告别人世的。正在春风拂面、江南草长的美丽时光，毕竟太过匆忙了一些。她是在记事的幼年时，经“堂姐”杨金香临别告诉她才知道与出生地苏州的渊源，而且说不出那时是几岁时光？我在很久以前问过她：“你的记忆力这么好，难道一点也记不起苏州一点半点痕迹？”她只对我说；“记得一点点。小时蹲在家门口，家门就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说：“对了，那就是典型的苏州。我去过，是东方、中国的威尼斯。”
我们的晚年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有时矛盾还十分尖锐。那就是每次我看到她艰难辛苦的走路或作什么吃力的活动时，立刻联想她受害时的情景，不免愤怒责骂，骂当年那些迫害她的人。每当这时，她一定立即反对我这样责骂。此外就是她习惯于听我的电话，我的确是由于她行动困难，给她打电话的人又多，才特别装了一个电话分机在她的书桌上，为了给她更多方便。但经常在我与人交谈时怒责这种不公平现象时，凤霞的声音便出现了，阻止我再说下去。使我不得不愤怒地责备她破坏我的“言论自由”，批评她乖离常识，是干扰别人自由的违法行为，我竟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她出于对我的关怀，怕我“闯祸”。好友郁风贤姐在悼念凤霞寄自澳大利亚的悼文中说：
“祖光啊，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担心！生怕你在人前在纸上胡说八道，再惹祸端。”
多么简单！多么明白！郁民大姐比我理解她多得多了，而我就这么粗心，和她共同生活了大半生，她由于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才形成这么大的戒备，无非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我竟如此迟钝，如此无知。现在理解了这一点，但是一切都迟了，只留下终生的悔恨。而且平心而论，无论是大环境。小环境，现在比起苦难的当年毕竟是宽松、开放多了，也安全多了。过去不会再来，为了纪念亲爱的凤霞，且不再牢骚、不再怨恨，安然度过余生、晚年吧。
凤霞走得太匆忙，临去时连叫我一声都没有，我最后听到的就是她一只右手捶着头，说：“疼、疼……”医生赶来，我就退后，再也没有听见她说一句话了。王朋朋告诉我，她最后说的是：“回首往事……”那是说她还有知觉，还在思索。没有到达常州时她天天都在写文章，都是往昔的回忆，每天都在写，没有一天空过。
为了证实朋朋告诉我她说的，我特别打了一个电话给常州的表妹庄宜，问她凤霞得病后听见她最后说了什么？她在电话里回答我：“凤霞最后说的是：回首往事。”
这四个字不像她日常的习惯用语，但却是她在受到惨无人道折磨以致残废半身之后，写了四百万煌煌大作的全面概括，是她一生写作的总标题。现在我只觉得她的痛苦全是我的过错，我终身不能报答她了……
这篇怀凤短文，写写、哭哭、停停，历时半月才匆匆写就。生平没有写得这么困难，这么吃力过。在凤霞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上，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凤霞仍旧坐在这儿，但她却真的不再回来了。她是由一行灵车、警车护送从常州直接到北京八宝山的墓地的，她永远不再回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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